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创建学术，守望学术——缅怀杨生茂先生
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生茂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文字稿)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追思杨生茂先生。在南开大学举行这个追思会，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杨先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南开大学。杨先生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而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从1947年起就在南开大学任教，直到1995年退休，他93岁生命历程的一大半是在南开度过的。在南开的半个多世纪里，杨生茂先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为中国的美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学的研究和教学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
1950年代初，他创办了《历史教学》，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是一份史学研究的刊物，对国内史学教学和研究的贡献巨大。1964年，他创建了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点（后改名为“美国史研究室”），这是国内第一个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专门机构，日后成为培养中国美国史研究人才的重镇之一。19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之后，杨先生与其他老一代美国史学者，发起和组建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美国史研究奠定了体制基础。今天，这个研究会具有数百人的规模，学风淳朴，作风民主，成果厚重，成为国内专门史学会中的佼佼者。1980、90年代，杨先生与武汉大学的刘绪贻教授一起主编了新中国的第一套多（6）卷本美国通史著作，这套著作成为国内高校美国史教学的重要教材。更为重要的是，杨先生在南开培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美国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是杨先生对中国美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学发展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杨门弟子满天下，遍布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今天已经成为了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中流砥柱和领军人物，还有一些人则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知名学者，将南开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我认为，南开大学的历史研究和人才培养在中国高教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与杨生茂先生的学术贡献、学识和学风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而经久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杨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精神财富，南开大学的学术经典，南开大学的光荣与骄傲。
南开的美国史教学和人才培养为什么会如此成功？我想这与南开的学风有很大的关系，而杨先生是这种学风的创建者和守望者。如果我们仔细读杨先生的文字，无论是在1950年代还是在1990年代写的，我们会发现，在治学严谨、对思想和文字功力的追求方面，杨先生始终是一致的，始终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研究是扎实的，文字是流畅的，风格是清新的，思想是深刻的。即便是在学术研究沦为意识形态的奴隶的时代，杨先生也力图保持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基于材料基础上的思想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这种学风由他的学生们忠实地继承下来，并代代相传，在国内形成了一种具有南开特色的史学风格，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种楷模和标准。当然，这种学风的形成不是杨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但如果没有他的主导与坚持，如果没有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润雨细无声式的言传身教，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学风的产生和维系。
我由此想到，今天当我们在评述杨先生他们这一代美国史学者的学术建树时，必须不能忘记一个重要的背景，即他们是在何等艰苦的环境下来开创和建设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自去年开始，我一直在做一个研究，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美国史教育的起源与发展。我查阅了许多资料，重新阅读了老一辈美国史学者的著作以及他们编写的教材。我还采访了包括杨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我从收集和研究材料的过程中，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了解到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起步的艰辛，了解到杨先生他们这一代学者（包括黄绍湘、刘绪贻、丁则民和刘祚昌等）所做出的极有创意性的努力，同时也体验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必须在新形势下改造自己，重新塑造自己，从而能够创建学术，守望学术。正是老一代的学者们在艰苦和恶劣的学术环境下，竭尽全力，维系着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正是他们在机会刚一出现的时候，抓住时机，及时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人才，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史领域繁荣昌盛、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杨先生的识见和贡献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没有杨先生这一代学者的信念和坚持，就不会有中国美国史学的今天。
杨先生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南开和他的学生，也并不局限于美国史和美国研究领域，他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历史学界的贡献是得到公认的。我记得1991年6月在北京的一次讨论中美关系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当杨先生走进会场时，全场数百名与会者立刻出现了一阵骚动，人们纷纷起身离开座位，走到他的座位前去与他握手。还有许多人起立，向他致以敬意，足见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本人，在众多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与会者中，他的中山装、发亮的秃顶以及向他人致意时的质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对杨先生的了解很少，只听周围的人对他均以“大师”相称。我没有想到后来会有机会与他多次促膝交谈，更没有想到这些交谈帮助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1997年夏（北京会议六年之后），我应张友伦教授的邀请，到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为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为期三个月的研讨课。我到学校的当日下午，杨先生便顶着炎炎烈日前来看我。我因旅途疲劳，酣睡不醒，没有听到敲门声。醒来后发现杨先生从门下塞进来的一张纸条，说他来过了，希望有机会面谈。我当时非常感动，也很不安。第二天在庆祝杨先生八十寿辰的活动上，我第一次与杨先生正式认识，向他表示歉意，并将刚出版的英文著作送给他。杨先生拿到书后，立刻翻阅起来，并与我谈起重建史学的发展。活动结束后，我们又聊了许久，从美国史研究到美国当代政治与外交等。我注意到，杨先生对美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十分熟悉，不仅熟知外交史（国际史）领域的新著，对其他领域的动向也了如指掌，与他谈学问，不需要“换位思考”。第一次接触我就感到，杨先生待人十分谦和，平易近人，与他谈话，没有心理负担，没有拘束感，一见如故。我不是杨先生的学生，也不是学外交史的，但与他交谈，我有一种多年浪迹天涯的学子突然见到自己少年时代的老师的感觉，那种熟悉、亲近与温暖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直到今天，我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这成为我从心底对杨先生极为信任的基础。我到南开来讲课时，已经在美国大学任教，但在学术志向和道路方面，仍然处在一种探索之中。我想，杨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给予了我及时的帮助。杨先生很愿意与我分享他对学问和人生经历的看法。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客套，也不是寒暄和问候，而是一种平等的讨论。我会提出许多的问题，有些问题会非常的尖锐和唐突，杨先生并不总是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他会记住我的问题，并最终回到这些问题上来，让我在冷静下来后意识到自己思考中的偏见与漏洞。他的谈话方式很特别，也很艺术，但又是诚实的和诚恳的。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讲起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想当记者跑到纽约去找工作的情形，谈到在亨利·路思（Henry Luce）——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老板兼主编——的办公室参加面试因无经验而没有成功时，轻轻地叹息了一句：“哎，当时人年轻，哪里懂这么多，傻呀。” 这一声“傻呀”的叹息来得非常自然，透出许多的遗憾，立刻引起我的共鸣，让我记想起自己在海外求学时的许多经历，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
当然，因为我受的美国史教育与杨先生相隔将近半个世纪，在我们的讨论中，我发现我们在对美国历史的认知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我觉得我们分享的对美国历史和美国史学的共同认知要多得多。从与杨先生的谈话中，我能感受他对自己的原则和思想保持着一种坚定的秉持，我同时也能感受到他在学术问题上保持着一种宽容和大度。他非常希望更多的留学生能够回到祖国来，以各种方式为祖国的学术和教学尽力。我感到，一方面，他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即便在老年，他对学术动向和时事始终保持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民族感情浓烈和深厚的中国学者，在涉及国家利益、学术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上，抱有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换言之，他对“史德”非常重视。我从与他的交谈中，感受和习得了一种从美国大学的训练中极少存在的精神营养，补上了Ph.D.训练中的一门重要的功课。
与杨先生认识之后，我每次去南开讲课，都会去拜访他，而每次我们都会无拘无束地聊许久。2000年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到南开来讲课，杨先生不顾84岁高龄，专门设宴款待方纳教授，并与他谈起方纳的叔父菲利普·方纳(Philip Foner)教授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影响。也就是那一年，杨先生对我讲起他读到1998-1999年《美国历史期刊》（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对我英文著作的评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场美国历史学家内部的争论。我以为国内根本没有人注意此事，没想到杨先生居然注意到了。杨先生读得很仔细，还与我开玩笑说，“你的书引起了争论，惹了麻烦，你的同学还为你打抱不平。”杨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但也他有自己的幽默方式。有一次我在南开讲完课后去向他辞行，他要我带一付围棋送给我儿子丹，说“就说是那个戴着帽子坐在沙发上吃冰棍儿的老头儿送的”。“戴着帽子坐在沙发上吃冰棍儿的老头儿”是丹最初见到杨先生时的记忆，杨先生却记住了这句童言。丹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上研究生，无意之中成了杨先生的校友。
我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在
为了表达对杨先生的怀念，寄托我的哀思，征得杨令侠教授的同意后，我将这份访谈稿公布出来，与美国史学界的同仁分享，希望我们能从杨先生对自己人生和学术生涯的回忆中感受他的学术与道德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