王心扬：美国主流工会保守主义传统的形成、发展与僵化
王心扬：美国主流工会保守主义传统的形成、发展与僵化
主讲人简介
王心扬，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从1988年起，先后任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耶鲁大学美国研究系及历史系博士后、讲师。1991至1995年，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比较美国文化系及历史系助理教授。1995年转至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2012年荣休后，先后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目前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文史哲》杂志英文版执行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社会史。
王心杨教授在讲座现场
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邀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荣休教授、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王心扬老师于2019年5月7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做了题为“美国主流工会保守主义传统的形成、发展与僵化”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立新主持与评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等来自校内外的20余位老师和同学到场聆听并参与讨论。
讲座通过三个部分对“美国工会为何少有激进主义”这一美国劳工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解答。在第一部分中，王教授首先系统梳理了美国学界对于这一问题探究的学术史。王教授指出，尽管由美国威斯康星学派经济学家康芒斯（J. R. Commons）所提出的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框架至今已历数十载，但是它却依旧是所有相关学者进行理论阐发的起点。根据康芒斯的观点，美国工人之所以少有激进性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原因：第一，美国的工人普遍抱有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定，而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第二，美国的公民由于大多具有普选权，因此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个人意志的愿望不甚强烈；第三，美国社会因为具有很强的地域与阶层上的流动性（mobility），因此，工人阶级缺乏进行“暴力革命”的强烈动力。
对于上述论断（尤其是其中的第一条），许多学者结合史实提出了各自切实的批评。例如，就有学者结合林恩（Lynn）镇制鞋工会的案例研究指出，美国工人并非如威斯康星学派的观点所言没有阶级觉悟，而是恰恰相反，拥有着很强的“阶级意识”，因为从他们遗留下的史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工人们始终能够有意识地将“雇工”同“雇主”区分开来。然而，以美国劳工史研究权威、王心扬教授的导师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为代表的学者们却颇具见地地指出，上述攻击对于康蒙斯的解释框架而言其实并不具备足够的解构力，因为它们仅能说明美国工人的确拥有着“阶级意识”，然而它们却不足以表明，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必然的是一种倾向于激进主义的“阶级意识”。与之相对，蒙哥马利教授指出，美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恰恰遵循的是一套较为保守与温和的逻辑。
在第二部分中，王心扬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对蒙哥马利教授的观点进行了更进一步阐发。他指出：美国工人阶级意识中拥护美国基本政治制度（民主共和制）和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观念其实一直可以上溯至前工业化的“工匠时代”，并一以贯之，历百年而少有易变。
之所以美国工人群体的“工匠起源”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工会运动的保守主义特性，其首要原因在于，在美国，一般被设想为和工人阶级尖锐对立的“既存制度”恰恰是由工人阶级的前身“工匠”一手参与缔造的。王教授指出，如今时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一点是，包括托马斯·潘恩、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在内的一批美国革命先驱们的本业都是“工匠”；同时，在《常识》、《独立宣言》等重要革命文献的拟定与印刷过程中，工匠群体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因此，可以较为安全地得出结论，即既然美国的既存制度是由工人阶级的前身“工匠”所一手参与创建的，那么，美国工人彻底推翻它的意愿相比旧大陆就会小许多。
美国工人群体的“工匠起源”给予后世保守主义工运的第二项遗产便是深植于工人头脑中的私有财产意识，以及欣赏“起点平等”甚于“结果平等”的工匠价值观。王教授指出，由于美国工人的前身“工匠”大多都是训练有素、拥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型工人，因此，他们大多十分珍视“技术”——这一久经学习方才最终掌握的“私有财产”；也因此之故，美国的工人们天然地便排斥激进主义工运所许诺的“结果平等”，因为这无异于剥夺了他们凭借个人技艺以寻求更好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崇尚“机会均等”而非“分配均等”的工匠价值观直接导致了美国的工人群体同力主保障“私有财产”的美国既存制度更趋亲和，而非尖锐对立。
工人的“工匠”源头为之后美国工会运动所垫下的第三项基调便是“行业性”而非“跨行业-整全性”的组织形态；而也正是这一组织形态直接导致了激进主义工运在美国很难产生。王教授指出，尽管在19世纪后半期美国也曾在欧洲的影响下短暂出现过类似 “劳工骑士团”（ Knights of Labor）这样的“跨行业”的工会组织，但是，由于传承自工匠时代的“同业工会”传统十分牢固，再加上“跨行业”的工会形式未能很好地调和美国工人们之间的族裔矛盾，因此，它们未能实现团结起全体工人的目标，并在面对“劳联”（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这样既保全了原有的同业工会、又提倡同业工会之间协同合作的新组织形式时黯然落败。而“同业工会联合体”式样的工会形式又直接限制了激进性工运在美国的发展——因为大多数的激进运动都以高扬全体工人的“共同福祉”为号召；而同业工会的存在却时刻提醒着工人，在宏泛且理想的“整体福祉”之外，还存在着相对狭义并且更为现实的“行业福祉”；这就使得激情澎湃的斗争形式普遍不为美国工人们所欣赏，而稳健缓慢的谈判改良取径则更易受到青睐。
在第三部分中，王教授以时间为线，提纲挈领地爬梳了美国的工会运动自镀金时代的“小高峰”，到20世纪逐步走向保守、再到“僵化”的历史进程；并指出，尽管工会运动确曾在19世纪末的美国经历过一个相对繁荣的历史时期，但是，由于美国工会运动前述的“工匠起源”以及工人阶级内部深切的族裔与行业利益矛盾的存在，实际上，激进主义从未占据过工运的主流；到了20世纪，随着政府调整了19世纪末期武力镇压工人罢工的既有策略，转而倾向于调和劳资矛盾，美国工运更是彻底走上了保守与“僵化”之路。当然，王教授也提醒听众注意，即：尽管“保守主义”始终是美国工运的主基调，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美国工人中曾经出现过的激进力量，例如“世界产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等；而且，在对美国的劳工运动史进行内部考察的同时，“国际视野”也必须被纳入考量因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劳工运动的影响等）。
在随后的评论环节中，王立新教授向王心扬教授的精彩讲座表达了感谢。王立新教授指出，王心扬教授的研究，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在方法层面，都使与会师生深受启发：传统研究主要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视角来解释美国工运中的保守主义倾向，而王心扬教授则另辟蹊径，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重新回答所谓的“桑巴特之问”（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引入工匠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和历史连续性等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他在使用阶级范畴来阐释美国劳工史的同时，又兼顾种族的范畴，并特别提出要在以阶级为纵轴、种族为横轴的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劳工运动。同时王心扬教授还注意到劳工史研究的跨国视角，将劳工史和外交史相结合。这些方法对我们研究美国史的其他领域也是非常有助益的。
在讲座的最后，到场师生们也向王心扬教授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问题，内容涉及工匠与工业化的关系、工会面对战争的态度、宗教因素对工会运动的影响等等，王教授均一一给予了细致的回应，其简要而精到的回答使到场师生均深受启发。
讲座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