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珊：忆方生先生

忆方生先生

惊悉方生先生离世。深感悲恸，谨记二三事以致哀念！

1990年11月中旬，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河南大学召开年会。我是在那次会上第一次见到方生先生的。当时我的导师，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李世洞教授担任学会秘书长一职，在李老师、刘景霞老师带领下，几位同学和我随同参会，在会务组帮忙。

方生先生到会后有感不适，会务组安排我陪同方先生到河南大学校医院看诊。在专业上还没进门的我跟方先生说上了话。当时的感觉就是方先生是一位宽厚和蔼的长者，说话慢条斯理的。会后有幸随同李慎之先生、刘绪贻先生、方生先生夫妇、李道揆先生和我导师李世洞先生从郑州前往洛阳。当时的交通不是很便利，用时较长。不过途中收获很大。一是在途中聆听到各位前辈泰斗的对话，虽然当时的我懵懵懂懂的并没听懂什么；二是加深了对商务印书馆的了解，了解到方先生在西方政治学说、政治制度、中美关系问题等方面的编译贡献。科普了我对专业书籍经典书目的知晓，开启了我专业学习的一扇窗；三是当时的路况和沿途环境都与今日的相差甚远，在途中方师母教了我应对途中某些环境的方法。学疏识寡的我很是诧异，心想像师母她们这样资深的高端知识分子怎么会知晓应对那样的环境，便弱弱的问出了口。师母很淡然地告诉我，她们是当年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学会的。这让我对国史有了一点感性的认识。

第二次见到方先生是在1991年。方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的另一位老师到武汉出差，刘绪贻先生安排潘迎春和我陪同二位老师观光武汉大学校园。我们漫步过珞珈山的校道，登上了樱园图书馆的顶层，在外廊眺望了东湖风光。陪同过程中再次聆听到先生娓娓道来的专业知识，领略了先生儒雅的学者风范。

在2000年国际关系史研讨会上，我认识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编辑部的李申老师。在向李老师请教的过程中提到了方先生。于是我来了话题，告诉李老师我认识方先生，并表述了对先生的敬慕之情。李老师听后告诉我，方先生不仅也是她可敬可爱的师长，而且还是她的族爷爷，本姓李，年轻时走出封建家庭，投身革命，给自己改名“方生”。

我接受过的教育让我对革命者抱有深深的敬意。自此，我对先生学术大家的尊敬之上又叠加了对革命者的敬意。先生虽已仙逝，但先生的德范长存！

愿先生一路走好！

学生秦珊小文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