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永远地离开了他那书房兼卧室的房间。
作为他的女儿，虽深知家父生活简朴，但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的心还是被戳了一下：他的可以算得上“物质”的生活用品少得可怜。除了书籍和辞典，他经常使用的字典也就七八种，可是若要整理他生命的字典，则是洪皓无垠。翻开“字典”，字词连映，穿成一个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
“高兴”。在杨先生的一生中，三分之二的时间命运多簸，值得他特别高兴的事情并不多，粗数有三。一件事是中国在2008年成功地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他是用生命在等待着它。他多想也让当年在美国学习期间的老师、同学和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人、那些现在还看不起中国人的人好好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一件事是中国宇宙飞船两度成功登月。第三件事是他的门生弟子。每提起他们，杨先生就喜形于色，自豪地伸出大拇指说，他们大都活跃在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关，都是“好样的”，都是“顶梁柱”。他说，从全国来讲，数量上、质量上培养出这么一批研究美国史的，也就南开独一份了。许多留学归来的学者虽然不是他的弟子，但胜似弟子。也许他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对他们能回国任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与支持，经常勉励他们说，国内可能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你们能抱着一腔热血报效祖国，值得敬佩。
杨先生晚年幸逢盛世，环境宽松、衣食不虞，尤其在2006年学生们给他庆贺九十华诞（89周岁）后，心情喜乐，很少再做纠缠他三十年的文革的恶梦。生前的最后三两年他也经常说，他心情很好。虽然有我陪伴，但他仍常感孤独，与老友畅叙，谈玄悟理，也是他高兴的事情。4月27日，就在他脑梗的当天，他还说，今天我特别高兴。看着他舒坦的、发自内心的笑，我以为他的病情从此走出低谷，没想五分钟后他便头一偏，灵魂离我而去。他是高兴地、笑着离开我们的。
“民族”、“国家”。杨先生是一个鲜明的民族主义者。少年时的战火、青年时的受辱、中年时的被歧视，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灵深处。以至在他4月27日半夜三次发作癫痫后，由于脑缺氧而意识不清时，念叨的是“日本人进北平城了”、“鸠山由纪夫政府……，现在的中日关系……”、“奥巴马的日子不好过”。从他断续的混乱的语句中，可见他的潜意识里满满的都是国家、民族。这可是装不出来的。他说过，“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直至老年，他的思想依旧活跃不已，由于搞美国外交史的缘故，尤其对关乎中国、世界的大事诸如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时时关注，可谓胸中四海，袖里乾坤。他对时事有他自己的见解和分析，比如说，他认为中国应该韬光养晦，不要老提崛起，招嫉。他坐在那里，表面平静，实际心中波涛汹涌，说胸中容四海风云、五洲激雷一点不为过。我拿不出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倾听他的想法，他就给老同事打电话，述说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
“干净”、“自尊”。杨先生走得如此宁静、安详和干净，首先由于他内心是干净的、纯粹的。杨先生不是圣人、完人，也有根深蒂固的毛病和显而易见的缺点，但在生命的字典里，龌龊的字眼却与他不搭界。他简朴得不能再简朴，可是十分注意衣衫整洁。他说这是精神面貌。每听有客人要来，他都自己整理客厅，拿扫帚扫地。这既是自尊也是对他人的尊重。最后的日子，他浑身被插着管子，冥冥中也没放下他的自尊，依旧那么英气逼人。入医院前天冷，不敢给他洗澡，他仍艰难地坚持每天早晚用温凉水自己洗头。他戏说，现在我的身体只有头是我的，别的我都做不了主。上呼吸机的最后6天，可怜他连头也做不了主时，他仍然是干干净净，甚至困扰他12年的湿疹也神奇地自愈了。正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
“谦逊”、“宽厚”。杨先生为人谦冲致和，开诚立信。他习惯换位思考，站在他人的立场想问题，容易原谅别人，遇到问题经常说，“他也不容易”；“他有他的难处”。如果每个人都象他这样想，岂不是天下太平矣。一辈子，他坚持起身送每一位客人到门口，对本科生也一样，直到入院前起身实在困难为止。在家里他说得最多的话是“请”、“对不起”和“谢谢”。他最怕给别人添麻烦，从来不指使人。直到住院前，地上有个小纸屑、小药片他也要自己躬身去捡。为此我跟他嚷过无数次，他总是淡淡地说，“没事，我有根”。
他和妻子学历相差天地，却能同甘共苦、节衣缩食、剪烛添香、相濡以沫。他对儿女爱而不娇、严而不缚，尤其对我们的婚姻一贯坚持婚姻自主原则。我的姐夫和大嫂都出身地道的农民和工人家庭。
谁若推崇他是“学术权威”，他还跟人家急。大约90年代初，贵州一位中学教师曾给他写信，对他的论文中的一个提法提出质疑。他立刻给这位老师回信，感谢他提的建议。有错必改、有信必回也是他的习惯，不管他认不认识。别人对他的关心关爱，他都要亲临亲谢，或以书信或以小诗。他经常说自己，吉人自有天相。他一生多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与他平日与人为善不无关系。
“勤俭”。杨先生终生克勤克俭。他一生勤奋，年轻时就不说了，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每天三个单元读书工作的习惯一直到八十多岁高龄。杨先生的字典里没有“休闲”二字。他不抽烟、不喜茶酒、不打牌下棋。他的休闲充其量是散步和闭目养神。直到1995年退休，时值七十有八，他才敢在工作时间出来散步，此前他总说，“怎能拿着国家的工资白天出来溜达”。没有任何人对他有这个要求，是他心里对自己的要求。他工作只争朝夕，拼命往前赶。他也要求我们这样，不断地催促我们。简朴是他生活特点，一条皮带用三十年。浪费是他绝对不允许的。这次住院前，他都会清楚地记得他午餐剩下的四分之一豆包或者一勺米饭，下顿他还找我要。给他买新衣服是他最生气的事。对于物质上的待遇与享受他从不攀比。至今，我们家没有装修过一次、没买过一套组合家具或一件大衣柜。买个大衣柜——可是我1993年去世的母亲想往一辈子的事。其他老师、邻居用过的旧家具成为家里的“一景儿”，我们家先后用过至少12人家的旧家具。
“信仰”。杨先生生活简朴但不简单。他不信奉任何宗教，虽然祖母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他的确心存信仰。那是一种精神。他晚年就是活在这种精神支撑中，否则他早就倒下了。这也是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他骨子里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经过欧风美雨的熏陶，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脚踏实地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他终身信仰的信念努力工作。这次住院期间，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人说，“我为南开做的事情太少了”。他是一个活在思想中的人，吃什么不重要，吃不吃似乎也不重要，可是报纸到时不看会“饥饿”的。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出身地主家庭，却对农民有天然的同情心，年轻时他就主张平均地权。解放后他到农村劳动锻炼的机会多了，对农民的疾苦了解也更多了。他对工农出身的学生倍加珍爱。
“忍耐”。他一生中忍耐的事情比他享受的事情不知多多少倍，可很少听他抱怨，也不见他焦躁。光说晚年病痛的折磨就能知道他有多么强的忍耐性。他对家人和护理他、照顾他的人从无疾言遽色，反而总是表示歉意。此事说说容易，可对于一个高龄多病的人来说，实属难能。只有他床头那盏灯见证他辗转反侧的一个个不眠之夜。临住进医院的那天凌晨，他咳嗽气喘。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无助地站在他床边。他像往常一样催促我回去睡觉，说“没事。去！去！谁让你站在这儿”。
他嘱咐新博士生，现在就业很难，僧多粥少；要沉下心来好好念书，好僧还是有粥喝的；心中不要有火；要忍耐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机智”、“深邃”、“顽皮”、“幽默”、“敏感”、“愚钝”、“蠢笨”、“顽固”、“呆傻”、“低能”。这些词集中起来形容一个人的特点的确有些戏剧化。杨先生敏于思，他开的玩笑，有时你要拐两个弯儿才听懂。他神目如电，能洞察在座的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活动。虽然他有很多唠叨、重复之语，但不乏点到为止的精言辟语。他的记忆力超强。这几年，他几乎每天和家人开玩笑，就是在医院期间，也是幽默不断，令和他呆在一起的人很愉悦。
杨先生拙于行，有时事情脱离他的理解范围，他就听不懂，也不知如何处理，显得不通人情世故，表现为“一根筋”、固执和无智无谋。他健笔纵横，言语表现力却很差。严格地说，他一辈子没有自己做过饭，他不会。他的动手能力之差，令得他不得不在以理科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后，翌年转到外文系就读。
“坚持”、“不妥协”。杨先生坚持的事情也不多，大多属学术质量和信仰范畴。对于学术质量问题，他眼里可不揉沙子，不依不饶，锱铢必较。他的政治信仰和学术观点是坚定的，从来没有因政治气候而动摇，“墙头草”、“变色龙”是他鄙视的。对他的嘲笑、怀疑甚至误解，他都不在乎。现在，时间和实践证明他几十年坚持的是对头的、他不妥协的也是对头的。
“认真”、“明白”、“糊涂”。杨先生做事认真是出了名的，也是有时让我忍受不了的事。一篇学生写的采访报导，他也要改上十来遍。有时他会因不时地打扰我，而笑着请我帮他多次修改，有时也会赌气地说，“明天我也学电脑，不求你”。在他的著述中，他这辈子就没放过一个标点符号，遑论遣词造句、排章布局了。80年代，他曾经为了一个标点得肺炎，是个真实的故事。
他一辈子活得明白，凡事要弄个清楚，因此不免活得累，可是一粘钱财算计，他就糊涂了。他说，他办的糊涂事儿多了去了。
“度”。杨先生深得温润之道，经常讲，做事要把握“度”；即便做好事，如果没有度也能成坏事；锻炼身体、饮食养生同出此理。他说，不能拿自己太当事，也不能拿自己不当事。他基本上能在万千世界中找出一个适合他的维度。
与杨先生生活了五十五年，其生命的字典断非一文可囊，兹泣条幅一首如下：
亦师亦友先生上青天，
可亲可敬家严入九泉。
教魂永存
2010-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