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生茂先生溘然长逝，引发了我们无尽的思念。几天来，各类悼念文章不绝如缕，我会会员、尤其是师从杨先生门下的南开同仁几乎悉数出面，悼文数量之多在我会历史上前所未有。斯人已逝，别情依依，“将先生的背影留住”成了我们共同的心声。
知道杨先生病逝的消息时，我正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访学，一时找不到写中文的电脑，就用英文给杨令侠写一封电子邮件以示悼念。我访学的重点是考察悉尼大都市区（被认为是大都市区发展的成功范例），行程紧张，但稍有闲暇，脑海中就浮现出杨先生的音容笑貌。回到厦门，行囊未解，就打开电脑，浏览最新信息，整理自己的思绪。
在东北师大77级本科毕业后，我如愿成为丁则民教授门下首批硕士研究生，进入美国史研究的神圣领域。业师耳提面命之时，经常谈及当时的几位美国史研究前辈学者，其中自然包括杨先生的治学和为人。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竟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的学术道路类似。都是在美国西海岸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求学，获得硕士学位，在解放前后相继回国效力，把自己的学术生命和祖国的命运结合起来。其次，他们在国内世界历史学科建设中发挥了开拓性作用，在推动美国史研究中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他们鼎力支持组建美国史研究会，双双出任副理事长。并且，不遗余力地在南开和东北师范大学成功地牵头搭建美国史研究平台，通过整合研究梯队、承担研究课题和指导研究生，奖掖后学，带出一个研究群体，进而成为国内美国历史研究的中坚。他们所指导的近20名位博士生，几乎都是所在机构从事美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在美国史研究会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把这些嫡传弟子和再传弟子都计算在内，在国内美国史研究中占有半壁江山。略有不同的是，除了大部分是在国内专攻美国史外，杨先生指导过的学生（包括硕士生），部分到国外境外发展并已打开一片天地，如香港科技大学王心扬、美国海军学院余茂春、香港大学徐国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张聪等；丁先生指导过的学生，则在国内其他领域有不俗的表现，如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安钰峰等。再次，在美国史研究方面，他们都很看重史学史训练，主张以此作为史学入门。他们在对美国史学流派各有专精的同时，共同对特纳的“边疆学说”情有独锺。在此方面撰文或著述，作为学术训练的首要，影响了几代美国史研究的后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两位先生学识人品均称楷模，胸襟豁达，风度儒雅，为人正直，高风亮节，不怒自威；对于学生，传道授业，不辞辛劳，在生活上如慈父般关爱，在事业上训导有方。他们的弟子和美国史研究会同仁，对此无不翘首相颂。当然，他们身上的这些优秀品质，在我会前辈学者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国的美国史研究，有这样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做表率，开先河，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
我和杨先生个人接触机会并不多，而且每次时间都很短，但所受到的直接教诲却微言大义。第一次是1983年我以研究生的身份到南开访学，带着丁先生的引荐信，分别拜见杨先生和冯承柏副教授，请教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当时，我们4位丁先生门下的硕士生有幸参与《美国通史》第三卷的撰写，其中城市化部分由我承担，我是把它当成一件任务来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这个任务的副产品。杨先生听到这种情况，很认真地建议我不妨专攻这一研究领域。回长春后我向丁先生汇报，他很宽慰地笑了，这表明他与杨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当时在美国，城市史研究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还不到20年的时间，我成为中国最早闯入这个领域的人，从此和美国城市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有所收获，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两位美国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和对城市史也有涉猎的冯承柏副教授。第二次是1988年年末，我代表丁先生赴京参加中华美国学会成立大会，会议间歇时杨先生关切地问我博士学位论文进展情况。我当时已选定美国西部城市和西部开发，不过我对在美国攻读博士时钟情的美国城市经理制一直割舍不下，只是该选题略显敏感，在当时国内的大环境看有些不合时宜。他鼓励我不要担心，坚持做下去，甚至明确地说，这个题目很有现实意义，眼下虽不便以此写博士学位论文，但可以留待以后再做，很适合写一本书。后来，他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评语中有这样一段话：“特别令人鼓舞的是，作者在研究外国问题时，能很好地运用批判吸收的方法去总结外国经验，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作者在文末所提出的‘几点启示’，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从这段评语中我体会到，杨先生之所以肯定我对美国城市经理制的选题，也是看重其社会功能。当然，我并未能如愿写出这样一部专著，这一初衷的最终成果，是我在厦门大学指导的第一名博士生写就的博士学位论文。总之，杨先生的教诲，有助于我从战略高度不断修正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我虽无缘忝列杨先生门下，但却可以打着丁先生的旗号，径直登堂入室，向这位大师级学者当面讨教，实在是福分不浅。
不久前，为筹备厦门年会，我特地请令侠发来杨先生的近照，以便在理事会工作报告时向会员展示3位年逾九旬的研究会第一代领导的风采。报告时，与会者看到这几张照片都兴奋不已。不过，早已确定与会的杨令侠因杨先生身体不适未能成行，我们隐隐有些担心，但忙于会务无暇细问。想不到，未过几日，杨先生就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这张近照，竟成为我们后学与这位令人景仰的大师之间在特定时空里的最后一次交流。但值得欣慰的是，美国史研究会的后学们在前辈学者的引导下，铢积寸累，稳步发展，基础愈发坚实，已成为国别史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一个学术共同体。更重要的是，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我们会更加努力，传承薪火，裕后光前，推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相信，这应该是告慰杨生茂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