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祖杰：南开忆旧兼怀杨生茂先生
屈指算来，老师杨生茂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周有余了。几天来一直困顿于恩师的突然谢世，眼前时时浮现先生的音容笑貌，心头郁结着难抒的思念情怀。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翻阅诸位师友的怀念文章，尤其是看到李剑鸣、王立新、王晓德、赵学功等与先生遗体告别的视频，实在难抑内心的悲伤，任凭泪水尽情地流淌……
从去年开始，剑鸣与令侠就在筹办原拟今年五月举行的张友伦先生80寿辰祝寿会，我在
这几年执教川大，几次跟学生谈起我与史学的难解之缘，目的是让一些与我一样，年轻时并不怎么热爱历史的历史系学生坚定信念，少走弯路。当年考大学，是中学教导主任根据高考成绩统一填报志愿，给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吉林大学历史系。大学四年，虽然成绩还算不错，但对历史的兴趣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84年迎来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研热潮，对美国史略有兴趣却对读研并不十分情愿的我也被卷入其中，心想要考就考全国最强的专业，师从全国最好的老师，于是就报到了南开大学美国史杨生茂、张友伦两教授名下。本来对于录取不抱多大希望，尤其是在看到报考本校和其他外校的同学纷纷接到面试通知后，我也就放弃了读研的念头，要求系里给分配工作。好像是在五月底，突然接到南开历史系通知：“鉴于你的考试成绩，我们决定免去复试，录取你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专业研究生。”在考研热刚刚兴起的当年，能够到南开大学师从杨先生这样的大家学习美国史，还是一件令其他历史系同学羡慕的事，可我的表现似乎让不少同学吃惊，不管是故作深沉还是真不在意，以至于毕业前夕还有同学不知道我考取了研究生。这种漫不经心在我随后的表现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当时虽然从未到过南开，毕业后却没有乘火车，顺道天津拜访接纳我的老师们，而是选择了经大连坐船，先回山东老家过个轻松的暑假再说。
8月份到南开报到，才发现除我之外，同年被录取的美国史研究生还有八人。虽然我们报考的是杨生茂、张友伦两位老师的研究生，系里的说法是一学期后再安排具体导师。当时南开的美国史研究室可谓群贤荟萃，除了名闻遐迩的杨生茂先生外，还有周基琨、张友伦、易廷镇、冯承柏、陆镜生诸位老师。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大师云集。可我们这些文革中长大的学生，对于权威好像并无多少敬畏之心，我自己在见杨先生之前好像也并没有其他较为早熟的师兄弟所怀的高山仰止般的憧憬。每次拜访老师，差不多都是九个学生（有时可能还要加上任东来这个博士生）集体行动，由杨先生到陆老师一家一家地走。杨先生在85年之前每年只招一、两个学生，这次面对九个硕士生，第一次见面说得最多的好像就是“为什么今年我们招了这么多”。现在回忆起来，第一次见先生的印象已经模糊，可能与当时集体行动有关。
在南开第一学期的学习并不顺利。三门美国富布莱特学者的课程，让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我几乎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坦普尔大学的曼德尔夫妇分别给我们开设了美国经济史、美国社会文化史等课程。多数学生对曼德尔教授经济史课上不断重复的分析模式感到枯燥乏味，几星期下来有的同学就开始逃课。据说曼德尔教授告到了杨先生那里（后来到美国学习，才发现美国教授比中国教授还要在意class attendance），杨先生很生气，可能从那时开始，就对我们这届学生产生了失望。倒是曼德尔夫人的课较受欢迎。记得期末时让大家运用弗洛伊德或荣格等人的理论用英语撰写一篇论文，我选的题目大概是“潜意识中愿望的达成与文学创作”之类，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参考书，靠课堂听来的半懂不懂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几天的冥思苦想，我提交的作业居然得到了曼德尔夫人的好评，并且让我在课堂上介绍自己的作业。记得这篇小文章是先用中文写成，然后自己译成英文的。这份殊荣让我付出了很大代价，第一次被迫在课堂上讲英语，其窘迫惨状可想而知。但这份努力还是换来了意外的收获，大概是曼德尔夫人把我的作业告诉了张友伦先生，张先生在总结外教课程时还特别表扬了我。
难以忘怀的是86年元旦。不知为什么，我们当时选择了晚上给每个老师拜年。到杨先生家时应该是晚上八点左右。先生很高兴，等大家落座后就开始兴奋地讲起他对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种种感想。先生不看学生，微仰着头，语速平缓地讲着，时而以手抚额，陷入沉思，时而眼露精光，声音洪亮。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时针已经滑向十点，后边还有几位老师家要去，大家面面相觑，却找不到辞行的时机。终于，一位同学在先生正在沉思之时，突然冒出一句：“杨先生，我们还要拜访其他几位老师。”先生如梦方醒，半天没有回过神来。然后就示意我们可以离开。那时，先生已经有失眠问题，那一夜不知先生是否入眠。离开杨先生家，大家纷纷埋怨那位同学语出突兀。后边几家匆匆拜过，大家回到宿舍时均感郁闷、沮丧，但这样的无心之过却是难以挽回的。第二天即传出，先生在跟其他老师谈话时，检讨了自己说起话来刹不住车的问题，同时表示这届研究生他不带，以后将专心培养博士生。当时我的兴趣是美国外交史，自然成了这次灾难的主要牺牲品，但却没有做任何争取，一方面是自己年轻气盛、不求于人的性情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学习历史还没有那么执着。以先生的仁厚，即使当时真的生了我们的气，也不会一直耿耿于怀。但当年我们的散漫和莽撞却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先生不带硕士生的决定，而这一决定也殃及下届同学，只是到了87年先生才破例收下了王立新。
我作为85级九名美国史研究生中的一员，估计第一年在杨先生那里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转机来自于86年秋。那一学期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美国外交史专家托马斯·佩特森教授来南开讲学，除了南开在校的三届美国史研究生外，还有西北大学的张红路老师和北师大赵梅、芮信、孙平、黄椿等86级研究生参加了全部课程。佩特森好像只上了一个月的课就去苏联开会了，剩下的时间由杨先生继续给南开的同学授课。期末每人交一篇作业，也由杨先生批改。作业发回来，我的成绩是85分，属全班最高分。更让我沾沾自喜的是，杨先生在作业上写了一段夸奖有加的评语。我现在遇到写得好的学生作业也会写一些夸奖、鼓励的话，分数还会打得更高，但估计没有多少学生真当回儿事。可当年得到先生的肯定还是如获至宝，将这份作业仔细保存，87年联系到社科院美国所工作时，还没有正式发表过文章的我就把这份作业当成了敲门砖。当年美国所本来没有进人计划，有了杨先生的评语，加上严四光先生的力荐，经付所长资中筠和所长李慎之先后面试，才同意接纳，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还是留在了南开。
88年留校以后，跟杨先生接触的机会自然增多了。尤其是在翌年春天那段不平静的日子里，经常敲开杨先生家门，诉说自己的困惑与烦躁，交谈中也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的坦诚与正直。90年之后也是我生命中一段比较灰暗的日子，青年教师微薄的工资和简陋的居住条件让刚刚结婚生子的我初尝了生活的艰辛。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将来何去何从很是茫然。后来王晓德作为继任东来之后杨先生的第二位博士生来到南开就读。他曾力劝我在职攻读杨先生的美国外交史博士，因为无论是从个人兴趣还是跟杨先生关系，我当时都是较为合适的人选。现在回头看去，那应该是以后发展的最佳选择。但当时我一心只想到美国读博士，终于错过了忝列先生门墙的第二次机会。
1994年我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前妻曾于1997年回国探亲，正值南开师友喜庆杨先生80寿辰和执教50周年，就赶去为杨先生献上一束鲜花。后来令侠师姐来信并附有照片两张，信中说这段小插曲让先生很是高兴。看着照片中先生慈祥的笑容，我也由衷感到欣慰。
美国十年，一无所成。与出国时唯一的不同就是对历史学兴趣的增长和对历史工作者的职业选择已经坚定不移。9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如日中天，计算机等实用行业迅猛扩张，人才奇缺。一些一起出国的同学、朋友纷纷转学别的学科，只用一两年便可找到高薪工作。有朋友也劝我放弃历史，另谋发展。年轻时动摇不定的我此时却再无旁骛，成了死心塌地的历史学生。
2004年我回国后，先是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到四川大学任教。这几年数度回南开，跟杨先生见面的机会自然增多了。杨先生依旧住在十年前北村的那间位居三楼且只有几十平米的住房。记得几年前跟张友伦先生谈起杨先生的起居，张先生面露愠色，说现在大家都住在好房子里，却让老先生住那么高，年纪大了以后还怎么出门活动。我师从张先生多年，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张先生这样愤愤不平。由于对南开的情况不甚了解，也不便多言。后来到了川大，学校分给我新南村一套不足百米的三居室住房。这里原是成都科大宿舍，周围居住的据说多是当年的学术带头人，现在均已年过花甲，却还要象我一样，天天在楼梯上爬上爬下，方知老教授爬楼梯并不是南开独有的现象。有时看到老先生巍巍而行，会让我想起在南开的师长，想起杨先生，不知老人家这些年还能下楼走动否。
每次拜访杨先生，都是一次难得的人生享受。说来也奇怪，当年在南开工作时，也曾时常向先生请益，却未曾体会到其中的乐趣。由于杨先生睡眠一直不是很好，近年来每次造访均选择白天。每次看到先生高兴的样子，听着老人家风趣诙谐的谈话，如沐春风。如果不是担心时间长了先生身体会受不了，真希望这样的谈话永远继续下去。
当然，老人家虽然能够从善如流，也不是事事顺心。杨先生终其一生都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有一次先生不知从哪儿看到一位学生说的一句关于自己国籍的话，很不以为然，用浓重的河北口音批评说：“怎么能说那样的话。”我赶忙宽慰说，那位学兄应该是为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其实我也看出，杨先生尽管对自己个别弟子的某些选择偶有不满，但无论他们在天涯海角，却从无弃之不顾之念。从先生对自己学生相关消息的关注之切即可见其关怀之殷。
毋庸讳言，这几年对杨先生情感上冲击最大的事可能莫过于他的得意弟子王晓德、李剑鸣先后调离南开。记得几年前回南开到先生府上拜访，不小心说到二人调动的事，一旁的令侠师姐给我使眼色，还没等先生反应过来我就赶忙把话岔开了。令侠送我离开时解释说，大家一直不敢让老人家知道晓德跟剑鸣的事，我听了不免心里惴惴，想象着先生知道后会作何反应。08年几位南开毕业的同学回母校为研究生毕业二十周年举行了一次小庆，期间与邓和刚师兄一起拜访了杨先生，见先生精神矍铄，言辞睿智，状况甚至好于上次拜访，很是高兴。听说先生已经知道了晓德、剑鸣调离的事，话题自然转到了他们二人。当我们问起是从哪儿知道的这个消息时，杨先生眼中虽然流露出一丝无奈，但语气已近幽默：“我知道王晓德去了福建师大，但李剑鸣到北大却一直不知道。任东来跟我说李剑鸣去了北大，我对他说：造谣，造谣！任东来一定对我有意见了……” 我赶忙笑着说，“不会的，不会的。”其实，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大家心里都像石头落地，反而觉得踏实了。从杨先生的表现看出，大家都低估了老人家的开明与豁达。先生的学生固然都是敬师若父，而从杨先生每次谈到自己的学生时流露出的真情可以看出，老人家又何尝不是爱生如子呢？在他的世界里，诸弟子所占据的位置决不亚于自己的亲生子女。就像做父母的喜欢守着自己的子女一样，杨先生生前在心理上一直对晓德和剑鸣恋恋不舍。可是，也像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得愉快、发展得顺利一样，他完全能够理解学生们自己的选择。
两年前的那次拜访，至今记忆犹新。看到杨先生神清气爽，有仙风道骨之资，倍觉欣喜。可惜未随身携带相机。和刚师兄刚买了一部据说像素很高的手机，就用它交替拍下了我们跟先生的留影。可惜回成都后他不知如何下载，不久手机与里面的宝贵留影一起丢失了。更没想到的是，那次跟杨先生见面竟成永诀，痛哉，惜哉，如之奈何？
杨生茂先生驾鹤西去，众师友纷纷命笔作文，缅怀先生的道德、文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我无缘先生门墙，不敢掠众学兄之美，但对先生的思念之情却不输他人。前些年南开读书时的老师如周基堃、冯承柏等先后谢世，甚为哀痛。虽也曾有撰写悼念文章的冲动，却终于未能发表只言片语。究其原因，大概是这些年来情感上已形成惰性，轻易不愿触动自己敏感的神经。数日前拜访顾学稼先生，顾师谈到自己的复杂家庭背景和小人物身上隐含的大历史，对我颇有启发。好像当年胡适也曾提醒每个历史工作者都有责任身体力行，记录下周围发生的事情。在我心目中的杨先生，首先是一位慈祥、睿智的老人，平易近人，宽厚仁爱；其次是位爱生如子的老师，时刻都在牵挂着自己的学生；最后是位深思明辨、严谨自律的学者，厚积薄发，微言大义。读过杨先生发表于1982年的《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和区域说》一文的美国史学生无不为文章气势之雄伟，文风之严谨所折服。先生为文，洗练明畅，风格道劲；平实中携雄奇豪迈之势，巍峨如高山峻岭，奔放似长江巨川。我虽不能得窥先生高深学问于万一，却愿将自己的经历感受与学界同仁分享，以应剑鸣师兄号召：将先生的背影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