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生茂先生于今年五月四日仙逝，闻后不胜悲伤。杨先生是我的导师。我在大三时读到一篇采访杨先生的文章，读后深为先生的学术文章感动，从此立志报考杨先生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大学毕业时，承蒙杨先生错爱，我有幸成为先生该年所招的唯一的一名学生。
先生属于“望之俨然，即之亦温”的长者。犹记在80年代后期，从先生爱女杨令侠处获悉先生生日将至，我一时玩心大发，特意同天津电台联系，安排先生生日当天播放一首先生喜爱的歌曲，并同节目主持小姐敲定好解说词及播出时间。先生生日那天，我同《历史教学》的吴崇诰先生一起造访先生府上。先生有听收音机的习惯，所以到约好音乐节目快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即故意让先生打开收音机，声称电台可能有重大消息播放。先生打开收音机后，电台立即传出点歌台主持小姐悦耳的声音，说今天是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杨生茂先生的生日，他的仰慕者特意点歌一曲（好像是情歌，歌名忘了），祝贺杨先生生日快乐等一堆软绵绵的话。先生听完歌曲后，喜笑颜开，颇为得意。当我开玩笑说，这点歌人恐怕是先生的女性崇拜者时，先生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用地道的河北话斥责道，“不要乱说”。
80年代中后期先生承担主编国家重点项目《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我受命写作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章节，份量很重。为了督促我专心工作，先生几乎每天在他早晚的散步途中或在我的信箱或干脆塞到我的宿舍门下他写在旧信封上的训示（先生可谓环保先驱），让我每天诚惶诚恐，不敢懈怠。记得有一次美国史研究室的林静芬老师热心要为我介绍女朋友。此事传到先生耳中，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府上，告诉我说：“我不管你谈乱爱不谈乱爱，写完书再说。”
我硕士毕业后奉先生命留南开美国史研究室工作，但一心想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于是同先生达成一“君子协定”，一旦我的《美国外交政策史》章节定稿，先生应放我到美国去读书。先生一诺千金。1990年我即在先生的祝福下，负笈美国，来到哈佛大学，成为先生推崇的美国史大家入江昭教授的博士生。从此浪迹天涯，在海外学习工作，失去与先生经常当面请教的机会。
虽然我直接接受先生耳提面命的时间大概只有6年多，但回首前尘，先生影响我人生至巨。2005年我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与大战》中，称先生为我“一生的导师”（life-time mentor），可谓发自心田。为表对先生的培育之情，我特意把200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奥林匹克之梦》一书题献给我在东西方的两位伟大老师：杨生茂与入江昭。
先生为一仁仁长者，对于我的每一步成长，迈出的每一步伐都予以关注。今年春，我受王希、姚平两位友人之命，写了一篇回顾个人学术生平的“浮生三记”一文，收集在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今夏出版的书中。为博先生一笑，特意请令侠将此文印给先生一阅。令侠称，先生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先生还让令侠传给我他的一封信。信写道，“国琦，诵读全文一篇，很受感动，自然也很高兴。对我赞语，十分感谢。你做档案工作的艰苦经历频频触动我的心坎，并取得我的敬佩。因病，不能多语。祝春节好。”去年秋，我在近两年的举棋不定后，决定接受香港大学历史系的聘书，离开美国，到香港工作。先生获悉后，于去年底，寄给我一张贺年卡，上写：“国琦如唔：赴港执教，实属优选，甚值拍手称快。他日访问，更为便捷。”新到香港，因万事纷扰，尚未来得及到先生处问候，先生即驾鹤西归，怎不令人悲伤不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先生九泉之上，安息！！！
我从先生处，不仅学到学问，更是受益于先生的人生学问，学会如何自处、处世。先生一生淡泊名利，高风亮节，汲汲于救国、治学之道。于今大师已去，先生植于我辈弟子中的学术人生的种子犹存。定当不遗余力发扬光大，以无愧于先生教育之恩。
2010年5月7-8日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