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生茂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世界通史、美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更在美国史学史和美国外交政策史的研究方面具有独特建树，并因此而享誉中外。他还培养出一批年富力强、在学术上取得明显成绩的中青年学者。杨教授之所以取得如此重要成就，有着多方面原因，其中，与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深邃的理论思维是分不开的。正是这种精神和理论思维，使他始终执着地从事着深入的独创性研究，并使他的成果具有深刻的见地而不断散发出振聋发聩的力量。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他有关历史的具体结论可能淡忘，但他的精神境界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思维，却给了我们一种精神力量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这是杨教授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学术财富。
一
早在大学读书和任助教期间，我就从拜读杨先生参与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周一良，吴于廑先生总主编）中深受教益，并对他产生敬佩之情。但是，我得以有机会面见先生并聆听他的教诲，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当时我作为公派访问学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进修。当地中国留学生组织一位负责人告诉我说，有一位从国内南开大学来的杨教授将到该校访问，希望我协助做些接待工作，这使我有幸见到这位朴实无华却一见如故的名教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杨教授既像兄长又像朋友，给了我多方面关怀和帮助，特别是学术上的指引，令我终身难忘。正是在杨教授的指导下，我走进了美国外交史的研究领域。在和先生的交往中，我处处感受到先生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成为他一生治史的情怀。先生回忆说，在他青少年时代，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战乱频繁时期，随着年龄、阅历和学业的增长，从对历史的思考和对当时现实生活的观察，他逐渐体会到“洋鬼子”和中国封建势力是沆瀣一气的。随着国难日深，民族忧患意识日益成为他一生思想的主要载体。先生的这种精神，加上他所具有的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决定了他绝不盲从，即使在1941到1946年在美国求学期间也是如此。他的美国导师托马斯·贝莱学识渊博，可算是美国有名的外交史学家之一。贝莱以利已主义作为估量外交活动的唯一尺度，将强权政治和使命观熔于一炉，构成其外交史学的基本体系。先生虽钦佩他治学勤奋的精神和博闻强记的才能，但对他所持的观点却不能接受。在当时贝莱教授所写的教科书上，留下了先生不少嫌恶的评语（离美国前夕，先生还给他写过一封表达自己这种心情的信，并认为，那封信是交给他许多papers中最好的一份）。由此可以看出杨先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在学术上的批判精神。
1946年底先生回到国内并于次年开始在南开大学执教。1948年天津解放，从此在先生生命史和学术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先生回忆道，正是从旧社会积累起来的民族感情和社会进步思想，使他在社会主义学习运动中能顺理成章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观，并用于指导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他特别强调历史能使人产生进步观。有了这种进步观，自然会意识到社会主义不但绝对超过封建主义，也优于资本主义。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曲折和挫折，但先生对我国 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不仅没有动摇，反而从我国所坚持的道路和政策中看到了成功和希望。在我保留下来的先生给我的100多封信札中，随处都可以读到先生对国际局势发展趋向的深切关注和对祖国前途充满希望。他在2001年末的一封信中谈到，“一生中影响我思想的涉及国际的重大事件有：（1）1931年（当年先生14岁）九、一八事变，（2）1936年国内发生一二、九救亡运动，（3）1937年七、七事变，（4）朝鲜战争，（5）越南战争，（6）1990年有一天清晨一位同事打来电话说，从广播中知道美国已开始轰炸伊拉克，（7）1999年在医院安装起搏器时，美国轰炸南斯拉夫达到高潮”，（8）现在每天从广播中听到美国轰炸阿富汗，（9）······？什么人最高兴？大军火制造商和大军火销售商。”他不止一次谈到，面对全球霸权主义“中国泰然处之，外松内紧，不乱手脚，重视国内经济振兴，有大国风度和气量。战略上藐视，勿让美牵鼻子走，不被吓唬慌了手脚，但在战术上重视。毛泽东有真老虎、纸老虎之说。这句话他说得对”。总之，多年实践和研究成果使先生对于霸权主义这个世界的“乱源”有着深入骨髓的认识。也正因此，对于我国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确立的外交政策，也就由衷地感到高兴。当然，他也谈到自己的忧虑，特别提到要防止骄傲和浮夸，警惕别人的吹与捧，等等。他强调，还是韬光养晦好。自吹自擂（虽然是引用别人的话，如外国民意调查）最易招无谓之嫉。有损国家利益。
让我深为感动的还有一点是，先生对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自进入21世纪，先生的身体日益衰弱。从信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双目因患黄斑症几近失明”，“双耳益聋，与人对话艰难”，还因心脑疾病安装了起搏器，加上“因腿疾未能下楼”，居斗室多年，真可谓百病缠身。但就是这样一位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却始终乐观向上。他在信中说，尽管由于病痛有时会感到“苦闷难当”，“不过我心情愉快，女儿照顾周全，亦为天下幸事。”教授如此乐观豁达地对待生活，看来，支撑他的是一种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强烈责任感。每次信上在聊聊数语带过自己的病况之后，他总是立即直插主题，又开始了从学术角度对国内外大事的探讨，有时为了阐明一些重要问题，他的信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多月方才写完。而每每读到其中的真知灼见都会令我惊叹不已，他写这些信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锤练思想，更为了在相互切磋中帮助自己的同志和学生。正是通过这些信件内容，使我对美国外交史的认识更加深入，对基本问题的把握逐渐成熟。
大概我们不会想到一位享誉中外的名教授还会在病中去关心许多素昧平生的老年人，但先生这样做了。2006年3月13日先生在《天津老年时报》上发表了“生活一得”《摔跤记》，通过两位南开教授因摔跤罹病不起和自己因病六次摔跤的经历，“提醒老年同辈人警惕足下‘隐患’。”并以“切记切记”的恳切词句来结束这一短文。那种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跃然纸上。
总之，先生一生的精神和追求，可以用他在《咏忆》中的话来概括：“假如再有一次生命的话……民族忧患意识还可能是一生思想的载体，至于个人，毕竟是沧海一粟。”他的话将永远在我们耳边回响并激励着我们前行。
二
正如同志们所公认的，杨先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大师。杨教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创造性地运用于世界史和美国史研究。他坚持，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其上才有政治、思想和外交等。但他并没有把经济因素看成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而是始终辩证地看待经济因素与其它因素的关系。他认为，从宏观的终结意义上说，经济因素是外交政策中经常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外交政策的基础。但这不等于说，每个具体事件都可以与经济因素直接挂钩，也不等于说，其它因素有时不能起决定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主导因素仍是经济的发展，其它因素都是在一定经济条件下派生、并为之服务的。他把这一点提到哲学高度来认识，认为历史的研究是多维的、多层次的，多学科的综合。要承认历史的相对性，但不应落入相对主义的陷阱。经济甚而政治发展仍然是历史研究的基石。
杨教授认为，主要由于传统教育，美国外交史学研究大都从美国本国的狭隘利益出发，很少去研究外国的具体复杂的社会实况。他们也很少研究霸权主义的性质，而只是注意这种政策的目标、方式和与本国的关系。这就暴露出他们学术上的一个通病，即不愿追究本质性的内涵，而偏重探究和摆弄表面现象。
为了在研究中不被美国传统观念所左右，杨教授主张，中国人写美国外交政策史，就是要客观地揭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他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钻研的心得，明确指出，扩张主义是贯穿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他还指出，扩张不可能没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抹去政治经济学的内涵，自然就为强权政治和侵略行径开了绿灯。
杨教授认为，中国人写美国外交史，一定要写美中关系。这也要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叙述和分析，避免偏“左”偏“右”。解放前，旧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地位，有关著作分析偏右的居多；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一段时间，美国想扼杀中国，两兵相接，我们难免有“左”的分析。文革以后，写中美关系史比较“心平气和”。但美国政界一些人总想“和平演变”中国；在中国也有些人认为“美国月亮比中国圆”。这些事实不应回避，而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指出。在中美关系上，始终体现了先生一切从实际出发，主张“秉笔直书”的精神。
对于研究工作应当遵循的某种程序，杨教授也有深入的思考。他十分重视处理好资料搜集与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不宜急功好成，忽视奠基大厦的基础，更需清醒地掌握“资料—专题—通史”这个大致的研究过程，认为这才是科学的方法。关于如何发掘和运用资料，他特别强调中国人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史时，为了避免作出片面论断，应当尽量利用多国资料，不应只一头扎进美国资料。研究现代中美关系时，更应注意多国资料，不能完全凭借美国资料，其中不少是一面之词。由于中文资料不足，研究中出现片面论断的可能更加严重。事实上，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在目前我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在相当程度上是存在的。正如一些中外学者指出的，目前我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某种思维“西方化”的倾向，其中原因之一，就与片面运用资料不无关系。
杨教授还谈到研究外国史的目的是“洋为中用”。既要注意“引进”，又要消化。只“拿来”，不消化，不对比，就不能为我所用，“拿来”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消化和创新，弘扬我们的文化。我们既不应搞“自我封闭”，也不应搞“唯洋是尊”。前者是对外国优秀文化的抹煞，后者是对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抹煞。两个“抹煞”都是两极化的虚无主义，是应当警惕的。
先生曾详细阐述“鉴别吸收”方法的重要。他认为，“全盘西化”论在中国近代史上早已有之，但其论跟“固步自封”和“妄自菲薄”一样同是蒙昧的表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唯一行之有效，并准确无误（或较少失误）的方法是“鉴别吸收”。
“鉴别”实际上是具有批判精神（在认识上）和批判手段（在方法上）的原理原则。古今中外凡图振兴文化之士无不坚持这种观点，无不显示出这种清澈的悟性。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建立在对中世纪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如今用“批判”二字似乎太扎眼了，只因“文革”毁了批判的声誉，人们心有余悸，在感情上似乎一时还未能使其“复位”。“文革”期间所喊的“一批到底”、“彻底批判”都是唯心主义口号。“彻底”就是否认事物发展观。至于那种“批判”方法更是声名狼藉了。
要鉴别，就得比较；要吸收，就得先弄清外来文化的含意以及本国文化的长短。
弄清本国文化的长短，就得反思。保守派只讲“长”，因而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沦为顽固的民粹派；妄自菲薄者数典忘祖，只讲“短”，沦为虚无主义者。二者均不足为训。反思也不是故作反面文章。有的人误将反思理解为只作反面文章，忧心忡忡；有的人想以作反面文章赶风头。前者唯恐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血本”反思掉，后者却兴致勃勃地想捡“混水摸鱼”的便宜。二者均从私利出发，更不足取。
反思旨在剔除文化传统中的负加值和沉淀物，以便有的放矢地筛选和吸收外来文化。终极目的在于弘扬中国悠久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奇葩。这也是在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的目的。所谓“学以致用”、“洋为中用”是其中的关键。掌握这个关键，也非朝夕之功，非敏于思考，精于辨别，殚力向学者莫能为也。
杨教授还专题论述过治学中博与约即通与专的关系，历史研究中动态与静态的关系，个人研究与集体合作的关系，以及民主作风与学风的关系，等等。当然，限于篇幅，更限于本人水平，以上所列，只能是挂一漏万。对于杨教授在理论思维与史学研究的多方面贡献，还有待我们做进一步发掘。
统观杨教授的学术研究，不难发现，其中处处渗透着他极深刻的理论思考。反映出他极强的辩证思维能力，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能力。正是这种高超的哲学思维能力，既成就了他的学术，也给人以巨大的哲学享受和启迪。今天，在我们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呼唤着各种各样的思维，包括战略思维，创新思维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能力，或曰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能力。正是这种思维能力是最核心和最根本的。这种能力的训练和提升的意义已远远超出某一个具体部门和领域，而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密不可分。记得恩格斯说过，理论思维“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如果我们培养的下一代都高度重视这种理论思维的发展与锻炼，并不断地用于指导实践，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仅就这一点而言，杨教授通过史学研究所做的深入的理论思考，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史学研究本身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杨教授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透过杨教授在史学领域的突出贡献，我们所获取的不仅仅是史学知识，更是宝贵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