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功：心中的丰碑：痛悼恩师杨生茂先生

正当北方长久阴冷的天气即将过去、万物复苏之际，恩师却驾鹤西去，静静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生活、工作了半个世纪的南开园，离开了他一生所钟爱的事业。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今年先生93岁高龄，虽然已过鲐背之年，但身体一直尚可，所以令侠师姐才决定与我们一起预定机票，准备参加在厦门大学举行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4月22日下午，我来到办公室，准备商量第二天的行程事宜。突闻先生早上住院了，师姐可能不去参加会议了。我随即给师姐打了电话，得知先生确实因肺部感染住进了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先生前一天晚上感到憋气，整晚没有睡觉。

我和两名同事赶到医院时，先生正在输液，见我们进来就让身边的人将床稍微摇起来，这样方便同我们说话。当时先生刚吃了点东西，精神尚好，给我们讲他已经看了华庆昭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所做的有关历史资料收集问题的学术报告，自己很有感触，现在做研究比以前方便多了。先生很乐观，说在医院休养几天就可以回家了，他甚至还同我讲了几句玩笑话，并说“你现在忙了，我们见面少了”。现在自己一想起先生这句话就感到十分愧疚和自责。虽然同住一个校园，陪伴先生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先生呀，您怎么走得如此仓促，竟然没有给学功一个补过的机会！我们担心先生说话多了太累，实际上他同我们说话时就伴有咳嗽，呆了十几分钟就出来了。我们期盼先生安心休养，早日康复，并说等过两天开会回来再看您。当时看到先生精神状态、谈吐都比较好，我觉得先生的病可能与今年春天北方天气普遍较冷有关系，在医院可能比在家要好一些，毕竟有什么问题大夫、护士可以及时处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院的。谁料想，这次谈话竟是与恩师最后的交谈。

27日从厦门回来已是下午三点多，给先生家打了个电话，师姐没有在家，是先生家的保姆接的电话。我想师姐肯定在医院照顾先生，不要打扰她了，本打算转天上午去医院看望先生，不料次日早上6点多接到师姐电话，说先生病危，已从普通病房转到重症监护室。听到师姐的话深感震惊，这怎么可能，前几天先生还好好的，怎么会是这样。我随即赶到医院，得知先生前几天感觉都还好，到27日还说自己很愉快，并无异样，到了晚上7点多病情突然恶化，不省人事，幸好当时大夫正在病房接交班，及时抢救，先生才恢复了自主呼吸，但很微弱，也没有了意识。师姐带我到重症监护室，看到恩师周身插满了各种管子，一动也不动，靠呼吸机和各种药物维系着生命体征，真是心痛不已，如同做梦一般，难以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轻轻地喊着先生，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仪器发出的声音，先生静静地躺在那里。万万没有想到分别不到5日，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大夫告诉我们，先生年事已高，病情危重，让做好心里准备。在医院守护了一天，先生虽然仍没有意识，但情况似乎平稳了一些，我们都期盼着出现奇迹。之后的几天，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心情异常沉重，每日到医院去陪伴先生。在那里，心里略感踏实，仿佛就在先生身边。其实，在医院我们也无能为力，内心焦灼不安，只是默默地祈盼先生能坚持下去，战胜病魔。看着医生、护士们忙碌的身影，期待着他们能妙手回春，将先生从死神手里夺过来。即便不在医院，心里挂念的仍是先生，甚至听到电话声就感到紧张，唯恐先生出现不测，心情难以言表。几位师兄也陆续从北京、福州、济南赶来，大家一起为先生祈祷。

5月4日白天在医院守候了一天，晚上刚吃完饭，电话突然响了，晓德师兄告知先生已故。听到噩耗，顿觉整个身心下沉，眼前一片黑暗。虽然这几日已有心理准备，可是仍不能接受他老人家会离开我们的事实。昏昏沉沉地来到医院，心如同被掏空一般无法调整，无法思考，无法面对眼前的一切。此后的两天，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帮助安排先生的后事。6日上午向先生作最后道别，此时方觉先生真的离我们而去，想起开会时，有多少会友的热情问候、祝福要向您转达，有多少学术讨论的情况要向您汇报呀，可惜这一切都不可能了。自己再也无法控制压抑了数日的情感，失声痛哭，泪流满面。

自从1990年准备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到先生仙逝，跟随先生整整20年了。1990年美国史开封会议期间，遇到了当时正在跟先生读博士的晓德师兄，并向他谈了打算报考先生博士的想法，从他那里了解到先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很多人都不敢报考。当时自己还是一名在山西大学历史系正在攻读世界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初生牛犊，在从开封会议返回太原后就冒昧地给先生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考博的想法和愿望。过了一段时间，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当时真是有些欣喜若狂。虽然对先生不甚了解，更无缘当面向先生请教，但自己知道先生是国内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美国史专家。先生的回信并不长，只有短短几句话，重要的是先生没有拒绝我，而是鼓励我多读书，把基础打好，同时注意学好外语。先生具体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信的开头是“学功同志”，感到非常亲切。先生的鼓励给我了巨大的动力，更坚定了自己跟随先生读博的决心。随后又给先生写了封信，感谢先生的指教，并表示自己一定要努力读书，全力准备，争取取得好的成绩，期盼有幸能拜在先生门下。这次书信往来成为与先生交往的开始。

遵照先生的指教，在复习考博的过程中，自己认真阅读了当时几年国内主要史学刊物上刊登的有关美国史论文。先生与人合编的《美国史论文选》读了不止一遍，特别是书后附有“美国史论文索引（1949-1981），对于初学者非常有用。由于当时没有计算机检索，要想了解前辈学者做了哪些研究工作并非易事。有了这份索引就方便多了，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章。先生编的这本文选成为自己当时案头必备的书籍。

自己是幸运的，尽管考试成绩一般，承蒙先生不弃，收留了我，从此得以在先生身边聆听教诲，这也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1991年9月，刚来南开报到就去北村先生府上拜见先生，具体谈的什么内容已经模糊了，先生送我一本油印的《美国外交史中文书籍、论文和资料索引》，300多页，收录了从20世纪初一直到80年代中期有关美国外交史的中文书籍、论文和资料约3000多种，这是先生领导的课题组为编写《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之一。该索引并非正式出版物，但非常实用，分门别类，分为十几个专题，按图索骥，查阅起来很方便，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甚至在数字化的今天，这本索引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有些期刊已经停刊，各种数据库或许根本没有收录；有些旧图书由于年代久远，也很难通过计算机检索到。这是先生送给我的第一本书。

在先生培养的为数不多的博士生中，或许我是让先生颇为费心的一个。自己虽然比较努力、刻苦，但生性驽钝，悟性较差，加上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甚至自己有时也怀疑能否顺利毕业。博士生课程比较少，最主要的工作是博士论文选题。自己对20世纪5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较感兴趣，在山西大学的硕士论文就是“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打算在这一课题上延伸，这样也好有一些前期基础。先生同意了我的想法，让我收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几年的研究动态，写成研究综述。先生特别嘱咐我，这一课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一定要掌握好分寸，观点上绝对不能出错；视野要开阔，不能写成朝鲜战争史，应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写；多收集材料，注意中外文材料的平衡，不能只看美国学者的论著和美国政府的文献，还要阅读其他国家学者的相关成果，避免资料使用上的偏颇；对于资料要审慎地分析，从中引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不要人云亦云；在构思博士论文时，适当多练习写作，围绕论文锻炼写专题文章，这样日积月累，最后完成论文就会容易一些。先生还命我仔细拜读华庆昭先生送给他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的书稿，并要我撰写读后感。先生的谆谆教诲成为我写作论文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确保了论文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每写完一章初稿，就送给先生审阅，先生字斟句酌，所写的批语和意见密密麻麻。不仅如此，先生还帮助我修改了几篇习作。

当时研究生宿舍内没有电话，整个博士生宿舍楼只有值班室一部电话，并且还经常出问题，同先生联系很不方便。先生修改完文稿后，经常从北村现在的住所走到我所住的博士生宿舍19号楼，将修改稿送来。有时我陪先生走一走，边走边谈。有时先生执意不让送，自己就站在宿舍前面的小树林前，看着先生渐渐远去的身影。我不在宿舍的时候，先生就给我留个便条，约我联系。往事历历在目，一切都仿佛就发生在昨日。每每想起这些，心里充满了对先生的无限感激之情。

先生送给我的第二本书就是由先生主编的长达50多万字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先生早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曾师从著名史学家托马斯·贝利攻读外交史硕士，回国后也一直从事美国外交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先生考虑到当时国内尚没有一本较系统、较完整的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专著，提出要撰写一本中国学者自己的美国外交通史。这一方面是为了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为了应答时势的需要，为有志于研究和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读者服务，帮助人们认识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是如何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先生即开始组织力量，收集资料，包括编写前面提到的资料索引，并撰写专题论文，历时数年。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系统考察美国外交政策发展变化的著作，凝结了先生对美国外交史的独到认识和思考。先生认为，对外扩张是贯穿整个美国外交史的主线，也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关键，扩张的理论核心是美国人的使命观。如今，先生的这些观点早已深入人心，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先生送给我的这本书不知拜读过多少遍，不仅是自己学习和研究美国外交史的重要参考书，更是长期教学所依赖的主要教材。

1994年6月博士毕业后，我留在先生身边工作，耳提面命，聆听先生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每逢节假日，都要向先生问安，汇报近期的研究课题和学术活动。每每遇到困惑，就要向先生求教，请先生指点迷津。先生有时也会打来电话，商讨事情。说实话，跟从先生攻读博士期间，心里更多地是敬畏先生，因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开创者和一代宗师，感觉先生不善言谈，比较严肃，工作后发现其实并不尽然。特别是近些年，发现先生还是比较健谈的，和蔼可亲，没有任何架子。看望先生时经常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谈古论今，如沐春风，先生还时常说几句很幽默的话。有时担心他太累，不得不匆忙告辞，先生总是坚持站起来相送。

从我1991年进校时先生就一直住在北村现在的4楼寓所，面积不大，大概只有70多平米。我们时常就在先生的书房兼卧室交谈。几个装满了各种书籍的书柜占了很大的空间，还有不少书籍堆放在书桌上，就连客厅过道上也是书柜，使得屋内更显有些拥挤。先生给自己的书房起名“淡泊惜阴斋”，一生淡泊名利，勤奋耕耘，这正是先生作为一个纯粹的中国知识分子真实生活的写照。记得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还时常看见先生一个人在马蹄湖边散步，自己过去问候一声，间或陪先生走一走。后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先生行动大不如以前，上楼已经很吃力了，还曾在楼下摔过一次，在校园里很少再看见先生熟悉的身影了。先生因行动不便，最近几年已很少下楼了。

正是通过与先生的这些无数次谈话、接触，通过先生的言传身教，自己获得了极大的教益，学到了很多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同时更加领略到先生道德之高尚、为人之谦和、治学之严谨、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邃，先生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也愈发高大。对我而言，先生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导师，引领我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没有先生这么多年的谆谆教诲和辛勤培养，何来自己现在所取得的点滴成果。先生同时更是我思想和精神的导师，是自己人生的楷模，行为的典范。斯人已去，其志永存。先生的思想、精神已然成为自己心中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继续引领我不断去探索、去追求。

南开园一切如故，只是永远失去了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大家，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在办公室，自己一边构思这篇文字，一边翻阅不知已读过多少遍的先生所赠送的著作。看着与先生一张张的合影和熟悉的先生那刚劲有力的题字，往事历历在目，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袭来，不禁潸然泪下，思绪万千。弟子无力阻挡先生荣登极乐的脚步，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您送行：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