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创新：美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7月24日下午第一场会议实录
传承与创新：美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7月24日下午第一场会议实录
翻译整理：陈晓彤 校对：任慈
东北师范大学 美国所
7月24日下午，在由堪萨斯大学的贝斯·贝利（Beth Bailey）教授、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王希教授、密歇根大学的梅丽莎·博尔哈（Melissa Borja）教授组成的小组中，与会嘉宾重点关注了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宗教，以及美利坚民族建构中的排斥、限制和融合问题。
（一）
首先，贝斯·贝利教授主要关注了大众机构（mass institution）对美国民权运动以及美国种族问题的应对措施。贝斯·贝利教授指出，种族问题在这一特定时期具有着特定内涵，社会变革与以社会变革为愿景的基层行动密不可分，但传统因素在这一过程依然发挥着自身作用，因此，为求社会变革的斗争应该是能够与社会传统相融合的。在本次发言中，贝斯·贝利教授将考察重心放置于美国军事机构，尤其是美国陆军（the U.S. Army）在种族融合方面的作为。贝斯·贝利教授先于宏观层面剖析了当时的社会背景，1968年的美国经历了“春节攻势”（the Tet Offensive）、暗杀事件及一系列的种族骚乱，可以说，种族分裂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同样存在于军队内部。
贝斯·贝利教授提及1968年的LBJ暴动（Long Binh Riot），并以具体实例分析了广泛存在于报刊等媒介中的美国社会对种族主义批判的言论。贝斯·贝利教授强调了军队在种族问题方面的独特角色，因为普遍认为美国军队在种族融合方面相对具有优越性。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军方领导人表示，军队中的种族问题正威胁着部队的作战力和任务效率。军方开始讨论“另一场战争”——在黑白士兵之间的战争。基于此，贝斯·贝利教授特别考察了美国军队作为一个大众机构是如何回应种族问题的变革呼吁的，探讨这些变革呼吁是否具备着重要意义与清晰理念，并基于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视角，分析机构传统惯例、具体实践、固有理念及彰显机构变革的观念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贝斯·贝利教授先抛出了黑人士兵于这一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想要什么这一问题。他们基本诉求与军队中的种族主义密切相关，但又不止于此。在黑人文化民族主义（black culture nationalism）运动的影响下，大量黑人，尤其是年轻群体，认同黑人文化，拥抱黑人身份，也希望在组织机构内强调黑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性，而这一诉求集中反映于头发这一看似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上，头发在当时成为了黑人权利的象征并获得了巨大关注。贝斯·贝利引用了华莱士·特里（Wallace Terry）的话，强调黑人士兵对头发政策的关注；随后其又引用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调查数据指出科罗拉多州卡尔森堡（Fort Carson）的士兵对军队头发政策的关注与不满。贝斯·贝利教授进一步解释到，头发成为了文化认同的象征，被赋予了比其本身更丰富的涵义。
继而，贝斯·贝利教授论述了军队的回应。美国陆军部队首先接受了“种族意识”的概念，认可强调黑人文化身份的重要性。在具体举措上，陆军和空军交流处(Army and Air Force Exchange Service，PX)聘请了特定非洲专家在世界各地培训相关人员，教导他们黑人头发该如何修剪，专门设计了针对有色人群的发型产品，如“永不停止”族裔产品系列（“never-out” Ethnic products）。但该回应却触及了军队作为大众机构固有的制度逻辑。军队是强调一致性的组织，强调差异性的文化身份可能会与士兵这一统一身份相矛盾。部队的黑人文化整合举措引起了争议，其中一些争议源于种族主义，也有部分是因与其制度逻辑相悖。贝斯·贝利教授进一步解释到，黑人士兵得以强调自身特定的文化身份，但其他士兵会怎样？比如那些认同南部同盟文化，同样希望强调特定文化身份的南方白人士兵会怎么样？黑人士兵认为“联邦战旗”（confederate battle flag）是一种白色霸权，但一些南方士兵则坚信它不是，反对将烧毁战旗作为一种身份的表达，并反对将烧毁战旗视为改善军队内部种族关系的举措。另一方面部队的回应也唤起士兵对其它形式的身份的追求，比如，在披头士乐队的影响下，部分士兵要表明自身年轻，时髦和酷的文化形象，并提出想留长发。贝斯·贝利教授强调，在当时，这些白人士兵认为发型及其内涵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贝斯·贝利教授继而论述，在一段时间内，军队一方面强调军队统一性的重要，另一方面他们认可士兵对特定文化身份的寻求。军队对头发问题进行了回应，但相关政策的不一致性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为此，军队内部迫切需要详细、严格的头发管理制度。随后，贝斯·贝利教授展现了一系列详细的士兵头发管理要求，并指出连国会也参与进其中。贝斯·贝利教授指出，这一系列严格的管理要求表明军队作为大众机构在回应种族问题变革呼吁中的方向调整，他们认识到，士兵特定文化身份的明显表达难以适应军队管理的需求。军队为履行其国民使命具有自身的特定要求，而每个士兵的主要身份为“士兵”这一统一身份，士兵身份必须优先于其他身份。统一秩序纪律和规则是军队作为组织机构的关键，因而他们不能专注于种族意识，他们所做的就是从可见象征主义的观念转移到军队管理的传统领域，如领导问题，晋升，代表问题，教育问题。
（二）
王希教授主要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著名演讲《我们的多元民族性》（Our Composite Nationality）进行分析，其写作缘由大致如下：其一是王希教授对重建时期的长期兴趣，其二则与自身历史教学经历及需求相关。在这篇演讲中，道格拉斯表达了欢迎中国移民的态度，对反华（Anti-Chinese）态度进行了反驳。王希教授指出，该演讲在这一时期具有重要意义，在当时，西部等地的反华情绪酝酿，“黄祸”威胁论弥漫于美国社会，而道格拉斯作为黑人的主要发言人，在奴隶制废除不久，即对中国劳工表达了热情欢迎。同时，道格拉斯在演讲中表达了他对建立多种族、多文化的美国的期望，该期望承载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王希教授指出，道格拉斯意识到内战给美国提供了新生的机会，旧联邦已经消失，新的美国必须诞生。道格拉斯提出了自身关于国家命运的思考，其先考察了何为国家的问题，并提出了关于重建美国的三个基本问题：我们是什么；我们可能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什么。道格拉斯强调了美国的强大，并指出对于美国，真正的挑战不是制度、政府形式、立国原则，更多源于美国对平等原则的拒绝实施。美国面临着新的问题，在《蒲安臣条约》的影响下，当下已有大量中国劳工进入美国，这不仅与中国了劳工本身意愿相关，也与美国社会多种因素相关。比如，奴隶制废除后，南方原奴隶主引进中国劳工，希望将他们作为黑人奴隶的“替代品”，以此报复黑人。
对于大量的中国移民，道格拉斯明确地表达了自身的欢迎态度，表明自身支持中国移民入籍、获得美国公民的权利、选举、担任公职等。道格拉斯在演讲中指出美国应欢迎中国移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并表达了美国社会得以融合这些移民的信心。道格拉斯反驳了部分反华言论，指出，是中国移民前来寻找我们（美国人），而非我们（美国人）前去寻找他们，同时，中国移民的前往已表明了他们能够改变自身的能力与期望。而在回应中国移民为求利益违背诚信的言论时，道格拉斯给出了简单的解决方案，即让诚信成为中国移民的利益，让适用于美国的公正原则适用于中国移民。道格拉斯还认为，中国移民的到来有助于美国的强大，他们将增加美国国家财富、帮助偿还债务、解决税务问题，等等。道格拉斯在发言中还立足于抽象原则，其指出，美国的行动应该符合正义，自由的人类平等原则，应将重塑各地前来寻求庇护的人并帮助他们融入美国社会，与他们共享自由，共建政府。王希教授指出，这种愿景彰显出道格拉斯对美国社会融和移民的能力持有着强烈自信心，也表现出道格拉斯的远见，在其期望下，美国的新生不仅关乎自身，也关乎着人类文明的命运。
随后，王希教授将道格拉斯的演讲纳入更为宏观的语境中加以分析，将道格拉斯的演讲与在其之前的美国国家建设问题的部分重要言论加以比对；又将道格拉斯的思想与林肯思想加以比对；同时纳入长时间段的美国历史中，简要地分析道格拉斯思想的意义及其在今天的角色。
（三）
梅丽莎·博尔哈教授将特朗普政府对穆斯林宗教群体的相关禁令及穆斯林群体的抗议作为导入，考察宗教敌意与限制、排斥移民行动的关系，她指出宗教敌意在美国社会法律和政策制定的漫长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梅丽莎·博尔哈教授希望，自身的发言能够引发在场的移民学者思考宗教在美国移民政策及排外主义运动等问题中发挥的角色。
梅丽莎·博尔哈教授先阐述了宗教与反移民情绪（anti-immigrant sentiment）之间的联系，指出宗教差异是美国白人基督徒认为少数族裔将威胁美国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梅丽莎·博尔哈教授分析了宗教与移民法之间的联系，移民法尽管看似与宗教毫无关系，但其往往对不同宗教影响不一，且往往偏向于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因此学者应更关注移民法是何以成为控制群体及增强基督教徒权力（尤其是新教徒）的工具这一问题。
梅丽莎·博尔哈教授指出，宗教差异与种族差异往往交织在一起，宗教敌意是美国排外心理的重要组成。例如在内战前对爱尔兰移民的排斥。排外主义者将爱尔兰移民污名化，视他们为穷人、醉汉，破坏民主的人；同时还提出了伴随着爱尔兰移民的天主教徒带来威胁的言论，这种对天主教的敌意通过一无所知党发挥着其政治影响，也在流行文化中扮演着角色。19世纪下半叶，宗教差异在反华问题上也发挥着重要的的影响力，排外主义者认为中国人是不道德，不文明的野蛮人，将危及美国白人新教道德。随着排华运动进一步发展，宗教敌意在对亚洲移民的排斥中也继续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在此，梅丽莎·博尔哈教授引用了排亚联盟（The Asian Exclusion League）于1911年的言论加以阐释。此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反犹太主义是美国人拒绝接受犹太难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佛教情绪助长了美国人对日本移民的迫害，等等。
梅丽莎·博尔哈教授认为，一些移民法看似与宗教毫无关系，但其实则更有利于新教徒，典型如美国于20世纪20年代实施的移民限额制度，应该说，移民的民族来源与宗教有着密切联系；随后梅丽莎·博尔哈教授通过对比1965年移民法实施前后美国穆斯林、佛教、印度教教徒数量进一步论证自身观点。同时，梅丽莎·博尔哈教授认为，美国难民安置利于基督教，并以赫蒙族（Hmong）难民安置问题进行阐述论证。美国在难民接收优先考虑赫蒙族年轻群体，其不利于赫蒙族传统信仰的传承；同时，美国赫蒙族难民安置多由基督教组织运作管理。
最后梅丽莎·博尔哈教授通过提及乔恩·巴特勒（Jon Butler）于《美国历史》（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著名文章（Jack-in-the-Box Faith: The Religion Problem in Modern American History）再次呼吁学者对宗教在美国移民政策及排外主义运动等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思考。
（四）
点评环节：自阿尔斯卡安克雷奇大学的河宋昊（Songho Ha）教授以问题的方式对三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点评。首先，他针对贝斯·贝利教授的发言提出，美国黑人士兵对军队头发管理的反应，在军队实施严格的头发管理举措后，黑人士兵是服从亦或是继续抱怨。针对王希教授的发言，他将道格拉斯的言论与托马斯·杰斐逊“人人生而平等”的言论进行比对。而关于梅丽莎·博尔哈教授的发言，他提出1994年至2014年这二十年间美国新教教徒的教会出席率似乎有所下降，并询问梅丽莎·博尔哈教授对此的有关看法。他还进一步询问到，宗教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力将会有所下降吗？
贝斯·贝利教授指出，一切都在发展和变化，士兵和部队的目标也都在发生变化。美国黑人士兵加入军队不再那么关注“无形”的文化符号和象征，军队的管理者吸取经验越发重视“有形”的制度措施，来保证有色军人的领导权和晋升等内容。通过这两个语境的协调和努力，军队努力克服种族问题的副作用和消极影响。
王希教授指出，托马斯·杰斐逊“人人生而平等”的言论中的“人”具备特定内涵，比如，这里的“人”不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从德雷德·斯科特案件可以窥视，而道格拉斯所指的“人”则更具普遍意义，而这也是这篇演讲的重要价值体现。
梅丽莎·博尔哈教授指出，尽管宗教教徒不定期参加教会这一趋势已存在多年，但对其他宗教的敌意依旧存在，如她提到的特朗普政府对穆斯林教徒的禁令。同时，她提出，有关学者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该研究认为积极推行宗教排外主义的人反而往往是偶尔出席教会的成员。
自由提问环节
（1）梅丽莎·博尔哈教授论述了宗教在美国移民研究的重要角色，综合地运用了宗教及移民两种分析视角，询问梅丽莎·博尔哈教授提供有效地运用不同分析视角的研究典范；梅丽莎·博尔哈教授认为，贝基·威廉姆斯（Becky Williams）关于排华问题的研究为典范之一，其有效地考察了宗教与移民政策的相互影响。
（2）道格拉斯曾对性别问题相对关注，但在这篇演讲没有提及女性，请问王希教授，你能否想象缺乏女性的“多元化国家”的构想 ？王希教授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好的问题，而自己一直对这篇演讲的有关问题进行着思考。他提到，这篇演讲发表的时间是美国反华情绪酝酿之际，所以这可能道格拉斯将重心更多放置于族裔问题上的原因；而黑人妇女问题也可能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王希教授进而说到，自己无法想象一个缺乏女性的“多元化国家”的构想。
（3）询问宗教在移民政策之外的作用发挥？宗教在其他国内政策是否发挥着其影响力？梅丽莎·博尔哈教授举了军队中宗教多元化的现象回答了该问题，进一步强调应更关注不同研究视角中“重叠”的部分。
本期编辑：东北师范大学团队
编 辑：刘依纯 责任编辑：王佳欣
编 审：张勇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