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宣：恩师冯承柏教授逝世一周年祭
人的一生中绝大多数日子不会在心底留下印记，但有些日子却会终生难忘。2007年1月10日就是这样一个日子。这一天的每一个细节，都深刻于我的脑海，仿佛就在昨日，仿佛刚刚发生。那天上午10点多，不知何故，我不顾一切地放下手边的工作，让爱人陪我一起去看望冯先生。但先生家没人应答。直到当天下午才得知，先生上午在转院途中突然去世！而先生去世的时刻，我正在敲他家的门！
从那时至今，恩师冯承柏去世已近一年。300多个日夜，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眼前。不愿接受先生已去的事实，也不敢动笔写纪念先生的文字。往事历历在目，回忆之门一旦开启，骨肉分离般的痛便不能自己地缠绕着我。长歌当哭，往往要在痛定之后。
过去的半年时间，一直在协助师母整理先生的纪念文集和论文集。在阅读先生的遗稿与纪念先生的文章过程中，逐渐有了写几个字的渴望。当然压力也是有的。纪念文集和论文集即将出版，若再逃避，将来难免会遗憾，于是有了下面的这篇文字。
师恩重重不敢忘 亲情依依自永驻
第一次见冯先生是十七年前（1991年春）在大三的《西方史学思想概论》课上。此前从没有老教授给我们开过课，因此当冯先生以及他那一头标志性的从不俯首贴耳的白发出现在教室门口时，同学们顿时兴奋地争相转告：“快看！快看！是位老教授！”冯先生笑容可掬地享受着我们的大惊小怪，开口便是流利的英文。同学们顿时鸦雀无声，敬佩之情溢于言表。此后，我们发现这位老先生不但英文好，课讲得也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枯燥的史学思想经由先生提出问题的带引以及先生的启发而变得鲜活而有趣。此外，先生学识渊博、谈吐风趣、风度文雅，惊人之语不绝，因此很快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喜爱。
大学教授常令人联想到敬畏二字，但在<?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
先生渊博的学识、流利的英文、不落俗套的学术观点、敏捷的思维、风趣的谈吐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自学成才背景深深吸引着我。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向先生提出拜师想法时，冯先生欣然同意，并随即邀我参加他给研究生开设的美国史研讨课。记得当时这门课用的是丹尼尔·布尔斯廷的《美国人的历程》，大约有五六个先生的硕士生参加，上课地点就在冯先生家。全新的视角、教材以及灵活的讨论课形式，使我大开眼界。从冯先生那里，从这门课开始，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山巅之城”说、北美殖民地十三州的各异性、丹尼尔·布尔斯廷、一致学派等等，从此步入了美国史研究的大门。。从那时起，冯先生走进了我的生活，成为在学术上、事业上乃至人生观上影响我一生的良师益友。
严谨认真是冯先生一贯的教学风格，也是冯先生继承了冯老先生的遗风。经常听冯先生谈起冯老先生及老一代学者严肃认真的教学风范。冯老先生一向力主教师理应以教书为第一要务，收集并阅读大量相关书籍来认真备课。冯老先生日记中常有教学情况的记录，每次上课前必用几天时间备课，课后必自省，以“可，尚可，好”予以评价。足以见得其教书态度。无独有偶，我们经常在先生家看见已有十多年教学经验的冯先生上课前必抽出一天或至少半天时间备课。还记得冯先生为我和拉美史的董国辉两人讲授《美国经济史》课时，桌上堆满各种相关书籍。先生比对各家之言，为我们挑选阅读文献，并进行精辟的点评。在这门课上学到的如重商主义、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熊彼特及其“创新理论”、以及凯恩斯主义等理论为日后我对美国经济史的认识，包括在美国选修国际政治经济学（ipe）课程时的阅读和讨论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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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为我的学术发展做了充足的铺垫。从硕士研究生开始，冯先生参与的学术和外事活动都必带上我。从外教课程、名人讲座（如先生邀请美国女权运动之母贝蒂•弗里丹、揭秘五角大楼越战密件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等人的讲座）、参加各种学术会议、陪同外国学者参观校园、图书馆、天津市老城区和各级博物馆，乃至后来国际会议的组织和翻译工作，都尽量多地为我创造锻炼机会，不但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在语言能力、外事、组织工作等方面为我日后的工作和学习都打下了基础。1995年硕士毕业前夕，我所在的历史系通知我有机会被保送博士，但因历史系没有美国史博士点，需要自己联系导师，否则名额作废。冯先生知道此事后，立即向杨令侠老师了解杨生茂先生的近况，并与在北京休养的杨先生取得了联系。转天我则在先生的安排下去北京拜见了杨先生，征求杨先生的意见。了解了我的情况后，杨先生表示，很愿意带我这个学生，但因为年事已高，精力和体力都不比从前，能否请冯先生一起来带。这样，我有幸成为杨先生和冯先生共同培养的博士生，也有幸成为冯先生唯一的博士生。不久，冯先生几经周折又将我安排在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
先生在计算机和信息化发展的超前意识和关注自始至终影响着我。早在结识冯先生的九十年代之初，先生不但已在用计算机工作，而且还通过电子邮件与国外亲友保持联系，而当时学校内知道email帐户为何物的人屈指可数。冯先生在积极推进图书馆信息化的同时，极力向身边的人推荐当时最先进的信息检索媒体：光盘数据库以及光盘塔。还记得先生激动地向研究生们讲解如何使用光盘塔的情景，虽然当时的光盘数据库只有索引库。但这使先生着实兴奋了一阵。
先生对数字信息资源的浓厚兴趣无形中也感染了我。还清晰地记得1997年我利用耶鲁大学暑期班的机会，毫不陌生地检索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和神学院图书馆的数字馆藏目录，查找到许多博士论文相关资料时，我对先生所怀的深深的感激之情。这种心情在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反复出现：当我在南佛罗里达大学选择图书情报学为第二学位时，当我以图书资料咨询员的身份坐在咨询台后时，当我利用电子资源进行学术研究时，当我讲授史学电子资源课程时，当先生去世后我整理先生的电脑，发现先生为我俩商议合作《电子史学概论》一书准备的写作提纲和资料时，冯先生鼓励的笑容总会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
与先生愉快相处的这十多年来，不知不觉之中，先生已不仅仅是我学术上的导师，先生更是我无话不谈的父亲和好友。刚上研究生时在个人问题上与母亲有分歧，一方面我不愿令母亲难过，另一方面又想坚持自己的选择。了解到我的困境后，冯先生的反应是：“罗宣的选择当然不会错的了！”于是在冯先生、师母以及同学和朋友们的“掩护”下，我和现在已是我丈夫的男友靠两地书和铁轨得以维持了恋爱关系，并在男友考回南开后不久终于得到母亲的首肯。这期间，母亲曾几次向冯先生求证我的下落，先生都机智地“化险为夷”。如今谈起此事，我和丈夫依然唏嘘不已，对冯先生道不尽的感激。这样，每每遇到困难，无论是学术上、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的问题，我都会习惯地或抄起电话或登门征求先生的意见。这些困难和问题往往会在先生轻松的谈笑中得解。实际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先生给与我的精神支持。就在先生去世前两天，我们还约好见面商量我的学术发展问题。先生突然逝去，我的生活中便陡然少了许多快乐和依靠。
学术道路：道可道，非常道
先生家学深厚，但幼时因战争原因随父母辗转昆明与天津。先后在西南联大附小、附中就读，南开大学复校后又至南开中学读书，直至高三因病休学。这就是冯先生一生中接受的所有正规教育。从此，先生在履历表学历一栏中反复填写的一直是“高中肄业”四个字。
就是这样一个高中肄业生，多年后成为了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如果先生对仕途有星许兴趣，相信会谋得更多更高的头衔。但他偏偏是个只想为社会做实事的人，先生的学术道路也因此与众不同。
冯先生非常注重学术著述的新意。先生对“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提法极为反感。他反复叮嘱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有新意。绝对不做那种对前人研究简单低级的重复工作。先生极为鄙视那种不调查前人包括国内外研究情况自话自说又自我感觉良好的做法。如果对某一课题有所心得，也要言简意赅，有多少话，说多少话，绝不啰嗦。先生一生著述当中文章多、专著少这一特点便是这一信念的突出体现。先生的观点新颖、思维活跃、思路独特、语惊四座等是为学界内外所熟知的。先生每一篇文章都是对研究主题广泛深入调研之后获得的新知和心得，充满对主题独特的观察和分析，其观点往往又能突破固有学说，自成一说。先生对工厂制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形成时间的质疑便是很好的例证。
先生一生研究领域广，但博而不杂，精而求深。读有所思，思而致用。先生一生著述涉及美国史、中美关系、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信息化技术等诸多领域，但纵览每一领域的成果，会发现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学术史研究、个案研究，又有比较研究。
嗜书如命、以学为乐是先生治学的又一特点。先生一生的最爱是读书。即便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农村以及文革前后受迫害的日子里也是如此。先生常说，当时的精神支柱就是书，只要有书读，让他干什么都可以。文革后，读书、作学问在先生更成为一件乐事，长年知识基垫形成的广博知识面、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力以及高度的综合分析能力，使先生能够从阅读与研究当中经常有“新发现”，并为此兴奋不已。几乎每次拜访先生都会为先生的“新发现”所感染，每每都深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先生的学术创作也往往是这些新发现的结果。先生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渴求使读书治学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这也是他即便退休多年后也从未停止过读书、写作和工作的原因。而当先生去世前两个月，常年的心脏病、糖尿病终于导致先生双目近乎失明，无法读书和工作时，先生的生命便也走到了尽头。
淡泊名利。先生治学不以职称、工作量或求名逐利为目的。他作研究一方面是对知识本身的渴求，另一方面更在于对学与问之间自我见识拓展的追求和创作本身的乐趣。用乐此不疲来形容先生对待学问的态度应该再贴切不过。正因为对学问本身的浓厚兴趣，冯先生对研究成果在何处发表甚至是否发表一直以来似乎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种倾向在先生晚年更加明显。先生退休后从未停止过读书与写作，但他很少将心得写成文字，而仅仅将思路和材料以课件的形式记录下来。有一次我在读过先生准备的一份关于电子史学的课件后激动地对先生说：“您完全可以把这些思想写成一篇一级棒的文章啊！”先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就留给你来写好啦！” 在整理先生电脑上的遗稿时，我发现了大量极具新意的课件和已经颇具雏形的文章。
从先生已发表的著述当中，也不难发现先生选择文章发表刊物的随意性。先生的“关于内战后美国南部农业发展道路问题”、“美国物质文化史研究浅说”、“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等文的学术价值绝对不亚于其为众人所熟知的《工厂制》一文，而他却将这些文章或随意地刊在鲜有人读的刊物上，或者干脆束之高阁。这可能也有那个时代不将核心期刊与工作量挂钩的缘故吧。
学界内谈起冯先生，无不感叹和佩服他的博学、思维敏捷和聪慧过人。常有人扼腕于先生受兴趣广博所累，而终未能成大果。还有人对先生涉猎太广、“战线”过长，故难于各个击破而惋惜，并常听人们提醒晚辈要引以为戒。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也受此观点影响，对先生同时跨几个学科的研究持保留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整理和阅读先生一生著述和自传的过程中，我慢慢从中体会到先生如此治学的原因与用意，对先生的敬佩之情愈盛。
美国史是冯先生的本行，他对其他领域的涉猎或因工作需要，或因古道衷肠。1992年受当时历史系主任刘泽华先生委托，负责博物馆专业的重建工作，从此一头扎进博物馆学的领域，并很快进入角色，不但出色地完成了恢复该专业的工作，还从此在此专业上颇有建树。1995年社会学系系主任要出国，但学校下令找不到接任者不许出国。该主任找到冯先生，为了助人于危难，冯先生毅然将此重任承担了下来。而后来接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则是先生学以致用、“要作对社会有用的人”的信条的体现。先生特有的钻研精神使他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得以不但出色地完成任务，而且将工作时常与理论结合，因此在各不同岗位上写出了相当有理论水平和学术见底的论文。
冯先生的著述体系看似庞杂，实则自成体系。冯先生著述主要涉及美国史、美国学、图书馆、博物馆、信息学以及网络信息化等。博物馆是深入理解美国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重要途径，美国乃至世界博物馆学发展的历程从其独特角度反映了美国史乃至世界史鲜为历史学界注意的一个侧面。图书资料乃学者命脉。冯先生在上任馆长之始，不但立即整治并扭转了南开大学图书馆管理混乱的局面，并抓住了信息时代图书馆建设的关键环节：图书馆信息系统电子化与信息资源数字化的工作。后来先生更将精力集中于美国与中国的网络信息化方面，并写出了数篇论文。于此，先生自己的解释最能说明问题：“近年来好象我远离了心爱的美国史领域，而实际上从未远，更谈不上离，我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美国当代，特别是能迅速直接地促进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领域，即信息化和网络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冯先生堪称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理念的典范。其研究成果大都极具现实意义，直接体现在其将对美国研究的体会和知识化为对周遭乃至中国博物馆界、图书馆学界、美国史学界、乃至全国信息化现代化建设的工作和贡献。先生一生的座右铭“要作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先生一生对学术和学以致用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生命最后的时光
冯先生多年超强度的勤学苦读，使身体不堪重负。1993年第一次发现先生的心脏比常人大一倍，并伴有心衰现象，随时可能骤停。长期受糖尿病、心脏病的折磨，医院几次报病危，但每次当我们闻讯赶去时，他总是在轻松的调侃中将病痛描述得轻描淡写，无论医生说得多么严重，他也从来都笑道：大夫嘛，他们总是这么小题大做。谈笑中，从未显露丝毫的不堪。先生对病痛大无畏的精神感染着他身边的人，以致大家都认为先生会一直这样坚强乐观地面对并战胜病魔。
无论病痛如何肆虐，先生从来没有因病停止过手中的工作。近几年来，先生的身体逐渐有些不堪重负，他也明显感觉到了疾病给他的工作带来的麻烦。多少次刚刚从医院解禁回家，就看见先生伏案工作的身影。“活着干，死了算。”这句话越来越频繁地挂在了先生的嘴边。
冯先生第一次真正感觉到死亡的临近是在2006年春节后。那时去看望先生时发现先生的精神大不如前。询问之下才得知，过年前两个孙女的到来给先生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因此孙女们年后返美时，先生极为不舍，坚持送到北京机场。临别时，想爱抚两个孙女的头作别，但却没能摸到小孙女的头。先生从此心生不祥之感，感觉这恐怕是与孙女们的诀别。
孙女们走后不久，先生上班时出现了明显的手脚不协调的症状。送医院检查发现轻度脑溢血，于是立即住院治疗，并于20多天后出院。先生出院后又马上投入了工作。5月底先生感觉很不舒服，但他没有对任何人说，仍然坚持上班。这期间冯先生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屡次暗示自己对病情的担心，甚至是失去了信心。过去虽然糖尿病和心脏病两个魔头从没有停止过肆虐，但很有信心，因为都有有效的对策。但此时病情发生了变化，各种病症及应对的措施之间形式了恶性循环。
2006年5月间的一天，忽然接先生电话，嘱我去医院见他，说有话要和我说。分明感到先生语气中的异样，于是即刻前往。一见面，还没等我开口，先生就用英文说：“恐怕我的日子不多了！”我一愣（平素里我们除上课时用英语交谈，日常谈话从来是中文），于是马上宽慰他。但他似乎根本听不进我的话，继续用英文说：“可能是因为将不久与人世了，这些日子我总想起你。你好吗？虽然我们不常联系，但我常挂念你，你过得好吗？幸福吗？”一习话马上令我哽咽得说不出话了，我能做的只是握住先生瘦骨嶙峋的手，继续听先生说：“这些天觉得好象很多事情只有用英文才能说明白。这次住院以来，一直在反思自己的一生。你是我身边最能理解我懂我的人了，有些话觉得必须跟你说说，否则今后恐怕没有机会了……”
事后证明，这是先生唯一一次谈及生死、以及自己一生感言，竟也成了先生的遗言！但一方面不愿先生过多忧虑身体，另一方面不相信先生真会有那么一天，我不时否认先生时日不多的想法，因此谈话未能真正深入。如今想来反倒成了一大遗憾。先生的“遗言”总结起来，大概包括以下几层意思：
这段时间感觉身体不行了。过去先生从来没有把挫折特别是病痛放在眼里，因为过去对自己的病心里有数，无非是血糖和心脏的问题。之前血糖高就上胰岛素。心率快就利尿。但自从2月份轻度脑栓塞之后，发现病情发生冲突，形成了恶性循环：降血脂会导致细胞壁过薄，调节血压的药会造成细胞壁破裂。所以现在面对这样不可调和的矛盾真的害怕了。此生头一遭感觉死与生的问题硬生生地摆在了面前。
面对死亡，自觉不自觉地寻求精神寄托和安慰。一生从16岁信仰共产主义，信念从未动摇过。为了深入理解马恩思想，曾专门研读过英文及德文版的马恩著作。如今回想起来，这种经历为自己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在人生尽头的时候，却无法在其中觅得终极关怀的思想。因此，这些时日读老子、庄子，以寻求平静接受死亡的途径。[1]
回顾这一生，秉着作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一信念，虽然尽己所能，在美国史、博物馆、图书馆和信息数字化方面做了些事情，也经受了无数挫折，但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脑海里反复思考的问题是自省这一生有无愧对他人的地方。在工作上，在许许多多岗位上的工作中，由于工作的缘故曾对一些人的做法有看法，也因此得罪过许多人，但从来是对事不对人，至今回想起来并没有什么愧疚。所以说无愧，一是由于自己对工作的全力以赴，二是因为在工作时自己确实始终以心底无私的原则要求自己的。
由于这么多年来埋头忙工作，自己从来没有时间照顾过家庭，因此对这个家深感愧疚。于父母，自己不是个好儿子。从参加工作以来，对父母和岳父母都没有尽过孝道。先是自己的母亲，后来是妻子承担起了照顾家庭和这些老人的义务。妻子默默承担起了给父母和岳父母的养老送终的所有工作，对奶奶多年细心体贴的照料更曾一度在邻里中传为佳话。于儿女，自己不是个好父亲，因为除了在他们小的时候给他们买些课外书外，与他们很少有交流，特别是和宇新交流得太少，孩子们得到的父爱太少太少了。于相伴一生的妻子，自己不是个好丈夫。多少年来，妻子无怨无悔地照顾一家老小，后来又照顾多病的自己，从日常起居，一日三餐，看病取药等等都极尽周到细心，为这个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自己则整日忙于工作，从未真正关爱体贴过她。如今自己又要撒手西去，此生最感愧对的就是自己的老伴。……
6月初，先生去医院作常规检查时，医生发现他心率特别乱，随即住院。住院期间发现两次心率失常，大夫对先生的病情极不乐观，建议装起搏器。7月初转到泰达心脑血管医院，安装起搏器。经过装启博器的手术后，先生起初极度虚弱到无法站立，但他乐观地说，一个月就能恢复。一个月后，先生勉强能下地，并慢慢地又能到户外散步。11月间有一次去看先生，发现人黑了，一问才知是前一天顶着太阳从北村一直走到了新开湖，而且是翻越护栏过去的。一方面责备先生太冒险，太心急，另一方面暗自高兴先生应该没有大碍，总算闯过了这一关。几个弟子甚至准备等先生康复后带先生去草原重温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怀。岂料大家等来的却是先生突然去世的噩耗。
生命中，不断地有人离开。于是，看见的，看不见了。生命中，不断地有获得。于是，看不见的，看见了。然而，看不见的，是不是就等于不存在？2007年11月19日，冯先生的长孙出世。若先生在世，一定欣喜不已。而今先生虽已去，冯家新生命的诞生又何尝不是先生生命的延续呢？冯承柏先生永远与我们同在！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联系信箱：ahrachin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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