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杨生茂先生仙逝的噩耗，我万分悲痛。2010年５月6日那天上午我未能从福州赶回母校南开去为他老人家送行，一想起此事，心中就隐隐作痛。那时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长时间倚窗肃立，目送先生驾鹤西去，而心中不断涌动的则是对杨先生无尽的哀思、追念和感怀。
我早在读大学本科时，就仰慕杨先生的道德文章，并了解到他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杨先生不仅创建了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还与国内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美国史专家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杨先生所执教的南开大学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镇，这是我决定报考南开大学研究生的重要原因。我不仅借来杨先生主编的《美国通史》、《美国外交政策史》等著作，又拜读了他的一些相关文章。随着我对美国史的不断关注，我对杨先生的了解也逐渐明朗起来。我得知，杨先生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曾远赴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留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研究美国外交史；我还听说，杨先生选择弟子极为严格，正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弟子大都成为目前国内美国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2002年4月我借去南开大学参加硕士研究生复试之机，拜访了仰慕已久的杨先生，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位史学大家。那天，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叩响了南开大学北村宿舍楼的门铃，杨先生的女儿杨令侠老师为我打开房门。走进房间，映入眼帘的是十分简朴的房间陈设：没有式样时髦、华丽的家具，只有古色古香的老式书桌上堆满的各类学术书籍。眼前这位８5岁高龄、声名远扬的历史学家面容清瘦，气色红润，目光炯炯，脚上踏着一双老式布鞋。杨先生看到我笑了笑，示意我坐下，然后和我聊起家常来。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以及报考研究生的想法和过程…… 我很快就觉得那位在我心目中高山仰止般的学术大师，竟是如此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顿时消除了我心中的忐忑不安。在聊天中我得知，杨先生每天仍要翻阅报章，他指着桌上摊开的书籍、报纸说：“老了，前几年还能写点东西，现在只能温习旧书，看新书解闷了。”这位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竟在85岁高龄时以不能思考、不能著述自憾自责，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看着老人书橱中汗牛充栋般的藏书，我心中只有更深的感动和崇敬。 在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后，杨先生将话题转到了历史研究上。他强调，做学问要有坚强的毅力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历史研究中，中国人应该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与杨先生的一席谈话不仅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而且坚定了我学习美国历史的决心和信念。一个多小时面对面的交流，让我领略到了杨先生平实、质朴语言背后的高瞻远瞩、博学多才和一代学人特有的深刻智慧及立志报效国家的民族自尊心。
自从在南开读研究生后，我便成了杨先生家的常客。由于历史积淀浅薄，我一有机会就去杨先生家向他讨教。当我在为如何读书而感到困惑之时，杨先生告诉我：“书海浩瀚，读书时必须有所选择。研究生不能在三年学习中只为一篇论文而努力，知识要更广些，基础知识要更扎实些。虽然我们学习美国史，但必须有其它国家通史的基础，否则就无法估量某一事件或人物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我现在体会出，杨先生实际是在告诉我如何处理好历史学习中博与约的关系。当我面对大量的英文书籍，对西方学者层出不穷的学术观点感到束手无策时，杨先生开导我：“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应不断吸收国外史学家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新知识，但是，‘吸收’必须以‘消化’为前提，不能‘唯洋是尊’和‘全盘照搬’， 而要‘鉴别吸收’。”当杨先生得知我对美国外交史感兴趣时，就告知我：“要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于美国外交政策史，而要看到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美国外交史。”
在同杨先生的接触中，我从这位长者身上看到了他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和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杨先生多次告诫我：“做学问是一项需要以冷静客观、旷达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的事业，真正的学问是在默然的沉思和坚忍的努力中做成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历史的理解和领悟，才能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才能追寻和坚持真正有价值的见解和真理性的认识。”我曾几次听杨先生谈起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回首的往事：浸透着他多年心血著成的文稿不但在当时被抢劫一空，更有甚者，他的一些基本权利和人生自由也被剥夺了。但杨先生并没有在悲观和嗟叹中虚度时光，仍然怀着强烈的信念，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继续从事他所钟爱的历史研究，他身处逆境，仍然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见到的各种中外著作。因为，在杨先生看来，这些只是暂时现象，他坚信，拥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终将以理智战胜愚昧。杨先生洒脱飘逸、豁达大度的精神境界，让我领悟到他做人、治学的真谛。
2009年7月4日，我即将从南开大学博士毕业，临行前，我再次去拜访杨先生和杨令侠老师，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无私关爱和培养。得知我毕业后将去福建师范大学从事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杨先生很高兴，他叮嘱我在教学科研中要严肃认真，在生活态度上要宁静致远。杨先生那天显得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向我讲起1946年底他从美国返回北平后中国战乱的悲惨情景，他回忆了当时从塘沽通向北平的铁路两侧尽是荒滩孤草，受战火蹂躏的中国荒凉破败，农民贫穷困苦。杨先生感叹道，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杨先生当时讲起话来声如洪钟，激动之处还夹杂着丰富的肢体语言，并随性哼起了黄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口曲。在我临行前，杨先生将他亲笔签名后的《探径集》赠与我，杨先生的笔体秀拔钢硬，简约中透着力度，全然不似出自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之手。我与杨先生和杨令侠老师合影留念后，便怀着的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
是年寒假，我途经天津去看望杨先生和杨令侠老师，只见那时的杨先生拄着手杖沿着一排排的书架，缓缓地走着，慢慢地坐在桌前，静默沉思。杨先生在想什么呢？是在回忆陈年旧事？在思念自己的老朋友、老同事？还是在为他的弟子们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而自豪？我注意到，杨先生的目光移向窗外——当时窗外的南开园，尽显老松苍翠，幼柏挺拔……谁知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
如今，杨先生永远离开了他挚爱和挚爱他的人们，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巨大的哀痛。杨先生那崇高朴素的人品，那深邃丰厚的学识，那严谨踏实的治学精神，那特有的风趣幽默，使我觉得这位老人是如此的可亲可敬。静夜独思，凝视着去年7月离开南开时自己与杨先生的最后几张合影，望着他宽广的额头和略见清瘦的脸庞，想起先生几年来对我这个青年后学的无尽关心，不禁潸然泪下。此时，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杨先生客厅墙壁上悬挂着的由范曾题写的“澹泊惜阴斋”横匾。在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下，当今学界蔓延的时疫是急功近利，浮躁者多，沉静者少。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杨先生家中的这几个字不啻为一帖清醒剂和疗治学风的良方。这是做学问的境界，同时也是做人的境界，只有达到了这一境界，人生才会充满意义。杨先生的治学精神和道德风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继往开来。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杨先生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2010年5月9日深夜于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