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次“认识”杨先生是在1971年。那一年秋季，我随吴于廑教授去北京参加《世界通史》的修改工作。此事由人民出版社沈昌文和吕一方两位先生根据上级指示负责组织工作，小组业务由周一良教授领导，实际工作由吴先生负责，参加者先后有北大的张芝联、朱龙华、丁建弘等学者。在修改近代史部分时，才知道杨生茂教授是该分册三位主编之一，不过当时并未谋面。我认识了杨先生，但杨先生并不认识我，恰如一位学者说的一句幽默话：“我知道刘德华，刘德华不知道我”。
见到杨先生是1979年在武大召开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时。杨先生是作为研究会主要筹备者之一参加的。由于当时我仅仅是“端茶送水”的工作人员，不参加会议期间的议事活动，与杨先生接触不多。大概是在会议以后，研究室请几位专家给我系学生作报告，其中一位就是杨先生。报告的题目和内容我已淡忘，但对杨先生的印象却很深很深。记得他坐在讲台上作报告时，一点没有专家的派头，很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在给年轻人讲故事。当时就想，杨先生是专家不像专家，心里平添了几分亲近感。
会议以后，和杨先生有了书信联系，但并不经常。开始频繁联系是在1986年兰州会议我接刘绪贻先生的班负责秘书处工作以后。
最初也多偏重于学会工作，杨先生对学会的“通报”编辑工作经常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要知道，这个不起眼的油印刊物是当时联系研究会会员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工具，对保持和加强研究会凝聚力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为了提高“通报”的学术性，提高它在界内和界外的学术形象，杨先生曾经提出，“通报”除了报道各地会员活动外，还可以适当刊登一些学术性的东西。为此，杨先生还专门寄来他用英文写的论文摘要，供我们刊登。这为改善和提高“通报”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就在这样的联系中，我和杨先生由谈论学会工作进一步发展到谈论业务，到最后甚至谈论自己的思想及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和烦恼。记得我当时跟朋友闲谈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武大以外的高等院校中，我有两个可以谈知心话的忘年交，一个是东北师大的丁则民先生，一个是南开的杨生茂先生。
和杨生茂先生的业务交流主要在美国史学方面。因为我在1972年转入美国史研究室后，给学生介绍美国史学发展和史学思潮是我的主要教学任务，同时也是我个人当时的兴趣所在。而杨生茂先生在史学方面早已有很深的造诣了。杨先生的著作、文章（如论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的外交史学思想的论文及特纳的边疆史学思想的著作），成了我经常阅读的“案头工具书”。正是在这些阅读和学习中，不仅掌握了具体的史学资料和观点，更重要的是体会到了他那严谨、严肃、严格的“三严”学风。这后一点对我的影响更大、更深远。后来我在编辑资料和撰写文章时都以杨先生为榜样，尽量做到说话有据，不搞“克里空”。自己的一个座右铭是：观点可能不正确，论证可能不严密，但资料不能不踏实。应该说，这个原则和杨先生的身教有着密切关系。
杨先生在和我的通信中，一直称呼我“世洞同志”，有时候甚至称呼我为“世洞老弟”，经常问候、关怀我的生活和健康。在我遇到一些麻烦时，他也写信安慰我。例如我被社科院美国所李道揆研究员告上法庭一事（此官司以对方败诉结束），他就写过两封信安慰我：“接来信，知道你与李那场官司纠纷，很是不幸。消耗那么多精力与时间，乃无谓之灾。请缓解愤怨，珍重身体”（2004，4，27），“你同xx那场较量，令人感叹。xx令你在精神上、时光上和经济上遭受无谓损失，奈何！奈何！望能积极修复精神创伤，至要至要。”（2006,3,11）。这都体现了杨先生那种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热心对人的可贵的品质。
虽然杨先生在生活上如此处理人际关系，但在学术上，他是不轻易夸奖人、肯定人的。我写了不少介绍美国史学的文章，杨先生对此从来未表态。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1994年我在武大学报上发表了《北美殖民地时期史学综论》后，他专门来信说这篇文章有史料有论证，写的不错（可惜这封信找不到了），又表示他想约我和他一起编写美国史学的教材（好像是南开校方交给他的任务，不过后来没有下文了）。从这一事例，我们也可以看到杨先生的“三严”学风。
说明这一点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众所周知的“词典译名风波”了。
大家都知道，上世纪90年代，在杨先生和张友伦教授的领导下，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曾经组织一批国内学者编纂一部中型工具书——美国历史词典。和我们那部《美国研究词典》一样，拖延十数年，历经无数波折坎坷，终于在2004年2月出版了。孰料，因为出版社编辑方面的疏忽，在英文译名上出现了失误。这件本应该庆贺的好事给他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忧虑、烦恼和不安。自2004年4月12日到2004年5月5日，杨先生一连给我写了4封信，每封信中都谈到了词典书名翻译错误一事。这样短时间、高密度地一再谈论同一问题，可见此事给他的刺激和震动之大。4月12日信中说：“《美国历史百科辞典》已于近日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想你会收到一本。不料在《辞典》封面上的英译名，出了个大笑话！当我拿到成书后，瞠目结舌，惊愕不已。这个出奇的驴唇不对马嘴的大错误，怎样向广大读者交代？……木已成舟，愧对读者，广大读者被捉弄了。”4月27日信中说得更为详细，“上次信中，谈到出版社负责编辑，在书的封面上，居然把英译书名搞得大错特错，驴唇不对马嘴。我拿到书后才发现这个错误，让张友伦去质询。仅将编辑给张的回信寄上，以正视听，但如何向广大读者交代，我还在琢磨思考。”他在此信中还进一步表示书名标以“百科”不恰当：“首先是不够百科分量，其次用‘百科’二字，反而反映全书无序杂乱……”至于英文译名更是“驴唇不对马嘴，在封面上出此出奇的笑话，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如何能令读者相信书的可信性! 我真想写一篇书评，向读者交代此事。”5月5日信中说“日前曾寄上责编致友伦同志信。关于英译书名问题，在该信中有所说明。责编含混其词甚至推诿责任。阅后，徒唤奈何，如何面对读者的问题仍未解决。”言辞之间可看出对责编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完全是因学术问题引起，与个人恩怨无丝毫关系。2004年第6期《学术界》终于刊登了杨生茂教授的文章：《一个不忍目睹的荒唐的译名》。杨先生在12月25日来信中说：“译名事，我向广大读者交代清楚。自觉于心无愧，不拟再唠叨此事。”被折腾了八个月的他终于安静下来。
考虑到杨先生在做这些事情时的身体状况，我更由衷地敬佩他那种一丝不苟、严谨、严肃、严格做学问的学风，对广大读者负责的品质。杨先生在当年12月25日的信中写道：“我近年身体状况，不很乐观。严重失眠，肠胃严重失调，再加前列腺炎，脱肛，长期湿疹肆虐，冠心病（已植起搏器），右眼白内障，左眼黄斑，耳聋等”。试想，一个身患如此多种疾病的耄耋老人，对一个译名这样的“枝节错误”竟然“耿耿于怀”，不断地写信著文，这反映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我在当时写的一篇《荒唐译名引起的思考——以<美国历史百科词典>的英译名为例》评论中写出如下一段文字似乎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从杨先生的焦虑不安中看到是他那容不得一粒沙子的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也看到他的以读者利益为中心的高贵品质。他发现错误后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名誉受损，而是‘怎么向广大读者交代’”。
如今，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他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在当今浮躁、粗枝大叶、弄虚作假等歪风邪气屡反不止得情况下，更显得珍贵。继承发扬这种一丝不苟的“三严”学风是对杨先生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