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新群、 刘合波：杨生茂教授访谈录

 

（本文经杨生茂先生定稿）

文字整理：曹新群¹ 刘合波²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博士生）

 

杨生茂教授（1917年生）（下称杨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是 “中国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这两个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1] 2008年12月4日上午，我们2008级世界史专业的博士生，怀着十分敬仰与激动的心情，如约来到杨先生家，在先生的引领下开始了一次弥足珍贵的精神之旅。

 

一、忆往抚今  鞭策后学

与先生的这次接触，与其说是访谈，倒不如说是我们听先生讲故事、明道理，因为我们与先生之间鲜有问答式的对话。整个过程，大家都在静静地倾听，偶尔也会被先生的幽默话语逗乐。

先生待人素以“诚朴宽厚、谦和平易” ^[2](p.356)著称，对于这一点，我们一见面就有所感受。听到我们敲门，先生拄着拐杖迎了出来，笑着说道：“你们济济一堂，人才辈出啊！”此语一出，顿时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

到了客厅，待大家坐下后，先生就打开了话匣子，从他现在的日常起居开始谈起。

早晨六点到六点半左右起床，中午睡一个钟头。晚上看中央一台。看完气象预报，就准备就寝。因双目罹疾（右目患黄斑症，左眼患白内障），视力锐减，写读能力大大受损。每日只能看《参考消息》、《光明日报》以及电视中的新闻、体育、评论等片段。

尽管生活安排如此有规律，与其他老年人一样，杨先生也面临着“睡眠问题”的困扰。谈到睡眠，先生说起影响睡眠的原因是“湿疹。这些年湿疹又厉害了。晚上一有点热，就痒起来，浑身都痒，就得上药，上药也难当下止痒，到晚上一两点才能入睡。”

说到这里，先生不失时机地告诫我们：

“年轻人要好好注意身体。老年人的病，大都是年轻时候造成的，我的一些病象在六十岁前就有了。”

接着，先生不由得回忆起除三害、上山下乡等往事。一段艰苦的岁月、一些干扰正常教学的运动，浮现在听者眼前。见我们听得投入，杨先生点题说，“我说这些话的用意，主要是为了对比旧的事情，看新的事情。是为了说今天生活的幸福。你们是时代的幸运儿。”

如今，虽然先生很少下楼，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但是，他对当前研究生的学习情况却了如指掌。他说，“你们是三年制的。三年，头一年进来，悠悠晃晃，东看看，西瞧瞧，坐不下来。兴奋，兴奋有余，平静不足。”

或许是因为深有体会，听到这里，大家禁不住都笑了起来。

杨先生继续说：“第二年，知道一点专业事情，第二年是用功年。第三年部分花在找事上。毕业到哪儿去啊？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这是普通的情况。但凡事得靠自己，自己在三年中踏踏实实地念两年半的书，就不错了。”

听到这里，同学们都会心地笑了。

“与一些同学日常接触中，我就发现有人受负面的思想影响重。不行！现在利用很好的时机，安安心心地在这儿念三年书。这是很重要的，要学好专业。甭管和尚多不多。有学问的和尚对社会作好的贡献，还是能够吃好粥的！”

先生的这番谈话，颇有“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味道；结合先生关于研究生培养的有关著述¹，我们不难发现，先生不仅对我们当代研究生满怀期待、寄予厚望，而且还为我们的成长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和建议。²

 

二、鉴别吸收  外为中用

 

自唐代刘知己以来，我国史学理论界关于史家素养的学说不断丰富，及至清人章学诚，形成了“德、才、学、识”史家四长之说。其中，“识”，指史家的思想方法，即见解，史观。对于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而言，“德、才、学、识”四者缺一不可。访谈中，随着话题的深入，杨先生逐渐将谈锋转到较为深刻的思想理论层面。先生所谈以下内容，无疑当属“史识”之列。

反对教条主义³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语录式的教条主义。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各派都念红小本，各取所需，都是教条。又如文革前从苏联学习的那一套论说方法也是教条。

第二种教条主义，中国在解放以前就有了，那就是全盘西化论。当时辩论过，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解放以前有，解放后也有。说中国五四运动没有成功，得从头来。五四运动要民主，要科学，就要从头来。甚至说从头来就须模仿美国，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就是全盘西化。我们要抵制这两种教条。

主张“鉴别吸收”

我主张四个字：“鉴别吸收”，我一再鼓吹要鉴别吸收，尤其是对外部来的东西。 “文革”结束以后，有一次开会，我说鉴别吸收。有些同志站起来说：“咱们现在还不知外国目前有什么东西，你说鉴别吸收，你鉴别什么？”说我空谈。我说：“不是。咱们因为外国封锁，的确现在知道不多。但是，这个口号，这个要求，这个目的，必须有。”不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对过去的东西，要鉴别。对我国文化中的封建因素，也要反思。不能搞民粹主义。鉴别不容易，但是口号得提出来，目的得提出来。提出要求来，才能增强勇于和善于吸收的硬功夫。

现在在学习上有一个缺点，尤其搞外国史的。经过努力，外文看懂了，但不小心掉进去了。不对的也可能被接受，这也是很危险的。这对国家利益，对民族复兴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特别需要有鉴别吸收能力的人才。鉴别吸收很重要。不要人家说三就是三，人家说四就是四。

从当前的金融危机说开去

目前世界发生巨大金融海啸，中国是美国第一大债主。中国人民是勤劳、吃苦，搞生产，用卖给美国的东西所赚的钱买美国的国债券。

美国人说，“你们的外汇再放宽一点，怎么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中国说，我们也要协调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连自己的事情办好就等于帮你们忙，给世界经济帮忙。的确是这样。中国经济要是乱，世界经济危机就更严重了，无法挽救。我们须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把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这些事情办好，这是大事啊！交通、医药和教育也都需要大量投资。

现在，我心里面比较坦然，实在比较坦然。在巨大经济海啸中，中国能保持这种现状，不容易啊。因为中国这底子太薄了，中国封建社会太长了，政治封建意识也太深了，中国的贫困地区太大了，交通不成，什么就不成。美国西部开发靠的交通是出自华工的努力，中国西部开发交通，公路、铁路得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大家读书求知，从这里培养接班人才。中国需要人才啊！中国人才太缺乏了！你看《光明日报》登大字广告，大版介绍实用型人才的缺乏。不但工程师之类的缺乏，中等的技工更缺乏。农业师、技术员等，是很重要的建设力量。一有大计划，必须有人到那儿去做。这些人中，会技术的与不会的不一样。在实践过程中不会的人也许就变成工程师，在实践中会有经验积累。

中国的底子差。邓小平把共产主义变成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较实际。这是鉴别吸收的真正榜样。

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要学习！抓紧时间！但不要教条式的，不要不分青红皂白的学习。外国人说什么话，你要想想，对吗？合乎中国实际吗？

 

三、奥运故事  爱国情怀

 

已有的关于杨先生的访谈和评介类文章，大多是从他在科研和教学上的贡献着墨。在这次访谈过程中，我们却听到了两则小故事，从中我们领略到这位历史学家的爱国情怀。

故事一：“大尴尬套上一个小尴尬”

有一年一位朋友来找我，我们一直非常熟悉。他来了。我说，我有一本书，可签名送给你。当拿起笔来，哎呀，就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太熟了，就不曾想这个问题。丑媳妇也得见公公婆婆。我就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连你的名字忘了。他说，不要紧，老年人都这个样。两天以后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咱们这么熟的朋友、同事，竟连你的名字都忘了。”我说，“你的名字三个字中，只要想起一个字来，也许就想出来了你的全名。”他说，“不要紧，这还不要紧，但是你在道歉信中所签的年代还发生了错误。”我问，“还发生什么错误？”他说，“今年是2005年，你写的2008年，提前三年！”

大尴尬套上一个小尴尬！当时我就想，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错误原因也许是因为中国正要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对2008这个年代的印象很深，不自觉地就把2008年写上去了。”他说，“这是好事。”这是安慰我的话。

故事二：“九旬老叟愿做志愿者”

的确，我对奥林匹克很有感情。因为中国过去是一盘散沙，叫人瞧不起！连参加奥运会都不容易，如今举办奥运会一定提高世界人民对新中国的看法。我有这种想法，所以对奥运印象很深。旧社会那些官僚、军阀欺压人民。那时，有许多中国地方归外国人管辖。例如现在百货大楼那地方归日本；劝业场那块地区归法国管。中国在那些地方没有主权。

奥运会今年要开幕，我心情受冲动！我就写一篇很简单的文章。题目是：“我愿做一个奥林匹克志愿服务者”。后来奥运会办公室给回了一封信，说：“您的想法很好，有爱国热忱……还有一个遴选委员会，您去报名。”现在有一个人在北京天桥，100多岁了，他已经被批准。我不希望去张扬这事，我只想表达自己心情。对我来说这种机会恐怕也不是很多了。所以我不顾虑别人笑话，写了回国时的心情，文革后的心情及奥运会时的心情。我把小文送到一个老年报，让老头们看一看，也就心满意足了。

希望大家，愉愉快快地高高兴兴地坐在椅子上做学问，不要东跑西跑，脑筋上不要胡思乱想。搞这么两三年。多则两年半，少则两年。不要福中不知福，学本领。希望同学有勇气和毅力去学习！

“我说的不是假话，我说的话中，也许有错的，但都是发自内心的。谢谢！你们抽出时间来，非常感谢的。”

作为一位世纪老人，杨先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他对近百年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变化有着真切的体验；作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曾在中西两种文化中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笔耕不辍，育才多多，更为史学界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这次访谈中，面对这群求学心切、心怀迷茫的后生，先生没有一句说教之辞，而是饱含深情地将劝学之意、真知灼见、爱国之心寓于平常故事之中，娓娓道来，令听者如沐春风。

访谈结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2009年9月15日定稿

 

 

【作者简介】曹新群，男，1975年生，山东省济宁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华人史研究。

刘合波，男，1973年生，山东省新泰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

 

注释：

 

   1.先生的有关论述，如：“就目前研究生来说，更应重视博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非本科毕业的研究生，博的问题更显得格外重要，研究生不能目无全牛，不能见木不见林，不能在三年学习过程中只为一篇论文而奋斗。知识要广些，更广些，基础知识要扎实些，更扎实些。……当然，博中也要注意求精，博而不精谓之‘杂’。求精就须结合研究方向，建立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应在博的基础上求约，在通的基础上求专。” 杨生茂：《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关于美国史研究的几点想法》，《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另见杨生茂：《探径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70页。

2.关于杨先生在指导博士生选题和写作等方面的更为具体的方法，杨先生的学生王晓德教授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论文选题确定后，杨先生让我首先做三件事，一是摸清国内关于威尔逊外交的外文论著收藏情况，并举出其中重要论著的基本观点，为此我花费了数月时间，写了近三万字的‘关于威尔逊外交论著的观点摘要’；二是分专题写一篇美国学界对威尔逊外交研究状况的综述；三是在对国内外学术界对威尔逊外交研究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提交一篇关于威尔逊外交的学术论文。”见王晓德：《美国对外关系史散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自序”，第5页。王教授的这段记述虽然是对其自身接受杨先生指导经历的记录，但是，它对于我们研究生，尤其是对于处于论文选题或写作初级阶段的博士生来说，仍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此外，杨先生关于研究生的培养，也有专论，如《读书、思索、对话和创新——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体会》，《天津高校研究》1987年第1期；另见杨生茂：《探径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89-294页。

3.关于这一点，杨先生在别处亦有论述。例如，在总结南开美国史的优良传统时，他指出，“在研究与教学中，不仅着重提高学生积累资料的功底，且强调理解资料的语境与意境的识别能力，摆脱各色教条主义的影响。教条主义有两种：一是“文革”前不分皂白地引用马列经典著作的歪风，二是“解放”前后时时冒头的全盘西化的怪论。教条主义闭塞视听，最易令人落入坐井观天的陷坑。”《百尺竿头更进步——〈南开四十年〉（1964－2004）序一》，《美国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任东来.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杨生茂教授与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J].史学月刊，2005(8).

[2] 李剑鸣.杨生茂教授小传[A].杨生茂，探径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6页。

 

转载说明：

本文发表在《历史教学》高校版2010年第10期。

经联系，《历史教学》编辑部同意将本文转载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网站“沉痛悼念杨生茂先生”专栏。本访谈开篇第一段，在《历史教学》（2010年第10期）发表时被删除，更替为关于杨先生的介绍性文字，共九个段落。为了说明访谈背景，转载时将开篇第一段补上，并省略了关于杨先生的介绍性文字。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