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柯可：风范长存——深切怀念杨生茂先生

4月下旬，在厦门美国史研究会年会上，我正在向赵学功教授建议，下次年会最好能由南开承办，以满足广大会员看望杨生茂先生的心愿。不料，突然传来杨先生住院的消息，深感震惊。后经了解病情不重，大家这才放下心来。我当时认为杨先生很快定会出院。因为，离京前我看到杨先生为华庆昭先生所作报告“从收藏点到数据库”发表的读后感，先生的思维那样敏捷，语句那样流畅，全篇充满了激情和青春的活力。不想，事与愿违，杨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人们在追思故人时，脑海中往往会浮现与其相处的美好时光。杨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既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家，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我作为他的“编外”学生，长期受到先生的教诲和关爱。他曾与我促膝谈心，告诉我他设想的美国史研究会前景；他对南开美国史研究室的打算；教育我在工作中要学会团结协作，取长补短。当我述说自己因英语不好带来的困难时，先生热情鼓励我沉住气，坐下来，坚持学习，定会有所进步。这些无疑成为我工作和学习的动力。

我与先生虽分处两地，但他始终惦记我的成长。为锻炼我的专业能力，他亲自把“美国史”六卷本第二卷中的一个章节交给我完成；为了提高我的英语能力，他在给我寄来美国教授中文讲稿的同时，还特地寄来英语磁带。那时，我认为自己在业务上是个“孤儿”，国内没有大学母校，没有美国史老师。然而杨先生给我的这份信任和无限温暖的关怀，大大地增强了我工作的信心和勇气。从此，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

我与杨先生的交往还贯穿于两个项目的工作中，一是关于调查台湾的美国史研究状况；二是编写“大百科全书”。

约在1980年前后，美国史研究会刚成立便接受一项任务，为美国编辑的“美国以外各国研究美国史指南”一书撰写中国部分。我有幸承担了查找台湾研究情况的任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涉及台湾的事情相当敏感，需持党委介绍信方可到有关单位调查。整个过程中我多次收到杨先生的来信。正是他第一个给我详细介绍了“指南”一书的具体需求，同时又把英文原文抄录给我，帮助我提高英文水平。他身体力行，亲自在南开图书馆查找，焦急地在信中说：“至于台湾部分，地方图书馆极其有限。我们应尽力搜集，恐怕不会如意。”于是，他具体指导我该去北京的什么单位；如何在繁杂的现状书刊中搜集历史著作；对我已找到的材料提出分类、整理意见。杨先生对我这个初涉研究工作的年轻人如此耐心细致地进行帮助，毫无学术权威的霸气，终使我能顺利完成任务。而且，他的崇高品德使我终生受益。

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工作的八年，是我与美国史老前辈接触最多、深受教育的难得机会。从设立条目到实际撰写，再到修改通稿，几次与先生们共住宾馆，数日连续奋战的场景令人难忘。讨论中，杨先生总是笑容可掬，谦虚平和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考虑问题全面周到，却又从不强加于人。每当分歧严重时，杨先生总有一种亲和力，能让场面平静下来，互相倾听。我在这段工作中，不但增长了许多知识，锻炼了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明白了如何做人的道理。

我与杨先生相处的日子有限，但总会感到很亲切，很愉快。他作为学术大师，不时还表现出他人少有的幽默和风趣。当他得知我丈夫毕业于南开数学系，便亲切地称我为“南开的儿媳妇”。在一次南开校友照相时，他招呼我入列，高兴地大声说：“儿媳妇也很重要嘛！”每每回忆起这个场景我都眼眶湿润，多么慈祥的老师。我以杨先生给我的这个称呼而感骄傲，还以自己是杨先生的“编外”学生而自豪。

杨生茂先生教育我的往事只不过是他几十年培养学生的小小插曲。他为我国美国史乃至世界史研究所做的巨大贡献将流芳百世。

杨生茂先生永垂不朽！

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