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听到杨生茂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之心难以言表。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也为因故未能去为杨先生送行、去安慰杨令侠女士并参加杨先生的追思会而愧疚万分。杨先生那慈祥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就在昨天……
我虽然不是杨先生的嫡传弟子，但是我一直把杨先生当作我的老师，这是因为我的导师刘祚昌先生和杨先生的关系非比寻常，情同手足，因此我有幸多次到杨先生家中，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和杨令侠女士也有很深厚的友谊。先生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千语万言难于表达。其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两件事。
一是我1978年考上了刘祚昌先生的研究生。当时，全国刚刚结束文革，百废待兴，我们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更困难的是，由于文革浩劫，图书资料损毁严重，世界史的书籍更是凤毛麟角，给学习和研究带来了严重困难。但是在历史系资料室积满灰尘的书架上我却意外发现了一本书——《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简史》，作者署名为：解放军52977部队理论组和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及部分72级工农兵学员。这本书令我眼睛一亮，因为书中没有文革图书空洞的说教，而是有大量的中外文资料，并采用了当前流行的规范的页下注。书的行文流畅，有大师风范，对美国黑人争取解放斗争的过程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绘。在十年动乱的荒漠中能有这么一本美国史的学术奇葩实属罕见。当时我认为这些工农兵学员和军人好生了得。这本书给了我强烈的震撼，我不但了解了美国黑人的苦难历程，而且确定了论文选题——内战后美国黑人地位的变化。后来，我才从刘先生那里知道这本书是以杨先生为主编写的，心里充满了钦佩和尊敬。以后，我又通过多次学术会议和到杨先生家拜访，聆听了杨先生的教诲，并且拜读了杨先生许多关于美国外交的著述，特别是了解了特纳的边疆学派，认识到美国是以军事力量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后，我深受启发，从而又把兴趣转到了美国军事史的研究。
二是杨先生以身作则教我如何“做人”。杨先生具有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高尚的人格魅力，就是那种淡泊名利、耐住“寂寞”做学问的品格。他和刘祚昌先生一样，以学术研究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在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商品大潮中，他和无数老一代学者一样，生活简朴，坐“冷板凳”，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在学术田地里耕耘。他和刘先生一样，住在旧楼房里，家里没有豪华的装修和家具，有的只是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各种书籍。他穿着朴素，对追求物质享受不屑一顾。他把学生当作财富，谈到自己学生的进步和成就时充满了幸福和自豪。他的言谈话语中渗透了对争名夺利的人和事的嗤之以鼻的蔑视。正因为这样，杨先生才取得了学术上的丰硕成果，可谓著作等身。
从杨先生身上，我学到了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确立了我的学术追求。这是杨先生留给我的最宝贵的遗产，使我受益终身。我将以杨先生为榜样，耐住寂寞，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誓把书房的底儿坐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