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朱自清的那篇名作问世以后，“背影”就成了一个美好而令人伤感的隐喻。在依依不舍地送别亲人和朋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总是背影。几天前，我专程赶到天津给恩师杨生茂教授送行，眼前浮现的也是一个渐渐远去的背影。这是一个时代的背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南开史学的“巨人时代”的背影，也是中国美国史学的“奠基时代”的背影。
南开大学的历史学科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最初，郑天挺和雷海宗两位宗师，分别从北大和清华来南开执教，奠定了南开史学的基本格局。随后，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等一批正当盛年的大学者齐集南开。他们各展所长，共同创造了南开史学盛极一时的奇迹。他们不仅自己取得了领先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南开创建或开拓了具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培养了几代学术“接班人”，使南开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赢得了学界为之瞩目的声望。1988年第一次评定国家重点学科时，南开大学获得了三个历史学重点学科，居全国高校之冠。对于这样的结果，其他院校的同行未必人人服气，但它决不是偶然运气的产物。
在几位大家相继故去后，杨生茂教授就成了那一代中硕果仅存的人物。数年间，杨先生的健在成了一个时代记忆的象征。看到杨先生，我们自然会对南开史学的骄人成绩产生一种敬意，也会对南开史学的美好未来怀有一种希望。现在，杨先生也驾鹤西去，南开史学的“巨人时代”也就随之结束了。这是一个无情的事实，它在南开学人内心激起了深深的悲痛，也引发了无尽的留恋。我们当然相信，类似的“巨人时代”还会出现；但是，像杨先生那一代人所构成的“巨人时代”，恐怕是难以复制的。
杨先生在南开历史学科的崇高地位，可以说是历史地形成的。1947年初，杨先生从美国学成归来，同年秋天到南开任教。那时，南开的世界史在国内并没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家组织编写一部权威的世界通史教材，试图在民族史学的框架内，按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进行重组。当时，只有少数几个院校的世界史学者参与了这项重要的工作，南开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主要是仰仗杨先生所发挥的作用。他代表南开出任《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的三主编之一，于是，在这部影响了几个时代的世界史教材之上，留下了南开史学的印记。从60年代到80年，整整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和人才培养，无不受益于这部教材。而且，这部教材的影响并不限于高等院校，对世界史有兴趣的一般读者，也把它当作基本的读物。于今，我们的世界史教材版本繁多，不断更新，但学界同行普遍承认，在体系的明晰、表述的严谨、文字的考究各方面，这部教材仍然没有被超越。
最初，南开的世界史也没有突出的特色。1964年，国务院和高教部的领导人号召加强外国问题研究，要求一些高校建立相关的研究机构。杨先生以他在美国史方面的造诣和声誉，顺理成章地担负了在南开创建美国史研究室的任务。这个小小的研究机构，虽然几经波折，但到80年代前期，已成国内专门研究美国史的重要基地。从此，美国史和日本史、拉美史一道，成为南开世界史最具特色的优势学科。更重要的是，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担当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工作母机”的角色。杨先生从1978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研究生，他培养的学生数量不多，但成才率很高。目前，在国内重要的美国史学科点，几乎都有他培养的学生。在2010年4月选举产生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7位正副理事长中，有4人出自杨先生的门下。同时，他留在南开的学生，接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研究生，分散到国内众多的高校，有不少人已经成长为学术骨干。
每次我参加美国史的学术会议，都深为出自南开历史学科而感到自豪。举目一望，代表当中有许多的南开校友。有时在会议的间隙，南开出身的同行一起照张合影，边上有人评论道：“瞧瞧，他们可是一个南开帮呢。”不错，在国内的美国史研究人员中，的确有这样一个“南开帮”。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人为结成的有组织的“帮”，而是一个由有着共同学术背景的人自然形成的学术群体。如果一定要说它是一个“帮”的话，那么杨先生无疑是公认的“帮主”。而且，这个“南开帮”的多数成员都不在南开，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先生就不仅仅是属于南开的。杨先生属于中国史学界。
外地的同行听到杨先生去世的消息，随即做出了这样的表示：“这不仅是南开的大事，而且是史学界的大事。”我想，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杨先生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杨先生所做的工作，所担负的角色，不仅推动了南开历史学科的成长壮大，而且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世界史、特别是美国史领域所做的奠基性工作，无疑是不可替代的。
杨先生不太喜欢在公共场合露面，但他决不是一个枯坐书斋的学者。他是一个有学识、有民族情怀的思想者。杨先生经常思考的问题，首先是中国人研究外国史的必要性，以及研究的路径、规范和方法。大约二十年多前，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水平很低，与其自己做写书，不如直接引进和翻译国外的论著。杨先生对这种说法甚为反感。在他看来，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决不仅仅是为了求取知识，而涉及民族文化的建设、爱国情感的培育和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因此，中国人绝对不可只用从外国引进的教材，只读外国学者撰写的著作，而要有自己的历史解释方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倡导和强调这样一个目标，一方面涉及中国美国史学的发展路径，是消极引进，还是自主研究；另一方面也关乎如何吸收外来文化，是单纯的“拿来主义”，还是自觉的“鉴别吸收”。如果走“引进”和“拿来”的道路，我们照样可以获得用美国历史知识。但是，这样的知识形成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之中，暗含特定的权力关系和利益指向。这对于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可能会带来极为危险的偏颇和片面性。因此，杨先生强调，中国人需要自己的研究，也需要引进外国的论著，两者要有适当的平衡，唯有如此方能构筑一种健康的美国史知识体系。
如何发展中国自己的美国史学科，杨先生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也做了许多的努力。他特别关注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和外国历史的态度及方式。他一方面反对和蔑视崇洋心态，同时也鄙弃故步自封和夜郎自大的作风。他主张对外来文化采取“鉴别吸收”和“为我所用”的态度。他反复强调，“鉴别吸收”是一种“硬功夫”，一方面要求对外国文化作深刻而透彻的了解，一方面又须时刻不忘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他选取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的思想和学术作为个案，从吸收外来文化的角度做了精深的研究。班克罗夫特身当美国争取文化独立的时代，他对欧洲的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加以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取得了具有美利坚特色的学术成就。杨先生力图从班克罗夫特的经历寻求“鉴别吸收”的历史经验。他提出了外国史研究中的“中外关系”问题，力主创造性地借鉴外来文化，以达到“弘扬本族文化”的目的，并力争“丰富和提升世界文化”。
中国人研究美国史，首先需要确立一个基本的知识框架。1978年以后，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美国史研究逐渐形成。这个形成的过程无疑具有探索性，也充满艰难曲折。在以往许多年里，由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强势干预与支配，我们的美国历史知识并不具备纯粹的学术品格，禁区甚多，盲点也不少。有一些问题在我们的美国史体系中被摒除了，或者遭到了边缘化。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尽快重新构建中国的美国历史知识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件关乎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工作。
杨先生在这一工作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与刘绪贻教授一起，发起和主持编写一部大型的美国通史著作。这一壮举不仅集合了当时主要的美国史研究力量，而且培养了几代美国史研究人员。从当时拟定的编写体例和大纲来看，杨先生和他的同仁对美国历史的整体把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殖民地时期被作为单独的一卷，而没有与独立战争并在一起，这样就避免了基于历史目的论来处理美国的建国前史。这对美国早期史研究在中国的拓展，产生重要的先导作用。同时，1945年以后的美国史也成为单独的一卷，从而突破了止于二战结束的美国史写作常规，把一个与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分歧纠结不清的历史时段，变成了一个学术性探索的领域。此外，原来美国史论著中很少论及或仅从反面提到的问题，如西进运动、进步主义改革、罗斯福行新政等，在这部美国通史中都成了主要论题。由此形成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相对可信的美国史知识体系。
另外，杨先生自己还进行了其他的尝试。我们以往的美国史知识体系还有一个突出的偏向，就是过分关注政治史和外交史，把重大政治事件和核心政治人物作为基本内容。杨先生意识到这种通史体系的局限，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美国史新编》中，大大强化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对传统史学中所叙甚详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则落墨不多。这一美国史知识体系，在六卷本《美国通史》突破禁区、填补空白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内涵和领域，展示了美国历史的更加丰富多彩的画面。这一历史编纂取向的转变，与当时美国史学的进展遥相呼应，使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及时地纳入了通史的体系之中。
杨先生还和张友伦教授等一起主持完成了《美国历史词典》。这部大型工具书的编写，参与者逾五十人，历时十余年，篇幅近150万字，可以说是中文世界最完整的一部美国历史基础知识汇编。它的出版，对于梳理和表述美国历史的知识单元，对于翻译和界定美国历史名词，都具有规范性的意义。
在专业领域的开拓方面，杨先生也做了不少基础性的工作。我们最初的美国史研究，实际上只是零星的知识介绍，应时的政治批判，以及笼统的通史写作。这与历史研究的专业化趋势极不合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要取得成绩，必须改变浮泛和笼统的方式，选取某些必要而又可能的领域，进行深度开掘性的研究。因此，细分研究领域，确定具体的研究课题，乃是一种急迫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杨先生在美国黑人史、外交史史学史和华侨史等领域，做了许多先驱性的工作。他在20世纪70年代主持编写美国黑人史，接着又转向外交史和史学史的研究，并与李春辉教授一起主编《美洲华人华侨史》。今天，美国史的研究领域已呈高度多样化的状态，这是杨先生那一代人所做的开拓性工作的发展。
杨先生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自己的思考。在美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我们的知识体系很不完整，空缺和偏向十分突出。针对这种情况，杨先生倡导从积累和细读资料着手，首先专注于专题研究，写出一批有质量的论文，然后再加以综合，形成新的通史著述。这种研究路径，吸收了美国史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切合当时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实际，而且对我们今后如何研究美国史也不失启迪的价值。杨先生还特别提倡“由博返约”的治史方式。他写了专文讨论博与约的关系，提醒年轻学人注重打好基础，拓宽知识面，以利于突破狭隘的专家意识，培养宏大的学术气象。
对于中国美国史研究队伍的建设，杨先生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南开的美国史梯队，完全是杨先生一手建立起来的。到他1995年退休的时候，这个梯队在国内堪称最为齐整和强大。不仅如此，杨先生在南开创建了培养美国史研究人才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他指导的研究生分赴国内多所高校任教，又接着培养新一代的研究人员。这种人才培养的递接和辐射效应，对于扩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覆盖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当美国史研究生培养刚起步之际，我们在学术训练的理念、课程的设置以及教学方式各个方面，都没有什么经验可言。杨先生依据自己对美国和欧洲历史学研究生训练的了解，结合当时国内高校的教学状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倡导研讨班的教学方式，以训练研究生的思考、提问和独立研究的能力。目前，我们的美国史研究生教育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积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愈益丰富。其中，研讨班的方式仍然没有普及，或者没有得到实质性的采用。在这一点上，我们仍有必要好好领会杨先生的遗教。
多年来，我受教于杨先生门下，从他的文章和言谈中获益良多，也和他形成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他在几天前刚刚谢世，我的情绪还沉浸在悲痛和哀伤当中，难以冷静而富于学理地看待杨先生的学术遗产。关于杨先生在南开历史学科和中国美国史研究发展中的作用及地位，我的理解难免带有情感的色彩，具有某种感想式或印象式的特征。我想，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却，通过认真地研读杨先生留下的论著和文稿，我或许能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做出更为恰如其分的评说。
（2010年5月8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