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天前，我在厦门参加美国史年会时，没有见到令侠，就向人打听她为什么没有来。原来，业师杨生茂教授又住院了，她正在医院照看。令侠很快又传来消息说，杨先生肺部感染，伴有心衰，病情已得到控制，一时并无大碍。开会回来，我便给令侠打了电话，询问杨先生的病情。她说，两小时前杨先生突然昏迷，正在抢救中。我闻言大惊。次日清早，又得令侠短信，告以杨先生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于是，我上完课后，就匆匆赶去天津总医院探视。
我达到总医院时，已是晚上八点多。杨先生昏迷不醒已有二十多个小时，完全靠无创呼吸机维持生命。令侠在重症监护室门口见到我，把我带到杨先生的病床边，说：“你喊喊他，陪他说说话。”我贴在他耳边，刚喊了一声“杨先生”，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眼前的景象真是让我难以置信。病榻上的这位老人，周身插着管子，接着各种仪器，静静地躺着，一点反应也没有，只有监视仪器上跳动的波纹，显示着微弱的生命迹象。我看着这个熟悉的面容，内心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沉重和悲哀。以往我每次去看他，都能听到他滔滔不绝的话语。见到他谈兴高昂，心里十分欣慰，因为这是他身体和精神尚好的表现。现在看到他昏睡不醒，我不觉难过极了。边上的陪护对我说：“老爷子真不易，那么多人喊呀喊，才把他喊了回来。……命是留住了，还不知今后怎么样。”我这时才明白，令侠要我“喊喊他”，是要给杨先生传递一种信息：有那么多人惦记他，需要他，他要活下去！
第二天我返京前，再次去了总医院。令侠嘱我对重症监护室的护士说，马上要去外地，想跟老师告个别，以求得一见。护士说：“赶快看一眼就走吧。”我连忙来到杨先生床边，对着他的耳朵说：“杨先生，我要回北京了，您好好养着，我回头再来看您！”照例没有回应。这是我最后一次跟杨先生说话。
杨先生顽强地坚持了一个星期。每天，我都以短信向令侠、学功打听杨先生的病情。昨晚八时许，我给令侠发短信，迟迟没有接到回复。不久，晓德打来电话，说杨先生一个小时前已经走了。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一时还是不能接受，久久说不出话来。
自1986年秋天到南开求学，至三年多前调离天津，我在杨先生身边生活了整整20年。虽说不是朝夕相处，但过不久总要见面，听他谈天说地，衡文论学。这早已是我在南开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于今，这位把我领上学术道路的恩师，这位我如此熟悉的长者，在这春天即将过去、万物都已复苏的时节，却默默地离去了。
其实，我知道杨先生的时间，远不止二十年。我们这一代人，用一位留美学人的话说，是读着杨先生的书长大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用的教科书就是杨先生与人合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后来，又见到过他主持编写的美国黑人史。那时，我对杨先生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他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大学者，离我生活的世界太遥远了。大学毕业以后，我决心报考研究生，打听国内有哪几位带美国史研究生的教授，这才记住了杨先生的名字。随后，我又在学术期刊上读到了杨先生的几篇文章。读其文而想见其人，我猜想，杨先生应是一位身材瘦高、面相清癯、衣冠楚楚的老人。
到南开报到后不久，我便和一位同学一起去拜访杨先生。那时，我们去找老师，无法也不用事先通报，直接去敲门即可。当时天气尚热，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他个子不高，身子微微前倾，略胖，身着汗衫，手握蒲扇，像是一个普通的老工人。我暗自吃惊，便不由自主地问了句：“您就是……杨先生？”他点点头，把我们让了进去。我久久没有回过神来。这与我想象中的大学者形象，实在相去太远了。后来，我读了华庆昭先生的文章，其中写到杨先生的“土味”，感到那确实是传神之笔。
跟杨先生接触渐多，我感到他为人随和谦逊，办事却极为严谨和慎重。他常说，自己写的美国史文章只是“小儿科”；自己在美国史领域所做的工作，不过是“铺路架桥”而已。他对自己的文章，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自省和批判。他发表过的几乎所有论著，在页边都有密密麻麻的批改痕迹。他对自己的文章不满意，对别人的赞誉更是深感不安。有人请他写一个学术自传，他推脱未成，只好勉强写了一篇，题为“学习的历程”。寥寥数字，集中反映了他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态度。
杨先生从来不是一个好为人师的人。同学们如果不主动向他请教，他一般是不会主动给人指导的。即使我们向他讨教学问之事，他也说得很少。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杨先生，陪他走了一段路，边走边向他请教如何学习美国史。杨先生用他那浓重的坝上口音说：“看论文，看论文。”我当时没有完全弄懂这话的含义。后来读书渐多，我才慢慢明白其中的深意。初学者涉足一个领域，须先从第二手文献入手，以了解前人的研究，掌握主要的学术脉络，并从注释中探知史料和其他文献的线索，然后“滚雪球”似向外地扩展，逐渐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于外国史研究而言，较之盲目地从第一手文献入手，杨先生提示的显然是一条更可行的路径。
我随杨先生左右二十余年，从未见到他对学生居高临下地严辞训导。他跟我们谈文论学，总是用一种平等的商量口吻。有几回，我写了文章送请杨先生指点，他一面接过稿子，一面说：“我欣赏欣赏。”我听了不免惶愧不已。在我的习作上，他批得最重的话是“文句龙钟，语义繁复”。后来，我特别注意写短句，为文力求清晰和准确，就是得益于杨先生的警语。
在我的记忆中，杨先生很少系统地谈论如何治美国史。但是，他用另外的方式向我们昭示了学问的深浅。他用自己的文章树立了一种标范，向我们展现学问的境界：什么是严谨扎实，什么是厚积薄发，什么是由博返约。在30多年以前，国内研究美国史的人，多数还看不到外文材料；而杨先生的文章所引外文文献的丰富程度，着实令人惊叹。他那篇关于特纳史学的论文，引用文献多达八十余种。这篇文章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制约，其视角和观点，在今天看来不免存在局限；但在文献运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令人景仰的境界。
从杨先生的零星交谈和随笔中，我获得了不少启迪。杨先生提出，中国人研究外国史，要处理好“古今关系”和“中外关系”。所谓“古今关系”，就是要深入了解古人的思想和行为，既不能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也不能纯以今人的标准裁断古人。这是一种历史主义意识的表述。所谓“中外关系”，含义也很丰富，涉及中国为什么要研究外国史，中国人如何研究外国史等重要的问题。他特别强调“鉴别吸收”和“外为中用”，以此作为我们研究外国史的取径和鹄的。
大约二十年前，杨先生多次谈到要注重“历史语义学”。他常常举例说，19世纪末美国人所说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今人所理解的“帝国主义”；美国历史上的“扩张”，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扩张”。他还说，想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虽然我们没有见到这篇文章，但这些话透露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意识：研究历史，要历史地看问题；解读史料，要历史地理解其含义。今天，“历史语义学”和“语境主义”，是我经常向我的学生谈到的问题；我最初得到的启发，正是来自于杨先生的谈话。
前人论学，多以“朴实”为尚。杨先生真正是一个朴实的人，毕生做的是朴实的学问。他虽然乐于谈笑，但并不是那种议论风生的人。他并不善于讲课，也不习惯轻易表达自己不成熟的想法。他的内敛和严谨，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他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做了许多的读书笔记，但都没有来得及写成文章。他写了一些随笔性的文字，也一直不同意公开出版。要系统整理杨先生的学术遗产，还需要较长的时间，付出很大的努力。
早几年，我听杨先生说起，在自己的家族中，他已经创下了长寿的最高记录。说到这里，他露出了一种满足的神情。他在93岁的高龄告别人世，确实堪称生命的奇迹。但是，作为他的学生，我们却依然很不满足。我们盼望他活得更长久，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面聆他的教诲。我们几个同门弟子，正在着手编纂一部文集，打算在杨先生九五大寿时献为贺礼。
现在，老师已然驾鹤。这部尚在进展中的文集，就只能作为一个送别的赠礼。遥想恩师魂登极乐，看到他的学生们仍在孜孜于学业，看到他毕生追求的事业正在不断发展，一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2010年5月5日上午急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