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每次回南开，不管再忙，一个必做之事就是看望恩师杨生茂先生。今年1月份来南开参加学术会议，自然少不了到恩师家拜访。言谈之间，先生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我恐怕过不了今年。”先生晚年很幽默，常常以“自嘲”使聊天氛围变得轻松愉快。先生当时气色很好，谈话一两个小时并无倦意。我以为先生是在开玩笑，并未在意，并约好5月份博士生答辩时再来拜访先生。4月下旬在厦门参加中国美国史年会期间，先生爱女令侠教授发来短信，告知先生因肺炎引起多发病住院。我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难道先生对自己在世的时日早有预感！我只能默默地祈祷先生能够平安地度过这场病灾，5月份还能再次聆听先生的教诲。万万没想到的是先生的病情急剧恶化，待我赶回津门探视时，先生已不能语，只能靠着呼吸机维持随时都有可能熄灭的生命之灯。我与王玮学兄靠近先生的耳旁，轮番说了一些先生平时最爱听的事情，希望能把先生从昏迷中唤醒。先生有知，似乎听到了我们的呼唤，插着呼吸管的嘴连续张了数下，好像有话要说但却难以张口。现在回想起来，先生的反应或许是下意识的，但当时却使我们对先生有可能恢复意识产生了极大的信心。然而，遗憾的是先生最终没有苏醒过来，于5月4日驾鹤西去。先生数月前对自己未来的幽默预言不幸竟然变成了沉痛的现实。我作为多年来亲沐师恩的弟子，此时怎能不悲伤万分，泪如泉涌。师生缘、父子情，过去的一幕幕温馨的情景宛若眼前。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先生之恩，永世难忘！
我能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的确是有“缘”在先。。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初涉美国外交史时，一提到先生之名就有如雷贯耳和高山仰止之感，在拜读先生那一丝不苟的论文时更是被学术大家的严谨治学态度和飞扬的文采所折服。我的大学老师李世琮是先生文革前的首位研究生，我大学毕业留校后与世琮老师在同一个教研室工作，经常一起聊天。世琮老师偶尔也会提到在南开大学随杨先生求学的经历，我从他那里对先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对先生除了非常敬仰之外，从来不敢奢望能有机会当面请教先生，更谈不上入杨门受业了。其实，即使有机会能与先生相识，我也因感到先生在学术界地位太高会望而却步，与先生擦肩而过。1987年6月，我携妻儿到南开大学拜师访友。我的硕士导师黄邦和先生事先知我要去南开，便嘱我到南开后一定要拜访在美国史研究上很有声望的杨生茂先生，他为此还给杨先生写了一封引荐信。来到南开大学后，我非常想拜见心仪已久的先生，但始终是犹豫不决。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渺小”，将来大概也不会主要从事高深的学术研究，实际上还是“卑微”心理在作祟，不敢贸然打扰在我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的先生。思忖良久，我便决定放弃与仰慕已久的先生相识的机会。一天下午，先生到主楼旁小平房的历史研究所收发室取信，正巧我与先生相遇。先生慈眉善目，衣着十分普通，与自己想象中的先生完全不同。如果不是别人告知，我还真不相信眼前这个老人是喝过多年洋墨水的大学者。当时陪同我的是正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的巨平兄，他建议我趁此机会拜见先生，但我还是觉得有点唐突，犹豫再三而止，只是充满敬意地目送着先生的背影渐渐远去。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我与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到南开大学师从先生攻读美国外交史研究方向的博士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湖北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我再次回到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在很多人看来，能够在高校工作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生活也过得比较安逸。自己除了上课之外，搞科研没有条件，只好用打牌下棋甚至找几个人凑在一起玩麻将打发无聊的业余时间，真是有点“玩物丧志”的味道。我爱人不希望我消沉下去，便力劝我尝试考取博士生。其实，我个人也有此意。在省属高校任教，拥有硕士学位尽管已可立足，但并无很强的优势。如果博士学位加身，不仅会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且会使生活待遇明显改善。不过，为此也需付出很高的代价。利弊相权，显然利远远大于弊。用一句不恰当的话来说，牺牲几年的时间却可换回终生的享用。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很幼稚可笑，功利性太强，但的确是我决定考博士生的主要动力。当时招收世界史博士生的学校不多，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在国内力量最强，杨先生的学问人品、道德文章，令我等晚辈早就向往。当我决定报考先生的博士生后，回想几年前失去与先生谋面的机会，真是有些懊悔不已。先生选择弟子极为严格，甚至到了几近苛刻之地步，报考者多被劝说另择他处，以免受到耽误。到我报考时，先生已有五年没有招到学生了，尽管报考者很多。我对此一无所知，报考前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以及对追随先生学习的向往。据以后所知，先生当时正好生病住院，不知何因，没有接到这封信，我侥幸取得了参加笔试的资格，最终如愿投到先生门下。
先生待人非常和善，但在做学问上对学生要求很严。我初入南开时并无远大志向，打算毕业后重返山西师大任教。这样一种想法与我考博士时的动力是相一致的，但却导致我来到南开后的最初时日在研究上明显缺乏主动性，读书充其量只是应付考试和课堂讨论而已。在培养学生上很有经验的先生对此心知肚明，也很着急。一次吃完晚饭后，我在校园内闲逛，正好碰见去历史研究所收发室取信的先生，先生将我叫住，站在大中路边对我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先生一改平时很平缓的语调，口气显得十分严厉，原话我记不清了，大致意思是说你现在年龄已经不小了（当时是33岁），如果不抓紧时间努力，是不配做他的学生的。先生的话里流露出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这次谈话时间虽然很短，但对我却是如雷轰顶，我即刻产生了“知耻而后勇”的顿悟感。先生这番既严厉又充满殷切期望之言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对我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此以后，我尽管尚未改变毕业后回山西的打算，但开始了发奋努力，暗暗下决心不虚度在南开读书的三年时光，力争拿出一篇先生满意的博士论文，在学术研究上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跟随先生学习是非常难得的“福分”。先生经过长期摸索有自己一套培养博士生的方法，对学生的指导可谓煞费苦心。先生特别强调博士生要具备扎实的学识基础与合理的知识结构，在“博”的基础上求“约”。先生不会像有的导师那样每周在固定的时间系统地讲授课程，但从一开始就开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专业书目让我分阶段阅读，然后隔周到先生家里讨论，先生会有意识地问一些相关问题让我谈谈看法，他会做一些非常到位的精彩点评。先生不擅长侃侃而谈，但每次聆听他的教诲都感到收益很大。日积月累，耳濡目染，自己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先生对美国外交本质的认识以及他长期在研究中形成的方法对我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影响很大，我以后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多来自先生的启迪与指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先生的循循善诱才使我一步步地迈进了神圣的学术殿堂。
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选题非常重视，他不会像有的导师那样，从学生入学不久就指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很多学生乐意导师这样做，因为确定选题是一个颇费周折之事，的确费力又伤神，弄不好还要几经反复，做导师指定的题目可以省去了不少麻烦。在先生看来，博士论文选题一定要学生自己通过大量的看书思考来确定，导师只是对学生的选题提出指导性的建议，让学生能够把握住本研究领域的前沿性问题。按照我以后的理解，如何选题是博士学习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指导老师不是给学生“鱼”，而是教会学生如何“渔”。对一个初涉专业研究的博士生来说，在导师的指导下学会选择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题目来做是研究能力提高的一个标志，如果失去了这一重要的学习过程，不能不说是博士学习阶段的很大遗憾。先生在这方面可谓用心良苦，把博士生学会选题作为提高学生科研能力的起点。对此我本人不仅深有体会，而且终身受益无穷。
在聆听先生对做学问的教诲时，我自己获得的主要体会之一是，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先生一方面强调对原始档案资料的获得和释读，另一方面主张对相关原始资料必须审慎精思，采取鉴别筛选的态度，发挥独立判断的能力。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外交辞令和官样文章往往掩盖了外交决策的利益考虑与深层动机，美国政府公布的档案材料本身已经具有了选择性和倾向性。因此，研究者必须具有透析、驾驭原始资料的慧眼与极强的能力，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否则易陷于面对资料无所适从的困境或者变成了纯粹对资料的释读，丝毫体现不出作者的看法。先生的这些见解显然是来自长期的研究所得，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客观上讲，我在进行研究时力求让先生感到满意，但显然离先生的标准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这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研究条件和个人能力有很大的关系。那时获取原始资料的条件实在有限，与现在相比可谓天壤之别。美国外交史研究者为获取资料之便，多转向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我还是想做中美关系史以外的美国外交史研究。我与先生谈了我的想法，得到了先生的肯定与鼓励。在先生不厌其烦的指导下，我最终把博士论文确定为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外交的研究。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这一选题的丰富资料，特别是国内学者尚未使用的53卷的《威尔逊文件集》，这套文件集能够使我接触到了大量的原始档案，为我研究威尔逊的外交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
博士论文选题确定之后，先生让我首先做三件事，一是摸清国内关于威尔逊外交的外文论著收藏情况，并举要其中重要之论著的基本观点，为此我花费了数月时间，写了近三万字的“关于威尔逊外交论著的观点摘要”；二是分专题写一篇美国学界对威尔逊外交研究状况的综述；三是在对国内外学术界对威尔逊外交研究有了基本了解的基础之上提交一篇关于威尔逊外交的学术论文。我最初感到先生的要求太高，以我自己的能力在半年之内恐怕难以完成。其实，先生的安排绝非为难我，这三件事不是孤立地分别进行，而是一个联系密切的整体，我在做的过程中才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在先生的指导下我按时完成了这几件事，先生很少对在读学生称赞，这次专门写了一封信对我的努力予以褒扬，并对我能够做好博士论文表示放心。在先生的推荐之下，论文和综述随后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史研究动态》上发表。先生的鞭策给了我做好博士论文的信心。随后我就开始阅读关于威尔逊外交的原始档案资料，每天泡在图书馆，早出晚归，边看边翻译，最后统计字数竟有数十万之多。正是在大量阅读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思考和随时向先生请教，我对威尔逊外交的实质有了新的认识，最终完成了题目为《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的学位论文。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还算比较满意，我自然顺利地通过了答辩。非常值得欣慰的是，在当时学术著作出版极难的情况之下，这篇博士论文经过专家的严格评审，被选进了在学术界享誉很高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据负责该文库的编辑后来说，当年申报的博士论文有80余篇，仅有2篇入选。当我把出版后的博士论文交与先生之手时，先生显得很激动，随即在扉页上写下了几句感言。这篇论文的完成渗透着我三年的辛勤汗水，但同样凝结着先生的心血以及对后学的期望。我随先生三年学习虽尚未完全把握研究历史的真谛，但这三年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十分关键，不仅培养了我对学术研究的浓厚兴趣，而且奠定了未来在学术研究上能够有些作为的坚实基础。
自己原打算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返回山西高校任教，但出于各种考虑最后留在了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工作。我与先生虽然不在一个单位（拉美中心当时是独立建制），但先生对拉美中心的发展非常关心，对我的学术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有时散步或看病取药时还去位于校医院旁边的中心办公室小坐片刻。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毕业后我没有远离先生，可以说是得地理之便，能够随时请教先生，得先生耳提面命的教诲，我的学问能有所长进与先生的指点是密不可分的。先生在做学问上一丝不苟，没有半点的疏漏，落到文字上的东西须经反复斟酌，不知要修改多少遍，直到无任何瑕疵为止。我每每拜读先生的论文都有收获。先生有的论文很长，资料相当丰富，但却无多余之言，显得非常大气，读起来有一气呵成之感，犹如层层剥茧，由表及里，由浅至深，精辟的看法随处可见。读先生的论著是一种享受，就像品尝了醇美的佳酿之后让人回味无穷，叹为观止。先生的学问和治学之道自有公论，先生对国内美国史研究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先生从来不以此为夸耀，相反表现出了非常谦和的态度，常常自谦为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中只是起一个“铺路搭桥”者的作用。先生在做学问上的至高境界令人仰止，尽管自己难以达到，但却为我等树立了一个学习和向往的楷模。“吾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便是先生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这一形象永远不会褪色，将激励着我们在物欲和私欲横流的环境中抵制住各种不良的诱惑，做一个有道德的纯粹学者，向着更为崇高的学问境界迈进。
我与先生相识至今年已整整20年了，在先生在世时从来没有间断过来往。在南开任教期间，我经常到先生居所看望请教，逢年过节一定当面请安。如果出国在外或不在南开，我也会请儿子或学生代我面见先生问候。久而久之，先生与我的师生之情日笃，我对先生的感情日益加深。先生关心我在学术上的成长，对我在学术研究上那怕取得一丁点的成绩都非常喜悦，常常写信或便笺给予鼓励。每次我出国访学先生都以诗相赠，勉励通过国外的学习在研究上能够有所提升，把对学生的期望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至今读起来还是令人感念不已。当年在南开大学申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时，我们几个世界史学科带头人前前后后花费了两年时间，填写相关表格无数，我本人的身体素质急剧下降，脸上常常挂着疲惫之色。先生几次致信或当面告诫一定要劳逸结合，切不可逞一时之勇而伤了身体元气。每次拜访，先生无一例外地都会谈到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今年1月我回南开大学两次探望先生，在第二次与先生告别时，先生要我留步，言突然想起两点要我高度重视，一是要“注意体重”，二是要“注意社会影响”。前者要我减肥，因为肥胖是万病之源，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乃属第一，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后者要我保持一个学者的良知和作风，不要受商业社会中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的影响。先生说这番话决不是随便而言，尤其是后者经过了考虑。先生还说，如果这次忘了说，他会写信告知于我。先生一生谨慎小心，做人做事都要三思而后行。我猜想先生可能知道我担任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的行政职务，担心我在有些事情上把握不住，有所闪失，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担任行政职务，并非我愿，由此让先生操心，实属我未曾想到。先生的谆谆告诫之语可谓用心良苦，体现了血浓于水的纯真师生之情。诚哉斯言，我将铭记在心，先生地下有知，可以放心矣。
在先生的晚年，我离开了曾给我提供很大发展平台的南开大学，来到福建师范大学任教。走时匆匆，未敢向先生道别，主要是担心先生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伤了身体。其实，这一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先生无疑不愿意我离开南开，希望我能在他的身边，但他更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豁达开明是先生与人相处的风格，他从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人，包括自己的儿女和学生。无人告诉先生我已南下，但先生观察细微，早已洞然于心，知我已经到了福州工作，不过很少向来访之人谈及此事。我2006年11月中旬到先生府上拜访，在聊天中先生半开玩笑地说：“我听说你一脚就可以迈到台湾。”先生以幽默之言将我离开南开大学这件事捅明。到了此时，我知道已无法再向先生相瞒，只好实情相告。尽管我觉得对不起先生，但先生没有流露出半点谴责之意，与以往一样，谈话还是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我回到福州后不久即接到了先生的来信，现兹录如下：
晓德、侯老师青及：
说实在的，对于你们南去的事，我心中很矛盾。一方面看到你们在事业上步步前进，感到十分高兴；想到你们展翅远去，又感到惜别伤神。
在电脑上看到你们的生活环境，感到那是你们应得的报酬，是自强不息的结果。
虽然我们山水远隔，但深厚的情谊并未稍减。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在津办理，不要客气，来信告知即可。
王珺已长成一个大汉子，聪明过人，确是可喜之事。
因行动不便，未能饯行，深为遗憾，请见谅。
南方气候比较热，要注意适应方式。
又：日前赠你的Paterson外交资料二册。第一册英文题字中，“Forward”一字拟应改为“Forwarded”为宜，请代为补上“ed”。
就此顺祝身体康健，诸事顺遂。
杨生茂
2006年11月18日
先生的宽宏大度令人感动。作为弟子，在先生的晚年不能伺奉于左右是我今生的最大遗憾，但多年的师生情谊更加深厚，不因远隔千山万水而有一丝减弱。一次我打电话向先生问安，先生接完电话后诗兴大发，随即赋诗一首：“清晨喜闻晓音声/缓释依依惜别情/载德载业展翅翔/万里晴空任瞰量。”令侠教授很快将先生的这首诗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读后思念先生的心情油然而生，这种思念之情一直持续了数日。以后只要有机会北上，我都要到先生府上拜访，每次话别都要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最后一次约好今年5月份相见，谁能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5月4日竟然成为先生的忌日。我虽陪同先生度过了他94个寒暑的最后数日，聊尽弟子之礼，但先生的离去，仍然使我悲思难抑。今后唯一可以继续报答先生的就是像先生那样，始终保持“学者的本色”，以“仁者的胸怀”为人处事，以“智者的思考”去探讨学问，在人生的道路上向着更崇高的境界迈进。
尊敬的先生，您安息吧！
2010年5月11日于福州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