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去世后，先生的学生和同事纷纷撰文悼念，表达敬意和缅怀之情。我一直在想，先生为什么如此让人敬重？概括起来，就是在为人、为学和为师方面，杨先生都为我们树立榜样。
首先是杨先生的为人。先生作风平易近人，不卑不亢，推己及人，换位思考。 1985年我和师兄何志功，从社科院美国所毕业。为了答谢先生三年的指导教诲之恩，我们两人各出十块钱，请先生在北京和平门的全聚德烤鸭店饭。先生不习惯应酬，但也不愿意伤害我们的一片诚心，因此，他还是很高兴地来了。饭后，先生说要送给我们一本梁实秋的《远东英汉大字典》（定价十元）作为纪念，但他又说自己没有时间去买，给我们每人十元钱自己去买。先生就是以他特有的方式，补偿我们小小的付出。
还有一次，大概是1986年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在南开跟先生读博。一天，先生带我一起去见美籍华裔科学家牛满江。原来，先生1940年代中期在斯坦福读书时，与牛满江是室友。牛先生作为贵宾来天津访问时，向政府部门提起要见杨先生。因此，外办通知了先生。我记得我们是步行到了天津宾馆，经过门卫联系，外办的人说领导正在会见牛先生。于是，先生留下一个纸条就走了，告诉我“这样意思就到了”。因为在动物基因研究上的“世界性成果”，牛满江当时在国内红极一时，很多人以和他相识为荣，我也很想目睹这位“大科学家”的风采。先生却淡然处之，根本不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叙旧。
杨先生的为学，一向为人称道。先生的著述不多，但基本都是精品，甚至是一些随感、游记、序跋都不乏新意，值得读者回味。即使是在意识形态高压、人文社会科学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的研究论文依然保持了学术上应有的严谨和逻辑上基本的自洽，这一点与已故的罗荣渠教授同一时期的论文非常相似。社科院已故副院长李慎之当年评价罗先生论文的话语同样可以用在杨先生的文章上：这些文章“与当时那些高腔大调，惟以气取胜，以势压人的文章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杨先生在历史研究上的成就，充分显示了唐儒刘知几于《史通》中对优秀史学家的要求：史才、史学和史识。如果说，先生的史才、史学来自长期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终生读书所积累的知识，那么，他的史识则来自他对自己亲生经历的20世纪的体悟和观察，“文与心通，文也与时通”，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在人类的进步与苦难同样惊心动魄20世纪中，先生的史识（史观）逐渐形成了，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民族感情”和“社会进步观念”。
先生为师，更是一个奇迹。先生不善于表达，更不善于讲课，这与其内容丰富、逻辑严谨、文采飞扬的论著形成极大的反差。有一次，社科院美国所请杨先生给我们七、八个研究生讲美国外交史，由于先生思维的跳跃感太强，又不善于与同学的眼神交流，加上听课者知识准备不足，听得大家是云里雾里。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没有“讲课”天赋的学者，却培养众多的历史学者，这难道不是奇迹？
杨先生讲课不行，但培养学生却有着独特的方式。研究生培养不外是两种方式，一是批量生产的工厂制，学生成批进来，统一加工生产，修满一定学分后，确定论文导师，美国大学研究院大多如此；一种是师傅带徒弟的作坊制，从一开始就选定导师，选课很少，主要是在导师指导下读书写作，英国和2000年以前的国内研究生培养基本是这个方式。前者的优点是，知识面比较宽，训练严格，难点是，对导师团队和课程设计要求较高。后者的优点是，不需要太多的团队配合和复杂的培养体系，机动灵活，但缺点是导师的作用过大，成不成才，完全取决于老师。即使成才，也容易在学术上形成路径依赖，甚至还会在体制上形成帮派式的事业依附。
在杨先生带研究生的1980-90年代，国内培养模式基本上是师傅带徒弟的作坊制，先生无法改变这个制度，但却对这个模式的弱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有意识地去克服它的负面影响。首先，作为“师父”，他从不专断，从来不强迫“徒弟”作什么，也不干涉他们学业以外的生活，而是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们的学位论文基本上是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受到老师启发而确定的，而不是由先生给我确定的。其次，他非常欣赏讨论班教学和课外的对话与交流，甚至认为这不仅是锻炼学生独立分析和批评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师生平等的民主作风和气度。虽然由于学生数量太少，无法开设他所希望的讨论班，但他在与学生交流中，总是保持这样一种民主的作风。所以，我们这些学生与先生在一起时，虽然感到学业上的压力，但从来没有思想上的负担；我们非常尊重他，却从来就没有敬畏感。第三，他很尊重学生的职业选择。作为老师，杨先生内心里自然希望他的学生能够留在南开工作，但当学生做出其他选择时，他也从不阻拦。当时，由于师傅带徒弟的特性，不少导师都把弟子当作 “子弟”、视学生为自己“私产”，相比之下，杨先生的开明态度殊为难得。
虽然杨先生自己认为，其思想主流一是民族主义，二是社会进步。但从与他近30年的接触和交流中，我又体会到他精神气质的另一面，这就是发端于欧洲文化复兴与启蒙运动、最终传布于世界的自由观念。如果剔除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把自由还原最原初的含义---专制的对立物，那么，在教育学生以及与学界同行交流对话中，杨先生所坚持原则恰恰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正像20世纪的中国救亡压倒了启蒙，在杨先生的学术思想中，“民族遮蔽了自由”。但是，在他学术研究、特别是培养学生的方式中，却渗透着自由主义的精髓。
2010-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