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辞世已经一月有余，如今始能静下来回忆在先生门下求学的一些往事。
第一次知道杨先生的名字是在30年前，那时我还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不惜一切代价考上外语系后，却发现对英语并不太感兴趣。要想转行，只能考研。考了研，一可转行，二不必回平乡老家教中学了。想考研，可没有几个学校招研究生，82年扩招，全国仅招3000多人。那时还没有网络，信息非常闭塞，要想了解各个学校招研的信息非常困难，只能在报缝的广告栏里查看。原准备报考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准备了一年，后来该所又宣布不招外地考生了。正在郁闷之际，幸遇我的一位学历史的同学刘孟起来看我，他说他们河北大学历史系有一位同学也想考研，听说要考美国史，他向我介绍了当时全国招收美国史研究生的几所学校，而且还给我带了一本黄绍湘先生的《美国通史简编》。我心里也就有了要考美国史的想法。我分别向这几所学校函索了简章，发现南开的美国史最适合我。南开大学的美国史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中外近现代史、美国史和专业外语。这5门中，与历史专业的学生相比，政治一门，我们可以说在同等水平上，全国都上政治课；中外近现代史一门，我处于绝对劣势；美国史应该是稍处于劣势，因为历史系也未必开美国史的课，但两门外语足以弥补我在历史方面的不足。
正是从南开大学的招生简章里第一次知道了杨先生的名字。当时也仅是知道名字而已，我对杨先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就连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也是在考完试之后才看到的。因为我后来的岳母听说我报考杨先生的研究生，也就对此比较留心，在她们图书室里帮我借到了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那时能出书的人真是神人。如果真的知道先生是那样一位大学者，可能就再也不敢报考南开了。如果知道当时美国史是那么的热，可能也就不敢考了。入学后听其他专业的几位同学讲，南开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有几个人原本打算考美国史的，后因担心竞争太激烈而转考其他专业。当时我所就读的河北师大，连历史系也没有，除了我的同学跟我简单讲过那一次之外，我对历史学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当时考试复习用的书图书馆里一本也没有，全是我的同学帮我购买或赠送的。后来回想起来，当年能够考上南开，一是靠无知，二是靠运气。因为无知，才敢于报考南开。所谓的运气，一是我的同学恰巧送给我一本黄先生的《美国通史简编》，二是因为幸遇先生，我才能考上。据说先生为了要我，还得罪了两个不应该得罪的人，一个是当时的一位部长，另一位是先生的一个好朋友。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换了另外任何一位导师，恐怕都不会要我的。当然，这些情况也是几十年后才知道的。但我的学问没有做好，枉让先生得罪了人，所以心里一直有愧于先生。
82年9月入学办完各种手续后即去先生家拜访。忘了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记得是师母开的门，把我让进了小客厅。以后每次去先生家，似乎总是师母开门。等我女儿出生后，师母见面后总要问几句孩子的情况，然后会给我倒杯水，就自己忙自己的事去了。自我介绍完座下后，先生就问我多大了，成家了没有？我说26了，有女朋友了。本来想入学前结婚，因为没有单位，开不了证明，没有结成，准备寒假结婚。先生说，成家后要有责任心，对家庭、以后对子女要负责任。几十年过去了，第一次见先生时先生讲的其他的话都不记得了，但“责任”两个字仍清晰如昨，甚至先生当时讲这两个字时的语气、神态仍那么真切，历历在目。
先生知道我的历史基础差，让我尽量多听历史系本科生的课。还特别嘱咐我去听经济系的课，让我去听魏勋教授的《美国经济》。MAD 战略就是第一次从魏先生的课上知道的。
在南开的三年，先生对我的教导，主要是通过先生的“手谕”进行的。所谓“手谕”，就是先生用翻拆的旧信封给我的指导信。事无大小，从学习到生活，都靠书信指导。我每周总要去系办公室拿先生给我的信，有时其他同学也帮我拿。其他帮我拿信的同学走到我的宿舍门口常常高喊“圣旨到”或“孔庆山接旨”，他们一喊，我就知道他们帮我拿来了先生的信。几乎每周有一封，有时一周有两三封信。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当属先生告诉我如何去北图查资料的那封信。先生知道我是第一次去北京，可能有些不放心，就把我从北京站下车后坐几路车，如何在沙滩找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朋友联系住宿等，非常详细地写出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招待所虽是半地下室式的房子，但条件很好，非常安静，住起来很舒服，价格又便宜，好像每天只有8毛钱，而且去老北图很方便，所以，先生特介绍我去那里住宿。现在回想起来，先生那时已经是年近七十高龄的老人，还为学生出门坐车之类的小事如此地劳神。这不能不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有一次去市里办完事回学校挤公共汽车，上车以后正好看见先生站在车上。我问先生有什么事，先生说是去王心扬家。那时心扬兄刚去美国，跟家里联系不方便，可能把信寄到了学校，或者是心扬兄的父母不知道如何往美国写信，所以，先生就自己亲自挤公共汽车去给心扬兄的父母送信。这事本来让学生跑一趟就解决了，可先生从来不让学生替自己干这种活。先生已近七旬高龄，且腿不能久站，还去挤公共汽车，虽然先生看望的是心扬兄的父母，但每当我想起这一幕，总会令我十分感动。
第一次交给先生的一篇作业是读贝利（Thomas A. Bailey）的《美国人民外交史》的读书报告。因为是第一次写读书报告，且是那么大部头的外文著作（1000多页，外教赠送图书，让我先挑，我就选了一本最厚的），抓不住重点，写得很长，约有两万多字，写得很乱，让先生花费了很长时间批改。50多页，每页都有先生的批改意见，遇有错别字的地方还会标出“查字典”三个大字。先生另外还单独写了满满两页的批语，至今仍记得的一句是“不要数典忘祖”。主要是我的读书报告中有很多句子是外文句式，不是规范的中文。下一次再去先生家时，先生就开始讲如何要注意中文水平的提高，写文章要“典雅”等。先生讲了很多关于袁枚的 《随园诗话》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话。先生没有明确说要我去读他们的书，但我知道先生的意思，所以我就马上去图书馆借了《随园诗话》和《人间词话》。但由于专业方面的学习压力很大，也不能真正静下心来阅读此类书籍，再加上原本基础就差，这方面的提高就不那么明显了。不过，以后再给先生交作业时，总会非常小心的，不敢随便写完就交给先生的，总要反复修改，有时还要先找同屋中国史的同学帮忙看一下，找一找问题，改改错别字等。在南开的三年，除去毕业论文外，只写过三篇作业，比较幸运的是，后两篇作业都顺利的发表了。当然，主要应归功于先生的选题和思路。
在南开时，先生曾经跟我说过可以考考《托福》。因为先生只说了“可以考考《托福》”这几个字，我那时好像还没太明白是什么意思。那时人们对《托福》的了解还很少，有的美国的学校也不要《托福》成绩。别人发疯似地想去美国，我当时好像从未往这方面想过，或者说是不开窍，另外也可能觉着当时在国内更有前途。当时先生请的两个美国外教，都极力想帮我联系去美国。特别是西弗吉尼亚大学的贝格比教授（W. Bagby），他自己回国后，还专门请他的朋友、下一学年来南开法律系讲学的富布来特教授跟我联系，欲帮我去美国，我只跟他见过一次面，后来就再也没跟他联系，从此也失去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
毕业时先生有意让我留校，可我想到与妻子和女儿两地分居的问题，就没有留下。当时人事调动非常困难，尤其是跨省的调动。未料毕业后两三个月国家即出台了新的政策，不过此类事也没得后悔，因为我们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但后来从别人口中听到先生说“人家不想留”的话后，我想我可能伤了先生的心，每当我想起此事，总深感有愧于先生。
毕业后，先生组织撰写《美国外交政策史》，原来分给我两章的任务，后来因为我新的单位有一个新的项目，怕时间不够，就把先生的任务推掉了，又一次辜负了先生的提携与厚爱。但是，先生还在该书的前言里专门提到我参加了该书最初的讨论，该书出版后，先生还亲自给我寄了一本，先生并没有因我的不义行为而有所怨忿，先生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
我平日不爱写信，除偶尔去天津出差一定要抽时间看望先生外，很少给先生写信问安，偶尔为之，大多是烦扰先生。后来安了电话后，方便了，每年春节一般要给先生打个拜年电话。去年春节在国外，由于手机掉到水里，里面的电话号码全丢了，再则有些烦心的事，没有打成，不料成为一生中的一个遗憾。
我常跟谈到先生的人讲，先生是可以活到一百岁的。先生90多岁，仍笔耕不辍，这有利于大脑，也有利于健康。在今年4月份的厦门美国史年会上，听说杨先生身体不大好。听付成双讲，好像主要是湿疹之类的皮肤病，似乎没什么大碍，人上了岁数，又不常运动，总难免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我也认为先生是不会有大问题的。
从厦门回来的第三天，惊悉先生病危。我跟杨令侠通电话询问先生病情，医生说先生已经是脑死亡。我不懂医学，我有点不大相信脑死亡的事，先生怎么会脑死亡呢？既然有呼吸，有心跳，说明先生还很好！只不过是暂时的昏迷，先生会醒过来的。听令侠说王玮和王晓德同先生说话，先生好像还有反应。我一直在拼命赶时间，争取把手头的一堆事赶完，好去天津看望先生。我心里一直在默祷，希望先生能坚持到我去看望他老人家的那一刻！我一向较为乐观，当时心里甚至还侥幸地认为，先生还可以坚持到暑假，我可以等放假回石家庄时再去看望先生。5月7日凌晨，把手头的烦事告一段落，想放松一下，看看邮件再休息，打开邮箱，即看到了李剑鸣老师“历史学家杨生茂教授逝世”的邮件，接着急忙打开南开历史学院的网页，看到先生的告别仪式定于5月6日上午举行的讣告。先生的告别仪式已经过去一天了！未料先生竟会如此之快离我而去，此生再也见不到先生的面了！痛切体会到什么是阴阳两隔了！心中懊恼、愧疚之情难以形容。
先生请我吃过两次饭，最后一次先生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本来先生上下楼行走不便，先生竟还下楼到外面请我吃饭。我去天津那么多次，居然从未想到过要请先生到外面吃顿饭。1986年先生去石家庄讲学，我大概只花了二十几块钱买菜在家里请先生吃了一顿便饭，没想到先生还给了10元钱。先生向来行动迟缓，这次格外敏捷，我和妻子都没发现先生什么时候把10元钱悄悄地塞进小女儿的衣服口袋里，到晚上孩子睡觉时才发现。每想到此事，总觉着对不住先生。石家庄穷乡僻壤，没什么特产，每次去天津，总为给先生带点什么东西发愁，常常愁到最后，索性什么也不带了，反正先生是不会怪罪的！先生对我，恩同再造，而我对先生鲜有回报。先生猝然离世，令我此生再无机会报恩于先生。每念及于此，心中之悲痛，难以言状。
借学会出专刊之际，聊做此文，寄托对先生的无限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