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一、中美关系面面观
中美关系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与会学者对近现代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进行了回顾，并展望了21世纪中美关系的前景。这次会议的有关讨论反映了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的新动向：中美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仍然受到重视，并有新的成果出现；同时，文化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重点。
1、中美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美关系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历史特征，而这些历史特征对于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吉林大学的刘德斌教授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美关系独特的历史特征的形成，和近代以来两国历史发展的逆向性、中美两国在现代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19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对双方社会内部的深入影响、以及在其中形成的彼此之间不切实际的期望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演变的中美关系，就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两国关系超出了普通国家关系的范围，而与两国人民的政治感情直接的联系在一起；在当今世界诸大国双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摇摆性最大，也是最难以界定的；中美关系也是牵扯范围最广的双边关系，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还涉及到社会和文化领域。
台湾问题向来被视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以往国内学术界通常认为，美国对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一直是支持或纵容的。北京大学的牛大勇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安全理事会、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肯尼迪总统及其下属调整美国对华敌对政策、改善中美关系的举措，集中分析了其敦促蒋介石从中国南部边境和海岛撤军、并阻止蒋介石“夺回”大陆的做法，指出美国政府对蒋介石与中国大陆对抗并试图反攻的政策，是倾向于阻拦而不是煽动的。这一看法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这种基于档案研究取得的成果，获得了广泛的肯定。暨南大学的吴金平副教授从中国游说团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谈到了台湾问题，他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游说团演化成新中国游说团和台湾游说团两个部分，前者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而后者则将把台湾描绘成一个经济奇迹和崛起的民主政权，以抵消前者的影响。这两大游说团在游说方式上各具特色，在美国、中国、台湾三边关系中有一定的影响。
在中美关系史上，影响两国政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一些看似外围的事件，实际上对两个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在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入侵以后，中美两个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动向，形成了一种短暂的合作关系。陕西师范大学的白建才教授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谈到，苏联入侵阿富汗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利益造成了严重威胁，刚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中美两国开始加强外交和军事上的合作，共同对抗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这表明中美两国是存在共同利益的，应当加强相互合作。
贸易和经济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方面，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苏州大学金卫星教授纵向梳理了1844－2000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中美两国在最惠国待遇条款问题上进行的三次谈判和签约活动：第一次是1844年的《望厦条约》，确立了有利于美国的片面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第二次是1946年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形式上平等互惠，实际上是中国单方面对美全方位开放市场；第三次是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至此中美贸易关系才真正进入了平等互惠的阶段。暨南大学秦珊副教授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在广东的投资趋势。她利用广东省及其下属各市的统计年鉴以及在广东各城市工商管理局登记的美国公司的合同档案，分析了美国在广东的投资情况，结果显示，尽管美国投资在不同时期有起伏，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就地区来说，美国投资最早进入的地区是深圳、广州、珠海，然后辐射和扩展到其他地区，目前依然分布不均。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莉文副教授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揭示了美国在中国外贸中的重要地位，并对21世纪中美贸易的前景进行了展望，认为，经济结构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在中美关系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2、文化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
在讨论影响中美关系的各种因素时，观念的作用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的杰弗里•勒格罗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分析了权力和观念在中美关系构筑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在现存的国际关系著作中，大多单方面强调权力或观念，不足以全面分析国际关系，故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来揭示权力和观念是如何共同作用以影响国际关系的。他对这种新的解释框架做了初步阐述，并探讨了它对理解未来中美关系的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张宏毅教授论述了中美价值观的异同与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其主要观点是：中美两国人民在价值观和思想观念上有差异，但也有相同和相似的方面，如果两国人民能互相取长补短，将会彼此受益；但是，有些美国政治家却坚持强迫中国人接受他们的政治价值观，为自己的全球霸权主义战略服务，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在21世纪，美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合理方法应当是承认两国的差异，抛弃霸权主义观念，依据和平共处的原则来解决问题。中央党校刘建飞教授分析了政治文化对21世纪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21世纪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家如何认识、判定和把握双方的利益矛盾和共同利益，而这种认识、判定或把握在相当程度上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中美两国政治文化既有很大的差异，也有许多共性；这些差异和共性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影响着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就取决于这些差异和共性的消长趋势。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少华博士阐述了现代化因素在两个世纪的中美关系中的作用，认为：现代化因素不仅是制约和影响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因素，也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因素，还是促进21世纪中美关系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和稳定器。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看法对现代化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强调得有些过头；另有代表肯定这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一个新思路。另外，中美两国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的观念分歧和共识，对两国关系也产生了影响。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周桂银教授对对此进行了分析。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两国人民之间对彼此形象的认识对两国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而新闻媒体的报道在塑造对象国的形象方面，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教授谈到，对美国新闻媒体报道中国时起支配作用的主要有美国中心主义、否定主义和对冲突的关注等几种观念；同时，美国新闻业中出现了一种发展新闻学，在新闻报道上注重社会发展、进步的理念，如果美国新闻媒体能将这种新的新闻理念运用到对中国的报道上，必将促进中美两国人们更好的相互了解，也能改变美国新闻媒体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上海外国语大学钱皓教授分析了1972年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美国形象的变化，集中研究了6个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期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其研究方法颇有特色，选取了上海（发达地区）、江苏（发展中地区）、安徽（欠发达地区）三地进行问卷调查，而调查对象均为普通人，能基本上反映中国大众心中关于美国形象的变化趋势，其研究结论是，自从1972年上海联合公报签订以来，美国在普通中国人中的形象不断发生起伏。
有的学者还就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提出了新的见解。山东师范大学王玮教授阐述了世界责任的理念及其在21世纪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责任主要指大国对世界所承担的责任，这既是大国的利益和权力所决定的，也是国际社会的需要。世界责任应当包括：建立和维护有序而合理的世界秩序；保证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推动和促进世界性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保护人权。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均承担着重大的世界责任，应当将21世纪的中美关系提升到世界责任的历史高度，推动其健康发展。
二、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层因素
美国对外政策也是这次会议关注的一个重点。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和有关的学术讨论涉及的问题多种多样，视角和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大多体现了美国外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动向：即注重文化因素和思想意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从而深化了对文化与外交的关系及美国外交思想的认识。
1、文化与美国外交
从“9.11事件”以来、特别是对伊拉克战争发生以后，国家安全观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美国的国家安全观经历了历史的演变，影响国家安全观的因素乃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因素。北京大学的王立新教授认为，在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中，仅仅注重权力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不够的，应当重视国家间关系中的文化因素。他的大会学术报告着重探讨了美国自由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美国国家安全观念的影响，同时阐述了美国独特的国家安全观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响。他认为，自由主义与美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一起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美国的自我形象、美国的外交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什么是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如何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世界的和平等问题的看法和实践，形成了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取向，而美国人独特的国家安全观念是其中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国家安全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局限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考虑，而是把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二是输出民主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三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的维持取决于能否按照自由主义原则建构国际秩序。美国独特的自由主义国家安全观念对现代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民主共同体的扩大使大西洋世界保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其二，美国自由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促进了国际社会“法治”的建立。
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的松田武石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以二战后美国和日本文化关系的确立为个案，讨论了文化在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中作用。他指出，在研究美日关系时，战后的两大学派——相交论学派和分歧论学派虽然观点相异，但在研究范式上均强调国家安全、美日同盟体系、两大太平洋巨人之间经济上的合作和竞争；但是，美日关系中的文化层面和人们热切关注的美日关系的“性质”问题同样不能忽视。1951年，杜鲁门向日本派遣杜勒斯和平使团时，杜勒斯意识到文化在美日长远关系中的重要性，遂邀请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长子加盟使团，专门负责与日本的文化和教育合作问题。洛克菲勒在确定美日文化交流的机制、原则、方法方面起了核心作用。美日文化交流的制度化，为美国的观念、信息、技术和知识分子输入战后日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途径，塑造了一批亲美国的知识分子领袖，同时也使美国人认识到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促进了两国的相互理解。松田教授还就一位美国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谈到的新闻媒体与美国向东亚的扩张问题发表不同意见，他认为，必须对“帝国主义”、“扩张主义”、“殖民主义”等概念作出清晰而严格的界定，并明确某一概念所包含的历史内涵的异同，否则只会模糊对美国向东亚扩张问题的认识。
2、美国外交思想中若干主要观念
与会代表在讨论中还涉及了美国外交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念。南开大学博士生施爱国分析了美国外交（特别是对非西方世界外交）的东方主义特性，其表现是一种善恶二元对立论；这种东方主义特性与美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美国优越论”和“美国例外论”一脉相承，因为要证明美国“优越”和“例外”，就需要有一个负面的“他者”来衬托，就必然在外交上将对手“妖魔化”。这种东方主义所带来的褊狭经常会给世界带来悲剧性的后果。南开大学博士生孙建党探讨了美国外交中反殖民化思想的演变，认为，反殖民主义作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但反殖化政策往往取决于其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仅仅考虑到自由、民主或自决。
南开大学博士生丹拥军则就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的渊源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源于清教徒建立“山巅之城”的宗教理想、独立后所确立的民主政体以及自由观念的变化；美国的理想主义发展至今，已涵盖了包括自由、民主、人权、集体安全、民族自决等在内的内容；“理想主义”乃是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河北师范大学的赵克仁教授分析了威尔逊时期的对巴勒斯坦政策，考察了威尔逊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动摇到支持的演变过程，认为理想主义与美国的现实利益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存在着矛盾；威尔逊虽然倡导理想主义外交，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美国现实利益的考虑占了上风。
孤立主义也是美国外交史上一个有影响的政策理念。南开大学博士生杨卫东认为，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对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重新界定产生了影响，以约翰•昆西•亚当斯为代表的政治家继承了父辈的外交思想，形成了以“门罗主义”为标志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
冷战后美国的新世界秩序观念对其外交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武汉大学的汪波教授就美国的新世界秩序观的由来做了探讨。他认为，建立世界新秩序是20世纪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始终追寻但尚未实现的目标；冷战后，美国正式把建立世界新秩序确立为外交政策的原则；世界新秩序概念是一种具有新泛美主义色彩的原则，它主要是冷战后美国在新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制止地区性武装侵略、组织集体行动和建立大国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3、军事战略、经济因素与美国外交
关于美国外交的讨论还涉及军事战略和经济因素。山东师范大学的陈海宏教授梳理了美国海军战略思想由“海军第一”到“海权论”的演变过程，认为，从殖民地时期和独立战争时期，美国人仅仅认识到海军和制海权的重要性，到19世纪前半期提出“海军第一”的思想，再到马汉的“海权论”，逐步形成了系统成熟的海军战略思想。上海同济大学的仇华飞教授考察了战后美国的海外投资情况，将1945年至70年代末称作美国海外资本输出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无论是政府对外直接投资还是私人对外直接投资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同时，美国海外投资的方针、机制、形式和手段都不断变化，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用获取的巨额利润从事扩大投资活动，同时利用同被投资国的科学技术差距，进行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输出，以实现其海外扩张战略。南开大学博士生李胜凯考察了战后初期美国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政策，认为美国在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明显有着排斥苏联的因素，这一政策既是美苏走向冷战的原因，又是冷战的结果。
三、“9.11事件”和对伊拉克战争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和2003年3月20日开始的美、英对伊拉克战争，是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对美国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乃是非常深远的。因此，这两个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大家在讨论中发表了不少精辟警醒的看法。
1、“9.11事件”的影响
“9.11事件”发生已有一年半时间，它对美国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已经日益清楚地显现出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对“9.11事件”以后美国国内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及其对美国自身和国际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他指出，“9.11事件”首先带来的是美国公众对于恐怖主义的恐惧心理，他们比过去30年有了更强烈的脆弱感和警戒性；其次，“9.11事件”给美国政府和总统权力的扩大提供了契机，在越南战争后，总统的权力曾一度受到国会的限制，但是9.11事件后，国会又通过了两项决议，授权总统可以动用武装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拉克；再次，公民的自由也受到了侵害，2001年10月26日，布什总统签署了《爱国法》，授予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巨大的权力来窃听电话、监控电子邮件、检查网络的使用、搜查医院、财务和学生记录，在未先知会的情况下闯进居民家里或办公室；最后，新闻媒体也变得非常驯服，不加批判地支持政府的政策，拒绝发表反对观点，进行扭曲报道。他还谈到，上述各方面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在国内，反阿拉伯和反穆斯林的袭击和歧视猖獗，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民权运动受到打击；在国际上，布什政府的专横和独断表现非常明显，美国和传统盟国的关系趋于紧张，联合国安理事会也抵制美国的强迫命令，世界各国对美国的同情被普遍的反美情绪所代替。
紧接“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加强了在中亚的军事介入，这些举动对大国政治有何影响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孔昊教授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以前中亚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处于边缘的地位，但在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反恐怖主义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头等大事，中亚的战略地位变得突出；为了结成反恐怖主义的联盟，美国加强对中亚各国的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并利用这些国家的空军基地实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美国对中亚的军事介入，影响了中国和俄罗斯与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迫使两国调整与美国的关系。暨南大学的庄礼伟教授分析了“9.11事件”后美国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的文化、心理和制度因素，以及这种倾向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他认为，布什政府敢于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与国内的民意支持是分不开的。
2、对伊拉克战争及其可能的后果
这次会议期间，正值伊拉克战火纷飞，因而对伊战争自然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会议专门举行了一次关于伊拉克危机的讨论。南开大学的张睿壮教授和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美国富布赖特教授加里•赖斯博士分别就有关伊拉克战争的问题做了主题发言，与会学者兴致高昂地参与了讨论，或提出问题，或阐述各自的看法。
张睿壮教授分析了美国发动战争的原因，并对战争的性质和影响发表了见解。他驳斥了美国官方提出的“对伊战争是为了解除萨达姆武装、并将伊拉克人民从独裁政权下解放出来”的说法，指出，美国发动这次战争的真实目的是要建立单极世界霸权。他认为，这场战争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标准，而且是不道德的。战争带来了很多恶劣后果，主要体现在：沉重地打击了联合国、 国际关系准则、多国协商等解决国际冲突和危机的机制；开了一个极为危险的“预防性战争”的先河；损害了穆斯林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有可能导致100个本•拉登式的人物出现。最后，他对伊拉克人民的苦难命运寄以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
加里•赖斯博士宣称自己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来讨论美国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推动布什政府发动对伊战争的因素、战争对布什政治命运和美国国际形象的影响。论及为什么很多美国公众支持对伊动武时，赖斯博士用一个词进行概括：“害怕”。他认为，有三大因素推动了美伊战争的爆发：首先是布什政府中的“鹰派”成员（即好战分子）进行了长期鼓动；布什总统自己就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点燃战争导火索的则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至于战争的影响，赖斯博士认为，军事行动也许会很快结束，但战争的后遗症会在很长时间内困扰着美国，另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人道危机、中东地区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不稳定、美国财政赤字、日益增长的反美浪潮等问题不久就会涌现，因而“战争”不会很快真正结束。
暨南大学的龚泽宣副教授也就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对未来国际政治的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企图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对伊战争上已得到体现。美国现在不仅拥有了实现这一野心的硬实力，而且似乎也具备了相应的软实力。但是，有很多现实因素将会阻碍美国实现这一梦想。首先，美伊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中反对美国霸权势力恶性膨胀的许多国家，将会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展开新一轮的对抗；另外，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企图必将遭遇难以逾越的道义阻力。因此，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图谋最终必将失败。
四、美国政治、社会与文化
作为一次大规模的美国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另一个主题是关于美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个方面，与会代表尤其关注法律与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美国的媒体与大众文化、美国的种族和移民问题，并在一些课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明显的突破。
1、法律与公共政策
在许多人看来，司法独立乃是美国政府体制中“皇冠上的钻石”，而这一“钻石”正在向外出口，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司法体制产生影响。芝加哥大学的杰拉尔德•n•罗森堡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阐述了美国司法独立体制的特点，及其对全球其他国家可能有的借鉴意义。他认为，从政府层面来说，司法独立是指司法部门独立于行政和立法部门之外，法院的判决应由法官来决定，不受其他政府机构官员的控制；从社会层面来说，司法独立是指法官不受各党派、利益群体、压力集团和公众舆论的影响，完全依据法律和事实判决；从法官自身角度来说，法官应尽量抛开自身政治信仰和偏见的影响。美国的司法独立不仅有正式的制度保障，还有非正式的惯例的保证。前者体现在宪法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后者则指在法律实践领域长期形成的不成文规则，如法官和律师对法律伦理的严格遵守、审判的公开性、自由媒体对法院的监察等对司法独立有支持和监督作用。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所必需的，在全球化趋势下，美国的司法独立体制对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各国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法制改革。
还有一些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了美国宪法史和法律史上的一些问题。南开大学博士生侯学华论述了安纳波利斯会议在美国制宪史上的地位，认为它是美国立国思想由邦联向联邦体制转变的一次探索性的会议。南开大学的韩铁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集中讨论美国法律史中私人产权的演变。他认为，美国法律虽然强调对私人产权的保护，但并不等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美国的法律不只是保护既得权利，而是更倾向于保护动态产权；不是只保护私人产权，而是对公共权利也相当重视；它不是只保护现有产权，而是在创造新产权上也敢于进行尝试。正是由于在私人产权和社会经济的长远利益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平衡，美国经济的发展才走出了一条虽有问题、但却相当成功的道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孔庆山副教授从美国土地处理制度中的占地问题着眼，分析了占地与优先购买权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梳理了优先购买权制度的演变。南开大学博士生王建红分析了反托拉斯立法与美国政治变迁的关系，他指出，在反托拉斯立法大讨论中诞生的“联合资本主义”自由观念和“补偿性国家建设”模式，成为了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标志。烟台师范学院的王书丽副教授探讨了美国“新政”时期的证券立法问题，她认为，证券立法促进了美国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立法、监督和自律是股市发展的必备条件。
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对推动美国社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吕洪艳对美国《1982年就业培训伙伴关系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法案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就业和培训立法，它强调了州的自主权，鼓励各州和地方政府与私人企业建立伙伴关系，首次在方案中提出了“成绩标准”的概念，其关注重点是无补助金工作的培训活动，对行政费用和资助性服务则予以限制。东北师范大学的另一位研究生韩玲则考察了美国《1968年开放住房法》的制定和实施情况。该法禁止在房屋出售和出租时因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民族而产生的歧视行为；但由于法案本身存在问题，再加上未得到充分实施，未能产生多大的效果。
2、种族、移民和族裔问题
美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在种族和族裔上具有显著的多样性，而且，随着移民的不断进入，这种多样性还在继续发展。与会代表就这方面的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在美国历史上，种族和族裔的多样性往往和种族压迫和歧视联系在一起。烟台师范大学的高春常教授分析了美国和国内学术界关于杰斐逊与奴隶制关系的论争，涉及的问题包括：杰斐逊的人权观与种族观的关系；杰斐逊的人权观与财产权观的关系；杰斐逊对待奴隶制的态度在时间上的变化；杰斐逊与女奴萨莉•赫明斯的关系。现任教于南开大学的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加里•赖斯博士，对1909年纽约唐人街发生的谋杀社交名流埃尔西•西格尔的事件进行了个案研究,分析了围绕此案件产生的媒体和公众对华人的不利看法，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中存在的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他指出，埃尔西•西格尔同时拥有两个男友，其中一个是华人，而当地美国人普遍认为是那个华人男友杀害了她，新闻媒体也对此大加报道；这种猖獗的种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和恐惧有关。
非法移民问题是长期困扰美国政府的一个问题。东北师范大学的梁茂信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分析了美国禁止非法移民政策的实际效用，揭示了其失败的原因。美国政府在1986年通过了禁止非法移民入境和就业的《移民改革与控制法》，在1996年又颁布了《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但均未能有效地遏制非法移民，因为两者都存在很多漏洞和矛盾之处，造成了营私舞弊现象，加上移民局人手不足，难以保证法案的有效实施。美国集中在美墨边境实施的一系列近似军事行动的阻截非法移民的活动，也没有阻断非法移民的进入。非法移民现象已绝非美国特有，而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途径，纯粹依靠实施签证制度、就业许可及驱逐出境的政策已无法根除，还必须通过发展贸易、提供经济援助和增加投资的方式，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从而在长远上控制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外流。
暨南大学的陈亦平副教授利用美国2000年的人口统计和人口调查局关于美国少数族裔的报告，对当代美国少数族裔的人口变动特征及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总结出少数族裔的人口变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从人口增长趋势看，少数族裔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其中亚裔和西班牙裔人口的增幅尤令人瞩目；在地区分布看，美国西部和南部是少数族裔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从城乡分布看，少数族裔群体多居住于大都市中；从家庭结构看，少数族裔家庭成员普遍较多。而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少数族裔总体上比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差，虽然亚裔在教育、职业、和家庭收入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其他少数族裔在教育、职业、收入、住房和保险方面与非西班牙裔白人差距很大；另外少数族裔内部也存在差异。
3、媒体与文化
新闻媒体的传播特性决定了它既能影响社会，又能反映公众观点，其重要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美国北达科他州大学的理查德•谢弗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中就美国媒体对1898－1904年间美国在亚洲殖民扩张的相关报道做了分析，将当时的媒体分为城市报纸和乡村报纸两大部分，考察了它们对美国在菲律宾的战争的报道，探讨了美国不同地区的人口对这场殖民扩张的道德性和经济利益理解上的差异，涉及的问题包括以纽约为基地的“黄色”新闻报纸在推动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和通过兼并菲律宾方案中的重要作用、美国报纸上关于在菲律宾的战争的道德性和实际价值的争论,着重论述了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农业州的报纸对战争由支持到反对的转变过程，从而说明美国公众在政府对亚洲的殖民扩张政策上态度不一。
在现代美国社会，新闻媒体具有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功能。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美国富布赖特学者杰弗里•w•科克教授探讨了竞选广告在选举中的作用。在电视成为候选人向选民传达竞选意图的重要工具的时代，候选人的竞选广告能让选民获悉了自己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思想倾向，或者使选民相信他的思想立场，因而可以促使选民确定投票意向；但竞选广告有时会向选民传达错误的信息，影响了他们的判断。东北师范大学的赵轶峰教授专门探讨了新闻媒体与克林顿总统弹劾案的关系，认为新闻媒体在弹劾案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新闻记者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物质利益或出风头的欲望，乘机积极利用克林顿的绯闻事件为自己服务，他们不仅是报道新闻，还制造舆论声势，最终促成了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动议的出台。新闻媒体在美国政治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极端的世俗和实用与虔诚的宗教信仰并行不悖。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的塞缪尔•皮尔逊教授在大会学术报告对这一特点的历史根源作了探讨。他着重分析了虔信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美国早期思想的影响。理性主义和虔信主义均发端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中，这两种思想传到了北美殖民地，前者对北美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者则推动了宗教大觉醒运动。这两种思想力量看似相异，但却有共通之处，它们都挑战权威和传统。在18世纪70年代，两种思潮短暂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美国革命的爆发和国家的创建。随后，它们虽然沿着各自的道路发展，但是仍然都深深潜藏于美国人的思想意识中，从而使美国人同时兼具极端世俗和极端虔诚的特点。这一点在美国现任总统布什的身上就得到了体现。
美国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势头对世界各国文化发展提出了挑战。南开大学的王晓德教授对“美国化”与全球多元文化发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虽然“美国化”的确给其他国家的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即便其他西方国家也未能幸免，然而“美国化”不会带来全球文化发展的单一化或同质化，只会使其他国家文化在与美国文化的冲突中吸取其有益于壮大自身的成分，并不会在文化传统上失去“自我”。因此，“美国化”绝对不能取代全球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
美国大众文化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现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美国富布赖特学者格雷戈里•m•斯坦，就扬基露天大型运动场的修建问题考察了美国法律、历史、文化和棒球运动的关系。棒球自19世纪初以来就是美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坦教授探讨了围绕扬基露天大型运动场的修建而产生的法律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棒球不仅是一项令人兴奋的运动，也是法律和政治争论的一个议题，是美国文化的一个主要方面。美国衣阿华州德雷克大学的比吉特•瓦斯穆特教授探讨了广告形象（icons）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她指出，创立一个广告形象的关键是打造一个牌子，不断地重复广告词、商标、声音和图像，直到这种牌子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各种广告形象用不同的途径影响了美国消费者，它们是美国大众文化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衣阿华州杜布克洛拉斯学院的戴维 •r•汤普森教授谈到了1950－1967年间赛车运动在美国南部的兴起和发展，他认为，虽然赛车运动只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极小的层面，但能反映美国人的自由冒险精神。
文学是美国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可以加深对美国社会的认识。天津大学的石广清教授和天津理工学院的张敬品教授对霍桑的《红字》进行分析，探讨了清教主义在美国的衰落过程。东北大学的王建平教授则剖析了路易斯•埃德里克斯的小说《足迹》关于土著居民抗拒同化的描述，他谈到，道斯法案不仅使印第安人逐渐丧失了土地，而且破坏了他们的传统生活，《足迹》的主人公们就经历了这种丧失土地和传统之痛，无家无根的感觉笼罩着他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