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杨生茂先生对我博士论文的批语
我于1993年9月跟杨生茂先生读博士，大概在1995年7月左右，完成博士论文初稿，题目是《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我将初稿给先生看，在结语中于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评价甚高，并特别强调传教士活动积极的一面。先生阅后认为不妥，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 导言应与结语相呼应。角度不同，前者为启下，后者为承上，切忌重复唠叨。
2． 18世纪末欧洲知识界对中国已无前此耶稣会士之赞美词，如Daniel Defoe, Swift Addison, Samuel Johnson……直至大陆上的Condorcet, Hegel。当时美国人知道中国甚少，连华盛顿都弄不清楚中国人到底是不是白种人。19世纪美国来华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发还美国的信息大量是鄙视中国人之词，这是大量的，从另一面反映美国传教士的双面意识。
3． 福音化等于西化，但不等于现代化。福音化是以他（传教士所及其所代表的利益）为主的。目的在改造中国（名曰西化），但仍有限度（如太平天国虽采取基督教教义，但还是被镇压的）。
4． 传教士是“逆向”而进，是强加于人的（尽管方法也有妥协缓冲，如与儒学相结合）。教士谋改造中国的方法有二：上结统治阶层，下买教徒（买不胜买）。教士所论大都是改造方法问题。（目的性很强，福音化，自不待言）
中国当时内部腐败衰落，外有强权入侵，无现代化条件，虽有人人志士努力，但也不得其门而入，因而益显得教士传福音的诱力。这是教士传福音之依据（依据不可能是社经政治条件）（顺向的运动应是其国社经本身发展的条件）
我根据先生的意见对论文的结语进行了修改，对传教士的评价趋于平衡，也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检视先生的意见，愈发觉得先生的远见卓识。
史料无疑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有时，研究者常常被史料牵着走，不知不觉地受到文献中历史人物立场的影响，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放弃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我的论文初稿实际上就是犯了这样的毛病，“以当时看法评说古人”,认为“历史事理人情”，即传教士所言所行“十全十美”，先生的批语是在提醒我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陷入材料堆中不能自拔”。先生还提出，研究历史，特别是外国史，要“加倍慎审精思，尽力在准确上下功夫”，以“掌握治学的火候”。我对传教士评价的片面正是因为缺乏治学的火候。这或许是初学者的通病。
今把先生当年的批语展示出来，作为对先生谆谆教诲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