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创新与21世纪的世界史研究

自1979年以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在打破政治干预，重建世界史的学术特征以及普及外国史知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毋庸讳言，这只是从纵向的角度同我国此前的世界史状况相较而言，如果从横向的视角把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与国外相比则不容乐观。无论是学科范围的广度，还是专题研究的深度，也无论整个世界史学科对世界学术的贡献，还是单个学术成果在世界影响，我国世界史的学术水平与国外相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不客气地说，除个别学者外，整个世界史学界尚不具有同国外同行进行实质性的平等对话的资格，遑论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显然，如何提升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争取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是摆在我国世界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正如许多学者分析的那样，文化的隔阂是我国世界史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国世界史研究落后的托辞。因为同样具有难以克服的文化差异，但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却具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其领域、方法、话语和规范对中国本土的近现代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影响。问题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定位，说白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学术品位？

长期以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被灌注了过于强烈的致用功能，世界史的研究首先要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国家的政治和外交事业服务，使世界史研究长期停留在引进和介绍的层面，大量的世界史成果流于教科书和普及读物的层次。或许有人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起步较晚，缺乏足够的学术积累，但问题并非尽然。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不过起源于二战后期，但到60－70年代就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就时间而言与我国的世界史相差无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缺乏足够的学术创新意识，这一点同历史学的其它分支学科相比尤其如此。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没有创新，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世界史研究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满足于为“开眼看世界”服务的层次，学术创新必须成为世界史研究在最高追求。众所周知，就史学而言，学术创新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选题的创新，即所谓的发现新问题；二是史料的创新，即所谓的运用新史料；三是方法的创新，即用更简洁、更有力的方法对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四是解释的创新，包括提出新观点和和构造新理论。笔者以为，鉴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和理论准备的薄弱，以上四个方面的学术创新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来说虽然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也决不是高不可及。前提是学术创新为最高诉求，对我国目前世界史研究中若干习以为常的学术倾向进行修正。具体言之，包括如下方面：

一、摒弃目前颇为流行的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宏观的中文话语处理的方式而带之以深入精细的微观研究。有学者主张，鉴于目前国内世界史某些领域的薄弱状况，即便是准确可靠地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工作；在遵守学术规范的情况下，用中文话语对国外的成果加以综合，也应视为一种创新。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而且可能仍是今后相当多的世界史工作者将要从事的工作，但是这无疑仍是较低层次的创新，以此仍无法争取在国际学术界的发言权。笔者以为，在目前获取国外资料相对容易的情况下，选择若干有条件的专题进行深入精细的微观研究，争取在若干问题上有较大的突破，方是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其实，具体问题上的微观研究恰恰可以规避我们在资料上的弱势，而且没有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所谓宏观综合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若干微观研究的逐渐积累不仅可以逐渐扩大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国际影响，而且无数个显微镜下的“微观”可以拼接出一个星云图式的“宏观”来，最终将再现历史的整个面貌。这里仍有美国现代中国研究的经验可以汲取。美国学者们正是“把自已最大的短处(遥距东方、语言有碍、资料有限)，变成一个最有效率的长处——每人在一个小点上尽可能挖出一口深井，劳之以众，持之以恒，再加上有如费正清等‘中国通’型学者在研究方向上作‘宏观把握’，便终可以获得一片‘中国’的大海汪洋”。（苏炜：《有感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读书》1987年第2期）就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特别是国别史研究而言，这一思路无疑是极有借鉴意义的。

二、把地区、国别史研究扩大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所谓区域研究兴起于二战后的美国，是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区域研究要求打破学科界限，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概念、理论、方法和手段融入研究过程，从而大大开阔了研究视野。区域研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把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而是指对研究对象――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其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它要求对研究者进行多学科的训练，强调研究的专业化(technicality)和多学科性(disciplines)。区域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单纯的历史研究在资料和方法上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它是获得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和全面的学术了解的前提。同时区域研究并不一定泯灭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因为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再现历史以及理解现实。显然区域研究的方法在地区、国别史的研究中大有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应该是整体史（即所谓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合理分工与结合。

三、从描述的史学到分析的史学。建国以来我国的史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果甚丰，但大多局限于哲学层次的宏观思辨，无法应用于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大多数的世界史著作缺乏研究模式和分析框架的构建，仅仅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简单梳理，仍停留在一般化的描述性史学的阶段。世界史研究若想获得进步，必须打破这种史学理论与研究过程脱节的局面，在具体、个别的研究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把描述的史学发展成为分析的史学。所谓理论框架并不是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原理和历史规律，而是指根据具体研究对象设计的分析和解释的模式，它来源于特定的研究对象，是建立所对史实的逻辑分析和合理归纳基础上的，同时这种模式一旦形成，还要回到史实中去检验，因此是具体的、开放的、中观的（甚至是微观的），而且只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适用性。这种中观和微观理论框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在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与个别历史事实之间实际存在着宝塔状的一层层的中间环节。它的功用则在于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进行拣选、赋予史实以意义以及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并最终发现历史背后的变化模式。

以上仅仅是其莹莹大者，在其它方面，如学术规范的建立、学术话语更新以及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等等，都还有很多工作要作。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创新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