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杨生茂教授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杨生茂，字畅如，1917年生于河北省涿鹿县。南开大学
杨生茂是中国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这两个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本人不只一次地告诉他的学生和同事，他所作的工作实际上是为后来的学人打个基础、铺个路。“假如美国史研究需要几代人努力方能攀上高峰的话，我辈人恐怕正是人梯的最底层。若能发挥一点这样的作用，亦于愿足矣”[2]（p280）[3]（p350）。为此，他把自己个人美国研究史的论文集命名为《探径集》，再一次表达了他作为美国史研究领域中一个铺路者的心声。
在杨生茂这一代学者之前，中国也出现了像周谷城、齐思和、雷海宗这样中外兼通的世界史大家，但就专业训练和学术旨趣而言，他们对中国史的兴趣远比对外国史浓厚，其学术成就也主要体现在中国史领域。在外国史领域，他们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教材的编纂和对近代以前世界史的研究。尽管他们的贡献很大，但还不能说是专门的外国史研究学者。
在他们之后，中国出现了第一代职业外国史学者，如南京大学治欧洲外交史的王绳祖和治英国史的蒋孟引，武汉大学治世界史的吴于廑，中国社会科学院治美国史的黄韶湘，东北师范大学治美国史和世界现代史的丁则民，以及本文的研究对象南开大学杨生茂，等等。这批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40年代在欧美留学，且专攻外国史，回国后也一直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以外国史教学和研究为业，且主要注意近代以来的世界。
一般说来，学术活动总是在继承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学术活动都是一种为后来人的铺路工作。但是，万事开头难，有的人是在杂草丛生的荒原中开路，有的则是把现有的路径夯实、加宽或延长；有人铺的路虽然并不开阔，但方向对头，基础扎实。与此相对的，有人铺的路看上去四通八达，但实际上却不着边际，漫无方向；还有人铺的路花开满径，华丽无比，但却是避重就轻，均为表面文章。这些学术道路，根本经不起后人和时间的重压，最终成为遗害后人的“豆腐渣”工程。
毫无疑问，杨生茂的铺路架桥工作属于前者。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为了给中国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架桥铺路，杨生茂扮演了学术组织者、教育家和研究者等不同的角色，并都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
一、认真的学术组织者
杨生茂对中国美国史学科的贡献，最早可以追溯到1964年。当时，国务院为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决定在国内有关大学成立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当时叫“据点”，简称为“点”），杨生茂奉命在南开大学组建了国内最早的美国史研究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组织同事，收集外文资料，编纂了《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和《美国西班牙战争资料选辑》（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77年和1981年出版），出版了《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77年）。
虽然这些资料编纂工作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但是，其从基本文献资料入手的做法，却证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杨生茂又和黄韶湘、刘绪贻、丁则民等一起，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外国史研究社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使之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共同体中最为活跃和充满生气的一个学术团体。它20多年来连续出版的学会通讯，更令国内其他外国史研究会所侧目。在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的支持下，他又和刘绪贻一起，整合学会里的研究力量，连袂主编六卷本《美国通史》。从写作体例和写作提纲的确定，到初稿的修改和定稿的润色，杨生茂都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其投入的精力和付出的心血与如今多如牛毛的挂名主编不可同日而语。经过25年锲而不舍的努力，这套书终于在2001年以完璧的形式问世，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外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典范。（相关评价可以参见《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的专题笔谈。）如果说40年前，杨生茂创建的美国史研究室开创了中国美国史的建制性研究，那么，这套书的完成则是中国美国史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南开美国史研究项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六卷本《美国通史》是杨生茂和他的同事留给新一代中国美国史研究者的宝贵遗产。南开美国史研究项目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甚至是整个美国问题研究的前沿重镇，代表着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最高水平；美国史学会像一个大家庭，团结了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而六卷本通史则像一个平台，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发展学术的开放空间，一个争取更大学术进步的跳板。
二、成绩斐然的史学教育家
作为一位资深教授，杨生茂一生都把教书育人看作是自己的首要职责。其在教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教材编写和人才的培养上。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杨生茂就参加了教育部的全国文科教材项目《世界通史》的编写，担任其中近代两册的合主编。编写这套教材时，中国正处于经济极度匮乏，政治完全控制学术的年代，杨生茂和其他主编以历史学者的良知和教师的责任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认真工作，一丝不苟，为读者提供了比较准确的重要史实和世界政治的发展线索。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杨生茂、张芝联、程原秋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版。1977年、1980年两次再版。此外，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
《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中结构、内容和观点的泛政治化，与其说是
此外，杨生茂还主持编写了《美国外交政策史》[5]、《美洲华人华侨史》[6]。这两部具有专著和教材两种功能的著述，都属于各自领域的开山之作，对于这两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相关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的编写提供了范例和素材。
杨生茂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教材编撰者，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教育家。作为教材编撰者，他的教材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作为史学教育家，他的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美国史研究学者。
早在“文革”前，杨生茂就开始招收世界近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文革”后又培养出中国第一批美国史研究方向的硕士
此外，像很多涉外学科的教授一样，杨生茂曾经推荐了不少自己的学生出国深造。其海外学生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杨生茂的教学水平和专业影响力。在杨生茂的直接帮助和推荐下，他在80年代培养的三位硕士研究生王心扬、余茂春和徐国琦先后赴美留学，并在90年代分别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哈佛大学获得了
三、出色的研究者
对于一个在中国从事外国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历史学家，如果能够在教材编撰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像杨生茂那样的贡献，就足以让他获得职业的成功感和人生的成就感。但是，杨生茂却从来没有满足于此。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历史学家，他似乎没有认同过所谓“述而不作”的中国人文传统，而是以蜜蜂采蜜般的辛苦劳作，在相当简陋的研究条件下，苦苦地劳作，寻求并实现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职业梦想。
在中国，一个外国史研究者先天注定要面对一个难以逾越的困境：作为历史研究者，他必须进行基于第一手文献基础上的原创研究，这是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特点；但是，他所面对的外国历史课题，却因为客观研究条件的制约，在材料的占有和发掘上，与研究自己国家历史的本国同事和外国同行相比，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一困境给中国任何一位严肃的外国史研究者带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困惑甚至是苦恼：如何使自己的研究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价值？在评论杨生茂的学术成就时，李剑鸣就感叹，以
由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缺乏这一结构性缺陷，使外国史研究在中国史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国史学界中，基本上被边缘化了，外国史学者所付出的劳动与其所得到的社会承认基本不成比例。由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很难用外语在其研究对象国发表研究论文，同时，国内的国史研究者对外国史研究大多不屑一顾，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地位实在是让中国外国史研究者非常尴尬。
面对这样的尴尬，杨生茂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凭借自己的刻苦和智慧，在美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做出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一流的学术成果。不论是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成果来衡量，还是与美国学者研究美国史学史的成就相对照，杨生茂的工作都毫不逊色。
对杨生茂的美国史学史研究，赞扬者或是从“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提供借鉴”[8]（p399），或是从“寻找中美史学发展的契合点”，弘扬祖国“史学史的优秀部分”[9]（p372，376）加以赞扬。这些评价固然不错，但似乎还不够，还应该从与国外学者进行平等对话、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认识杨生茂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因为这一角度也是杨生茂自己一再鼓励其学生努力的目标。他一直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和同事，不仅要吸收外来有益的东西，而且“还须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缔造”10]（p272）[11]（p285）。从他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生茂是怎样身体力行实践着这一目的。
作为一位在美国受过严格史学训练长达六年之久，且不断追踪美国学术研究最新发展的学者，杨生茂显然不愿意也不甘心跟在洋人后面，从事被讥为“四旧”（旧课题，旧材料、旧观点和旧方法）研究。实际上，大多数中国的涉外事务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在从事这类研究，尽管不少人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的研究是怎样怎样地“添补空白”，如何如何地进行“创新”。在杨生茂的研究论文中，从未出现过此类空洞无物的字眼，但他却是以与美国学者平等对话的姿态，穷尽国内所能见到的资料，以“螺蛳壳里做道场”本领，进行创造性研究。在杨生茂的学术生涯中，这主要体现在他三篇研究美国史学史的论文中。
如果说了解和认识一个国家的深入程度基本上取决于对这个国家历史的认识程度的话，那么，对这个国家史学了解的深入程度又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对这个国家历史的研究水平。因此，史学史研究这个象牙之塔的书斋之学也闪烁出现实之光，这使史学史研究在学理的意义之外，也拥有了现实的重要性。
相对来说，由于史学史的研究基本可以把史学著述本身作为研究所需的第一手文献，据此，至少在基本材料的占有上可以进行与外国学者相匹敌的研究。（2000年夏，就外国学者如何能够进行原创性的美国史研究，笔者曾经请教过当时来华讲学的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艾瑞克·丰纳（Eric Foner）。丰纳认为，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外国学者要做原创性研究的确非常困难，大概只能是在美国史学史和美国研究方面作些探索。因此，
杨生茂做的恰恰是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他研究班克罗夫特、特纳和威廉斯等三位美国著名史学家的三篇论文，不论是选题的确立、材料的完备，还是论证的严密、文字的流畅，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外国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为达到这样的研究水平，他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难以计数。以《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为例，笔者1982年
正是基于如此详尽的微观资料，加上杨生茂对美国历史和史学的宏观把握，使这篇论文成为一般意义上史学史研究的典范。史学史的研究是一种学术化的思想史研究，要写出一篇出色的史学史论文，必须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史家的个人经历（生平）与其史学的关系；史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史学的影响；史家所处的思想环境对他的影响；最后，史学传统对史家的影响。要把这四种关系有机的结合起来，并围绕着史学家本身展开论述，融为一体，非大手笔所不能为。
在《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一文中，杨生茂开宗明义，对海厄姆所代表的美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划分法提出异议，认为“17世纪和美国独立前的18世纪不应纳入美国史学史的组成部分，只可视为美国史学发展的背景”。（这一见解似乎也影响到他的高足
那么，班克罗夫特何以能够在同代历史学家中鹤立鸡群，赢得“美国史学之父”之誉？杨生茂谈及了班克罗夫特的欧洲游学经历。当时，美国文人游学欧洲为一时之风气，趋之若鹜，但能够取得班氏这样成绩的却寥若晨星。杨生茂发现，其主要原因是班氏“善于鉴别吸收欧洲文化，并通过消化，把欧洲文化的精华部分运用于美国史坛”。在杨生茂看来，班氏从欧洲文化中汲取了两大精华：“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浪漫主义。前者主要取自德意志，后者主要取自英法。”[12]（p6~7）而班氏之所以能够鉴别吸收这两方面的思想，又是与其自身固有的新英格兰精神密切相关。这样，美国本土的思想资源便进入杨生茂的研究视野。
所谓新英格兰精神，就是一种崇敬上帝、充满自信、追求个体幸福的清教思想。班氏的成名作是他10卷本《美国史》。在书中，他以上帝的“名义讴歌共和制，讴歌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推翻封建专制并建立起的新国家”[12]（p10）。他所描绘的美国几乎没有任何阴影，所有的都是一派圣洁、自信、希望和进步。
这样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当然不会拒绝任何服务于公职的召唤。1837年，班克罗夫特就开始出任民主党政府的公职，先后担任过海军部长、出使英国和德国。这样，杨生茂也非常自然地过渡到班氏学术活动与当时社会思潮联系，指出“这个时代背景是了解班氏学术思想和学术业绩的至关重要的提纲”[12]（p13）。当时，不论是欧洲来美国考察的学者如法国人托克维尔等人，还是美国本土的学人如埃默森等，都在讨论何谓“美国人”这一话题。而班氏历史著述则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解答，加上班氏想像力丰富，文笔生动，不像后来职业历史学家那样受各种条条框框的制约，于是乎，他的《美国史》一出版，便洛阳纸贵，10年内出了10版。从1834年出版第1卷，到1874年第10卷问世，整整经历了40年的时间。这在今天学术体制下，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对于班氏和其他一些审时度势、勇于应答时务的有识之士，杨生茂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未负荷沉重的历史传统包袱，故不受固步自封的困扰；又都具有年轻共和国主义的进取精神，故无妄自菲薄、虚无主义的连累。如同全盘照搬一样，固步自封和妄自菲薄都是蒙昧的表现。”[12]（p14~15）联系该文的副题“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杨生茂的这番议论可谓意味深长，值得我们回味。
与目前绝大多数史学论文不同，这篇文章没有分节，令人有一气呵成、浑然一体的感觉。而在行文中，杨生茂夹叙夹议，叙述中不乏精辟的议论，而议论往往又融汇在叙述之中。在史学论文形式越来越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情形下，这篇论文独树一帜，对探索不同形式的史学论文极有借鉴价值。
这篇论文发表时，杨生茂已经是82岁高龄。它
虽然有关特纳和威廉斯史学的两篇论文以“试论”为题，但就是这样的“试论”中，杨生茂也几乎穷尽了国内所有的资料。在《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外交史学》（1980）一文中，一共有107个注释，所参考的资料在百种以上。该文最初发表时，为节省篇幅，编辑要求删除注释中的英文原文。在编选《探径集》时，为了重新补上这些英文，杨生茂的学生在国家图书馆整整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所有这些注释都有根有据。
这三篇史学史论文在发表时就产生很大影响，为国内外史学界所瞩目。由于杨生茂对美国历史和美国史学的纵横两个背景都非常熟悉，能够紧密而又有机地结合学术传统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深入细致地解读文本，从而对威廉斯等三人的史学成就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介。如果把三篇文章汇在一起研读，一个美国史学的发展线索和轮廓就大体勾画出来了，即从文史不分、业余历史学家的时代，到职业历史学家所倡导的科学历史学时期，再到二战后各种社会科学思潮影响下的史学多样化的时代。
杨生茂对美国三位史学家的研究，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选题精当，构思精巧，行文流畅，材料驾驭自如，可谓得心应手。他的这一成就固然与他学识和用功有关，但仔细想一下，
四、永不停顿的思考者
在长期的读书、教学、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杨生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对此，李剑鸣和张宏毅曾经分别著文加以较为全面的评价。[8~9]这里仅补充和突出三点。
第一，开明和开放的教育思想。
杨生茂一向主张进行讨论和以对话为主的教学方法，而且把对话上升到培养学术气质和精神涵养的高度。他说：“对话不仅出于活跃思想、发展学术、培养良好的学风的需要，也是德育的好方法。”[13]（p292）在杨生茂看来，“对话是一种学风，也是一种作风，一种待人接物的民主的气质和内涵修养，非经长久磨练而不易得其中三味”。针对一些学生被授课老师特别是外
从笔者十几年的教学实践，特别是国际教育交流的切身体会中，深感此乃至理名言。这一真知灼见，至少是在中国国内，尚无学者从如此的高度加以论述。杨生茂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虽不善言辞，但思维却异常活跃，对国内外学术发展的前沿和方向有着明确的把握。他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思想，平等的态度，民主的教学作风以及对学生意见的尊重，让杨门学生终身受益。
尽管中国从西方引进现代的学术生产方式已逾百年，但是，师傅带徒弟式的传统小生产者的培养模式并未彻底改变，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现象十分严重，使国内的学术发展往往只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飞跃。而由此产生的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良种退化”和门派之争，无端消耗了十分宝贵和有限的学术资源，成为国内学术界一个难以解决的头痛问题。
对这样的学术现象，杨生茂深恶痛绝，并认真思考改进的办法。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便抽出宝贵的时间，专门讨论研究生的培养问题，一再强调“导师不仅授人以鱼，而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10]（p275）。为此，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具体介绍了国际通行的培养研究生的重要方法——讨论班教学法。他说：“讨论班是增进学识、培养民主学风的最好形式”。它可以“用集体的智慧之光，普照班上的成员”，并由此产生出学派。[13]（p292）出于对学生的尊重和爱护，他从来不以师者自居，强迫学生按着自己的思路和方法进行研究，而是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和特长，引导他们从事最适合他们的研究课题。显然，这是他能够培养出一大批有独立见解、既不从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的历史学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学术研究中强烈的现实关怀。
对杨生茂这一代历史学家来说，“为学术而学术”纯粹的学术或者根本是不存在，或者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学以致用”是杨生茂治学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在他看来，学术研究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因此，他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学以致用，要勇于“捡起时代抛给我们的‘手套’”，努力从现实的“动态中发现和追踪问题，从[历史的]静态中寻求原因和脉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历史研究本身应具有的功能：温故知新，应答现实和启迪未来”。因此，“研究外国历史的目的在于洋为中用”。[10]（p272）[2]（p282，281）这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也是他衡量学术研究价值的标准。
正是出于这样的实用考虑，杨生茂用心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寻求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和背景。为此，他在“文革”前后撰写了《“新边疆”是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产物》（1965）、《林肯与黑人奴隶的“解放”》（1978）（均收录在《探径集》）等论文，主编了《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史》。然而，即便这些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研究，也较少政治化的概念，而是在为政治服务的大框架内，尽量争取以理服人。
尽管如此，泛政治化的学术环境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无疑损害这些研究应有的学术价值。正如李剑鸣所指出的，“这种现实关怀反映了研究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体现了一种强化学科价值的急迫愿望”。但是，“现实关怀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学术上的风险，有时甚至可能付出牺牲学术价值的代价。为了直接服务于现实需要，研究者往往过于注重发掘历史现象的意义，以至对事实意义的重视甚于对事实本身的重视，在不经意中背离了史学的基本规范”。[15]（p37~38）
如果说杨生茂所处的时代和及其成长环境，使这样的一种现实关怀难以挥之而去的话，那么，今天，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人，似乎应该认真考虑李剑鸣提出的警告。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够摆脱时代的局限，也没有学者敢说他不受现实关怀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对现实关怀给予重新的思考。对学者来说，现实关怀不应该，至少大部分不应该是直接回应和关照社会的某种现实需求，特别是政治社会或利益集团的需求，更多的应该是对民族前途、国家未来和人类命运这类根本性问题的洞察与感悟。这才是学者应有的现实关怀，也是学者不同于其他社会职业的独特之处。
这样的现实关怀应该成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动机，但是，一旦进入了学术研究本身，学者就必须追求学术发展自身的价值，顺应和符合学术而非社会的逻辑。在美国历史的研究中，用王立新的话说，现实关怀应该“体现在作者对美国历史问题的选择和观察美国历史问题的出发点和角度，而非依据中国的现实对美国历史进行解释”[16]。一句话，对学者来说，现实关怀应该是学术的，而非社会的；应该语境的，而非问题的；应该是价值的，而非功利的。（上述有关现实关怀的内容极大地受益于2004年6月“世界近现代史的回顾与展望”（南开大学）美国史小组的讨论，特别是资中筠、王立新和周祥森诸位学人的评论。）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学术价值永远是在学术本身的发展中得到评价，其社会价值必须通过学术价值来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价值本身就是一种间接的社会价值，学术不应该去追求学术以外的目的。正如顾颉刚在《古史辨》的长篇自序中指出的那样，学术的价值在于“求真”，而不是“求用”；“求用”只是“求真”的自然结果。现代的学术发展表明，学术之所以成为学术就在于它不仅仅是社会的一个部分，更是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而成为相对独立的职业，决定其前进的不仅仅是社会的需求，同样还有学术共同体内在的要求。
由此再反观杨生茂对班克罗夫特史学的研究。该项研究之所以能够超越他本人对特纳史学和威廉斯史学的研究，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不仅把社会的现实关怀暗含在了学术关怀之中，而且把学术的现实关怀置于了社会的现实关怀之上。从表面上看，这样一篇研究一个多世纪前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史论文，几乎没有任何现实的社会关怀，但是，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中体会到，一个心态健康的民族和一个自尊自强的学者应该如何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自处这样的重大时代话题。
第三，鉴别吸收、积极参与的文化观。
在杨生茂的著述中，特别是在其晚年著述中，强烈的现实关怀已经超越了“研究外国历史的目的在于‘外为中用’”，而进入了“积极参与和丰富世界文化”的更高层次。[2]（p281）
要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进行主动的对外交流，而要进行成功的交流，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和过硬的成果。“交流一定是对等的，相互的，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不能鹦鹉学舌，否则便是流而不交，便是单向的文化征服。”[17]（p341）那么，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除了读好社会实践这部大书和书本这个通常的小书外，他特别强调读书的态度，就是不论对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还是对外来的西方文化都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进行必要的反思。“但反思不是故作反面文章，而是创造鉴别吸收外来文化优秀部分的内在条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同时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使两川归海……进而丰富世界文化……成为有见识、有脊梁的清醒的文化人。”[18]（p345）
在《探径集》的“前言”中，杨生茂这样写道：“这几年来，梦寐思虑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这件大事，反复阐述的主题是，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这个道理不仅在研究中应当注意，对于各项事业也是不可须臾忽视的。”[1]（“前言”，p2）
对于这些问题，杨生茂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着现成的答案，更没有固定和惟一正确的答案，但他却给出了一个探索这些答案的路径：以开放的心态鉴别吸收，并最终丰富世界文化。
这一路径的获得无疑与杨生茂个人的生活和学术经历密切相关。用他自己的话说，“贯穿自己一生的一条主线是反封建反帝的观念和期望国家振兴的心愿。1931、1937、1949和1978这几个年代间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都深深地印在脑海中……”[1]（“前言”，p1~2）。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杨生茂就完成了他的学术训练，开始了学者的生涯。但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时代并没有给予他和其他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尽情施展才华的机会，战争、革命和无休止的运动浪费了他们最宝贵的学术生命。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杨生茂才开始了其学术生涯中最稳定和最高产的一段时间。这时，他已经年愈花甲，如果按现在的政策，该是退休的时候了。但对他来说，“好戏才刚刚开始！”（这是借用
与众多因为客观条件而壮志未酬的同辈学者相比，杨生茂是幸运的。他毕竟有一个成就颇多的晚年，并为新中国的外国史和美国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所研究的课题，他所尝试过的方法，他所追求的理想，和他所投身的事业，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后来人，并转化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宝贵财富。就此而言，杨生茂无疑是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中一位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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