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史学界的仁者和智者――悼念恩师杨生茂先生
先生走了，静静地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哀痛与思念。
在医院陪了先生一天，晚上回到北京。在后来的几天里通过电话和短信了解先生的病情，祈望先生能逢凶化吉。但是
一
我于1987年9月开始跟先生读硕士研究生。历史研究所美国史专业那年招了七个硕士研究生，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大的规模了。我被分到先生名下，当时先生已经70高龄，选徒极严，对我并不十分满意，大概由于学生多而导师少的缘故才勉强收我为徒。因为先生高龄，并未给我们上课，但我每学期都会有几次到先生家里请教，我的印象是每次到他家里，他很少跟我谈美国史知识，谈的较多的是当时的国际时事和做学问的方法，特别强调要多读书，读书要博而不能过窄，同时要勤于思考而不能跟着别人的思路走。当时正值西方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各种西方思潮目不暇接，知识界和校园内涌动着全面反传统和西化的潮流，先生特别告诫我要做一个清醒的读书人，不要人云亦云和赶时髦。我当时并不以为意，甚至对先生反对西化的言论有些不以为然，现在回想起来，不禁为自己的幼稚而羞愧。我后来体会出，先生与我讨论时事，实际上是在教我观察时事的视角，从对热门问题的讨论中训练我分析问题的能力。而有关学术方法和立场的讨论则是培养我对学问态度，看似不经意，但实际上蕴涵着先生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即“不仅授人以鱼，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硕士毕业后，我在南开大学教务处工作三年，与先生接触少了，因志不在行政，故仍然在工作之余读书和做研究，有时利用节日看望先生的机会向先生请教。1993年，我离开教务处，重回历史研究所跟先生读博士。博士生的课程很少，我仍然主要是到家里请教。博士论文以“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为题，常与先生讨论传教士来华与中美文化交流的问题。先生曾在燕京大学求学，后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读书，本人就是现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亲历者，对传教士和中美文化交流问题不仅有学术眼光，同时有亲身的体会。我把论文初稿交给先生后，先生进行了详细的批阅，指出论文最大的问题时对传教士的评价过高，而没有看到对中国现代化的消极影响，建议我加一章内容。不久，我把该章的设想跟先生讲，拟以“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的延误”为该章的标题。先生说，“延误”说不准确，传教士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应该是“误导”，即传教士试图把中国的现代化引向“福音化”和“西方化”的道路。先生一语中的，帮我确定了论文最后一章的主题，而且大大增加了论文分析的深度。
博士毕业后，我到中国社科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博士后出站后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与先生接触少了，但每年春节都会给先生电话拜年。每次到天津开会，或参加南开的博士论文答辩，我都会去看望先生。每次电话拜年时，先生都会问及我和我家人的情况，我知道他是非常惦念我们的。据令侠师姐讲，每次提前得知我们要去看他时，他都兴奋得睡不好觉。先生长期睡眠不好，有时我们干脆就事先不让令侠师姐告诉他，突然造访，给他来个惊喜。记得今年1月份去天津参加加拿大研究的会议，我和大师兄王玮一起去看先生，因为担心先生知道我们来津后中午睡不好觉，就没有事先告诉他。我们敲门进屋落座后，他笑着说，“你们从天而降，肯定是逃会出来的吧。”我和大师兄相顾莞尔，感叹先生的机智。
最近几年看望先生，感觉先生一年一年明显地老了，但思维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先生年轻时不善言谈，严肃拘谨，但晚年在令侠师姐的细心照料下，心情愉悦，变得非常风趣幽默，每次看望先生，令侠师姐都会跟我们谈起先生的趣事，令我们忍俊不禁。2006年，先生的多位弟子齐聚南开开会，祝贺先生90大寿，会间大家一起照相，令侠也在其中。照片洗出来后给先生看，先生仔细看了一会，然后很严肃地对令侠说：“你有什么资格跟他们一起照相，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令侠师姐虽然也做美国史，但业师是张友伦先生，严格说来并不是先生的学生。先生以此与自己的女儿开完笑，戏称自己的女儿冒充自己的弟子，其晚年的快乐心境可见一斑。有一次我与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胡国成所长和赵梅女士一起去看先生，赵梅称自己在北大历史系上博士，在听我的课，成了我的学生。先生听后马上笑着说，“如果立新不让你过，你就找我。”说得我们几个人哈哈大笑。
先生培养了多个弟子，分布在国内和海外。他在我们面前很少表扬学生，当面对我的最高评价是“立新干的不错”，“是个清醒的读书人”。但背后在同事和老友面前却不吝表扬我们，对此我们自己是知道的。
二
先生出生在1917年，一生经历了现代中国的风雨。在他身上，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坎坷的命运。上高小期间，正当北伐胜利，他与同学一起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在河北宣化上初中时，正赶上“九·一八”事变爆发，他聆听北平大学生宣传抗日救亡的演讲，心潮激愤。在北平读高中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卢沟桥事变后，当时北平的国立大学南迁，先生不得已入燕京大学读书。1941年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生赴美国留学，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入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1946年底学成回国，1947年秋天开始在南开大学任教。经历了内战、天津解放以及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在先生心灵和记忆中印记最深的是日本侵华和文革。我在追随先生读研究生时，先生就常提及他目睹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以及近代以来的国难对他个人思想的影响。这次住院期间，先生有几天出现了幻觉，常胡言乱语，称护工是日本派来的特务，日本人在往他的身体里输假药。而在几年前，先生晚间常常从梦中惊醒，萦绕在他脑际的是文革时的情景。我知道，这两个事件在他心中留下了太深的痛苦和印记。1992年，先生曾在天津《今晚报》发表了一首小诗，题目是《咏忆》，其中有一句话，“回忆等于折磨，味道是辛涩的”。其实，这不仅是先生个人的感受，恐怕也是他那一代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苦命运恐怕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极为少见的，加上先生并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他对痛苦的体会可能更深。
百年中国悲惨的历史在先生心中烙下的当然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苦痛，实际上还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忧患意识。上研究生时，我常常对先生身上那强烈的民族情感所不解，后来随着阅历的加深和知识的增多，我逐渐明白先生那一代人的思想和情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上研究生时，因其导师托马斯·贝莱支持美国国会拟议中的援华（蒋）法案，先生愤而给贝莱写了一封信，说明援蒋的不当，并称这是交给自己老师最好的一份作业。先生自述自己1946年底回国从塘沽坐火车去北平时，看见铁路两侧的荒滩枯草恨不得跳下车去亲吻黄色的土地，并认为民族忧患意识是他“一生思想的载体”。跟随先生读书时，我强烈感受到这种民族意识，它不仅体现在先生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更体现在先生的教育思想中。他多次谈到研究外国史要做到“洋为中用”，学习西方不能抛弃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要做“有见识、有脊梁的清醒的文化人”。他撰写《美国外交政策史》就是为了避免学生一味读外国人写的书，“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甚而误入歧途”。先生身上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不仅是他情感的寄托，更是他一生事业的动力和成就的源泉。
三
这次患病后，先生对死亡是有预感的。先生在住院时对护工说，他梦见了自己的爸爸和妈妈，父母在召唤他。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他对令侠说，如果没有希望，就不要抢救，他活到93岁，已经很知足的，没有令侠，他至少要少活十几年。他还嘱咐令侠，死后丧事一定要从简，大家都很忙，不要麻烦人；也不用买墓地，将骨灰撒入大海。这是先生个性的真实体现。他一生与世无争，最不愿意麻烦别人，常常因给别人添了麻烦或无意中伤害了别人而懊恼不已，为此多次失眠。
先生一生淡薄名利。其家原为河北涿鹿县的大户，在北京前门一带有多处房产，解放后充公。改革开放初期，一度传闻政府有归还之意，有人劝先生去活动活动，说不定能把房产要回来，先生不为所动。1949年，先生曾代理过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一年，后坚决辞任。曾短期担任过历史系副主任和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但常不去理事，只对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一职较为用心，因为这是他一生事业之所在。先生是抗战后第一个回到南开教书的留学生，是中国美国史和世界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长期担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以先生之名望和成就，本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但他从不为自己争好处，甚至患病住院也不愿意告知学校。学校多次要给他调换住房，但他拒绝搬家，至今还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修建的只有70多平米的房子里，青黑色的水泥地板，白色的墙壁，屋内除简单的家具和书架外，没有任何装饰。
先生视名利如粪土，但对知识和学术却有异常执着的追求。先生自嘲“属于死念书类型”的人，上初中时就常在当时还属于希罕物的学校图书馆流连忘返，“每晚一直坐到熄灯时刻，经工友迭次催促，才怏怏离开”。在燕京大学上学时则学习上“无定向”，“贪婪地读书”。在伯克利留学时，除历史系课程外，还广泛选修政治系、经济系、国际关系系和新闻系的课程。回国后，先生无论是从事研究还是培养研究生，都强调博与通的重要性，认为“做学问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学习的积累过程”，在“年近古稀，回忆往事”时，“益觉此事确为至理”。先生对知识的追求，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即使在他那一代学者中也是少见的。先生1982年发表《试伦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竟有164个注释。前几年为编辑先生文集，研究生专门对文中注释进行核对，结果发现164个注释竟无一有错漏。先生做学问之严谨于此可见。在这次住院的前几天，先生还与天津社科院的华庆昭先生通过电话讨论史学研究与文献利用的问题，因担心年老语迟，先生在通话前特意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由于手不听使唤，个别字写的不清楚，令侠师姐在整理通话记录时，发现先生写的有些字无法辨认，只好与先生一一核对。
先生对时事也极为关心，每次看望他，除了聊一些家常和学界趣事之外，他都会与我们谈起他对时事的看法，令侠师姐担心他话说多了，过于劳神，对他身体不好，但他常不以为意。这次住院期间，先生还常拿着放大镜阅读《参考消息》。先生对护工说，由于视力不好，有些文章只能看看题目。
先生虽然活到90高龄，但真正做学问的时间也只是在79年之后，当时先生已经62岁，所以常有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的急迫感，故以“淡泊惜阴斋主”自居。先生家中客厅挂着“淡泊惜阴”的书法条幅，此四字正是先生一生追求的写照。先生对名利的不屑，对学术的坚守，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显得异常珍贵。
先生性情温和，待人宽厚，为人质朴坦诚，平易近人。他衣着朴素，戴一圆形布帽或线帽在校园里散步，常被人当作校工。但其文章却大气磅礴，不仅文采斐然，而且语带锋芒，文笔犀利，与其个性极不相符，所谓“文如其人”之说在其身上并未应验。先生有一颗仁者之心，一生与人为善，几乎与所有人相处都非常融洽，我从未见过先生发脾气，也未听过先生说别人的不是。与先生相处的人常常不理解，以先生之出身、背景、才华和取得的成就，竟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派头。他常说，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对后辈学者也是礼敬有加。先生一生从事西洋的学问，但身上却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我从未见过先生穿西装和皮鞋，河北农村常见的圆形线帽、灰色布褂和软底布鞋是他常见的装束。文章的恣肆雄奇与性格的质朴温厚，学问的博大精深与为人的谦和平易，西方学术的深厚根底与中国本土的书生情怀在先生身上奇妙的结合在一起，构成先生为人与治学的特色。实际上，先生对我们的影响决不仅仅因其学问，还在于其个性与修养。颜回曾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此语正可以用在先生身上。
四
先生是公认的中国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美国史研究领域的智者。他撰写、主编史学著作和编辑资料集十几种，发表论文数十篇，这在他们那一代学者来说是高产的，这得益于先生的聪慧和勤奋。先生不仅在美国外交史、美国史学史和美国黑人史领域以及美国通史和世界近代史教科书的编撰方面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且在史学理论、史学教育等方面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先生亲手创建了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参与创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使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成为一项事业，并培养了一批美国史领域的研究生。先生培养的博士和硕士加在一起也不过十数人，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已经成为国内美国史领域的中坚力量和学科带头人，在海外的几位学生也都成就卓著。可以说，先生培养的学生成才率是最高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先生晚年常为这些弟子的成就而感到自豪，这也是他晚年远比中年快乐的原因之一。先生自己曾谦逊地说，“假如美国史研究需要几代人梯才能攀上峰巅的话，恐怕我们这一辈人正是在人梯的最下层”，并表示“能发挥好人梯的作用，亦于愿足矣”。他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探径集》，意指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起到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探路铺石的工作。先生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探出的决不是小径 ，而是一条宽广的大道，先生的道德文章则是耀眼的灯塔，引领我们在这条大道上前行。
先生走了，永远地走了，以93岁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苦痛，也没有任何遗憾。孔子说：“智者乐，仁者寿”。先生既是智者，又是仁者。先生之智慧，广被群庠；先生之仁爱，百世流芳；而先生开创之事业，正薪火相传，蓬勃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