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贺信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今天，我以两种身份发言，第一，是以一个老会员及老学会工作人员的身份祝贺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的召开；第二，是以小字辈的身份向刘绪贻教授祝贺九十五岁诞辰。 本届年会在武大召开的时间，恰逢研究会成立30周年前夕及刘先生95华诞（<?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 在当前武大历史学院已经没有美国历史专门研究机构的情况下，仍决定在这里召开年会，而院及世界史的领导又积极接受和承办这次会议，都充分说明对研究会历史的缅怀和尊重，也是对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缅怀和尊重。我作为其中成员之一，对此深为感动，在此向研究会领导和学院领导表示衷心感谢。 30年，弹指一挥间。回忆研究会成立及其后的十年，深深感到老一辈学者为建立学会所做的巨大贡献和他们的人格魅力。正是在他们牵头、联系、组织、号召下，研究会才得以在1979年成立。成立后，又是在他们的领导下，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使我们研究会成为当时全国比较活跃的一个学会。老一辈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是我们研究会的宝贵思想财富。这种精神现在正体现在年轻一代的领导集体身上。 和当年比，今天的学会无论从硬件和软件上看都可以说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以学会的通讯为例，在武大时期，每期通讯都是打字机打油印机印的油印版，迁到南开后改为铅字版，到厦门大学后更上升为电脑版了。外观更加精美，内容更加广泛。此外，又建立了内容更加丰富，查阅更加迅捷方便的网站。这固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有关，但也和近几届学会领导特别是厦门大学秘书处同志的努力密不可分。这也是老一辈奉献精神的具体体现。至于软件方面，进步更是显著，从南开时代起，学会的学术活动更加广泛，同国际学术界的联系更为密切，屡屡举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在推动国内美国历史研究方面起了更积极的作用。据通讯报道，现在国内美国问题（含历史）研究机构已经有28个之多。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很多，但美国史研究会的工作是不容忽视的。从研究成果的内容和范围看，比以前更广泛更细微了，出现了新角度、新视点、新看法。当然准确的评价需要做详细的调研才能做出。总之，我认为咱们的研究会是“天天向上，步步登高”。希望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使我们的学会更加辉煌。 今年5月13日是刘先生95岁诞辰。我和刘先生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经历了整整44年。期间既有和谐一致、互相支持，也发生过误会分歧、摩擦矛盾。正是在这正反两方面的相交中，达到了相知的境界。 在2003年庆祝刘先生90寿辰的座谈会上，我曾经作了《三句格言 三个亮点》的发言。（在《武大校友通讯》发表，又在学会2004年1月的《通讯》上转载）。现在看来，仍可说是比较真实地概括了他的人生轨迹。 这三句格言就是他说的“生命不熄 奋斗不止”、“位卑未敢忘忧国”、“究无盖”。前两句容易理解，第三句需要稍加解释。 “究无盖”是他在2002年89岁生日说的一句话：“我今年是“究无盖”寿，究字去掉宝盖，就是八十九”。意思就是搞学术研究应该排除“左”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认真执行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学术研究不应该有禁区，应该继承和发扬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的传统。5年过去了，可以说这位老人仍和以前一样，坚定地实践着他说过的这三句话。 据我不完全的统计，5年来他出版了两部专著：《美国通史》六卷本的第三版和《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迁的典型事例》。这两部著作虽然都不是初创，但仍然倾注了他很多心血，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此外，他还写了各种文章46篇，题材广泛，既有学术论文，也有时评、散文、随笔，发表的刊物多达20种之多。有学术性的《武大学报》、《南开学报》、《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黄河》、《世界历史》、《史学月刊》、《江汉论坛》等；有报纸如《北京日报》、《长江日报》、《新京报》；有内部刊物如《学会通讯》、《武汉大学报》；也有高品味的综合性的杂志如《博览群书》、《社会学家茶座》、《书屋》等。此外，还有为别人撰写的序言及题词（如为周钢著作《牧畜王国的兴衰》作的序，给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等刊物题词）。 对于一个90多岁的老人来讲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这正说明他一直是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生命不熄 奋斗不止”。 五年来，他一如既往，坚持着“位卑未敢忘忧国”和“究无盖”的座右铭。他时时牵挂着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既为其成绩赞赏高兴，也为其某些环节的停滞不前着急，更为其阴暗面（如贪污腐败、徇私枉法）愤愤不平。这种思想既在平常谈话中流露，更在文章中体现出来。从下面他所写文章的标题中可看出：如《新时期法治建设的成绩与问题》、《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其意义》、《论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分清民本与民主思想》、《试看今日之齐齐哈尔，竟是谁家天下》等等。甚至对某些被视为“禁区”的问题，他也敢于研究并写出文章。据了解，他有8篇“违禁”文章未能发表。这也反映了他那“究无盖”暗含的研究无禁区的主张。他除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大胆发表意见外，对学术界的剽窃、造假、抄袭等等恶劣行为更是痛恨不已、坚决反对。对校内外的这类事件他经常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 当我们想到这些都是发生在一个95岁老人的身上，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的确是我们做人做学问的一个榜样。 最后，我祝愿刘先生健康长寿，以更丰硕的成果迎接百岁华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