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寸心谢师恩

——敬贺业师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

李剑鸣

将近三十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分到湘中北一所师专教书。学校座落在远离市区的山里，校门口有一个小小的商店，除了卖一些生活用品，还代销图书。一天，我到商店里买东西，无意中看到一本书，标题是《美国农业革命》，不觉喜出望外，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回到简陋的单身宿舍，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作者的见解和文笔，都给了我极深、极好的印象，心想，如果要学美国史，就要做这样的学问，写这样的书。

当时，我正好对美国史产生了兴趣，想考研究生。于是，我就给这本书的作者张友伦先生写信，也得到了他的简短的回信，表示欢迎我报考。不久，有个同事从外地参加美国史年会回来，说在会上见到了张先生，还给我描绘了他的相貌和风度。于是，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一定要报考南开的研究生，投到张先生门下学习美国史。我那时何曾想到，这个小小的决心，后来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给了我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和生活。

不久，我调到湘潭大学工作，教学之余，全力复习备考。1986年，我幸运地考取了南开大学的研究生。不过，由于校方只允许报考在职委培研究生，我尽管考分不错，但也只能跟学校签了一个委培协议，领着工资去上学，三年后回湘大工作。当时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只要能到南开学美国史，就“于愿足矣”。

到了南开，在历史研究所的开学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张先生。那时，他刚五十五岁，头发雪白，面色红润，待人亲切平易。我请他做我的导师，他当即满口答应。不久，张先生担任了历史研究所所长，工作繁忙，一直没有给研究生开课。不过，他请了好几位美国学者给我们授课，有时还亲自主持美国学者的讲座。我从未听过张先生的课，固然是一大遗憾，但私下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却远非听课所能比拟。

我那时年轻气盛，不知学问的深浅，一味地乱写文章，写了就请张先生批改。他看过后，只在稿纸边上加一些批语，当面并不给我多说。他看过的稿子，有的在刊物登出来了，有的收入了他主编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投到《历史研究》的文章，修改过几次，二审仍未通过。责任编辑让我找张先生想想办法。张先生看过稿子和编辑部的意见，觉得再改也没有什么意义，就建议我放到《南开史学》发表了。

通过这些文章，张先生大约看出我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希望我在学业上有更好的发展，便动员我考杨生茂教授的博士生，而且是提前一年考。这对我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我念的是在职委培，要报考博士生，必须征得原单位的同意，其难度可能很大。杨先生在跟我谈话时明确表示，如果跟他念博士，只能做史学史或外交史，而我却对政治史更有兴趣，这也让我颇费踌躇。再则，与妻儿长久分离，早有难以忍受之感，一心只想早点毕业回家。寒假里，我与家人商量这事，他（她）们都表示尊重我的意愿。开学后，我一到南开就去看望张先生。他见面就问：“我最关心的是你能不能考博士？”我摇摇头，做了否定的表示。我没敢看他的脸色，不知他是不是有些失望。

转眼到了毕业之际。一天，张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跟我谈了留校的事。他说，所里决定留我，并已请示学校，从校长基金拿出一笔钱，退还我的委培费和在学期间领的工资。张先生让我先跟家里商量，并问湘大是否愿意放人。我一时十分犯难，不知如何作答。在此之前，我已为回湘大工作做了精心安排。那时，湘大历史系因学生分配困难，已经停招一年，今后这个系还能否存在下去，大家心里都没有把握，我也很是彷徨。于是，我便找熟人疏通，准备毕业后转到湘大法律系，从事英美法的教学。这时，张先生突然提出要我留在南开，跟我一直以来的想法颇不一样。我给家里和朋友写信商量，他（她）们都支持我留在天津。经过一番周折，湘大终于同意放人，南开也按约偿付了我的代培费和工资，共计两万两千元。据说，南开以这种方式留一个硕士生，并没有先例，后来也没有听说有第二例。张先生做成这件事，肯定费了很大的心力，听说所里对他的做法也有些议论。我当时也隐约感到一些压力，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做出成绩，决不能让张先生为难。

刚办完留校手续，张先生就开始为我张罗家属的调动，并托人为我寻找住房。同时，他更是为我创造一切条件，提供各种机会，以利于我在学术上尽快成长。他带着我参加一些他主持的项目，如编写《美国历史词典》，写作《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此外，我自己也在动手写《大转折的年代》一书。当时，学术著作出版难已是一个普遍问题，我作为一个无名小卒，要独立出一本专业书，不免有“蜀道”之叹。其实，我的困难早在张先生的考虑之中。正巧有一笔出版基金可供申请，但我的书稿尚未成形，赶不上申请的截止日期。张先生手头有一部书稿，出版社已答应出版。他便想了一个变通办法：拿这部书稿去申请一笔资助，并与出版社谈妥，申请来的经费用于出我的书。为了办好这件事，张先生带着我去出版社，找负责人和编辑面谈，并把我列为他的书稿的第二主编，以便于申请。事情顺利地办成了，我的第一本书很快就出版了。按照当时的风气，一般是学生的作品由导师挂名；因此，当我作为第二主编的那本书出版后，常有人问我，是不是我做的工作，张先生只是挂名。我说，恰恰相反，所有工作都是张先生做的，而我只是挂名。

对我的职称问题，张先生一直十分关心。我想，他可能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美国史研究室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需要补充有高级职称的人员，以建设一个相对合理的学术梯队；另一方面，我当时生活极为困难，一家人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如果评上了副教授，就可以问学校要住房，能有较为舒适的生活条件。1990年冬天，南开大学首次实行破格晋升制度。张先生和师资处交涉，并动员我申报破格副教授。听到这个消息，我一时难以置信。我并不理解张先生的苦心，觉得自己的学术水平离副教授的标准相去甚远，根本不抱评上的奢望，述职汇报也做得敷衍潦草。果然是名落孙山。不久，张先生赴美国做研究，有一整年不在学校。我自觉学业上略有长进，再次申报了破格晋升副教授。原以为这次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中途却出了一个很大的意外。有一封匿名信对我提出指控，称我在研究生期间发表的一篇习作有思想倾向的问题。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形势下，这样的指控是极具“杀伤力”的。校方对这封匿名信高度重视，并在校职称评聘会上公布，结果我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张先生回国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对学校有关方面做了解释和说明，力图澄清我的问题。到了再次评职称时，他又做了细致周到的工作，避免有人继续揪我的“小辫子”。最终是有惊无险，好歹评上了副教授，张先生心里的石头也算落了地。

接下来，张先生便开始操心我的出国问题。我依稀记得，当时有关部门做了规定，年轻教师不满三十五岁不能出国。在我快达到这个年龄要求时，张先生就着手为我出国做铺垫工作。他跟学校师资处和外事处谈了我的情况，又利用参加富布赖特学者选拔面试的机会，向美国使馆有关官员大力推荐我。这些事我原本毫不知情，等我到使馆办手续时，负责此事的美方文化官员对我说：“我们可是早就知道你，张教授多次推荐过你。”在我准备申报富布赖特项目的材料，张先生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还为我写了推荐信。那年，张先生仍是面试小组的成员。在我面试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我见他坐在那里，心里便格外踏实，面试也顺利过关。

在我出国期间，学校向张先生提出了退休的问题。他表示，自己已过了退休年龄，退是理所当然的，但美国史的师资不能削弱，希望学校考虑李剑鸣的博导资格。在他的要求下，学校同意我参加当年增列博导的评审。我当时身在国外，对这件事全然不知。张先生悄悄代我填写了繁琐的表格，并且亲自到评审会上替我述职。据在场的人事后说，他们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认认真真地替学生做这样的事，不免十分感动。这可能给我争得了一些“同情分”，增列博导的事便顺利通过了。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教育部启动了首届“跨世纪人才”评审工作，历史研究所推荐我申报。可是，我人在国外，不能填表和提供材料。张先生再次代我完成了这一工作。可惜，这次让张先生的心血付诸东流，我没有评上。2000年我再次参加“跨世纪人才”评审。这次是我自己填表和准备材料。表格之复杂琐细，材料之具体繁多，几乎让我半路放弃。我不由想起，几年前张先生替我填表和准备材料，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耽误了多少时间，一时真是感慨系之，叹息良久。

张先生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可是我当时却一无所知。我在美国期间，张先生给我写过信，似乎只字未提为我申报博导和“跨世纪人才”的事。我回国以后，才从同事那里得悉实情，内心的感动自是无法言表的。2001年，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给张先生庆祝七十大寿。时任历史学院院长的李治安教授表示，他一定要出席祝寿会，向张先生表达祝贺和敬意。他对我说：“我一直记得那年评博导时张先生为你汇报的情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学者，站在那里替自己学生述职，这一幕实在感人！就冲这一点，我也要当面向张先生致敬。他不光是为你个人，这是从学科发展着想啊！”听了他的话，我深受触动，内心似有千言万语，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另外，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在张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达二十年之久，可是从来没有听到他表扬我。我想，张先生为人严谨克制，对学生要求严格，不轻易称赞人，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张先生的熟人见了我就说：“你还不知道吧，张先生经常夸你，总是说你如何出色呢！”有个朋友还对我说：“你还在读研究生时，张先生就老是在所里夸你，说你如何优秀，说得我们都有些忌妒，心想，这李剑鸣是个什么人物，连张先生这样轻易不夸奖人的人，也赞不绝口！”

这些年来，张先生一直教我治学和做人，为我创造条件，铺平道路，做了那么多琐碎繁难的事，使我在学业上和生活上一帆风顺。可是，我却几乎没有为他做过什么。我没有给他抄过一页稿子，没有给他换过一回煤气，没有给他送过一件像样的礼物，甚至也很少说过感激的话。

现在，我已步入中年，不免添了一些暮气，总喜欢回忆过去。我想，如果在求学路上没有遇到张先生，如果没有张先生的关怀和提携，我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严肃的历史研究不主张做轻率的假设，所谓“反事实推理”也有很多严格的条件限制。可是，我还是禁不住想，如果不是张先生，尽管我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学术工作者，也会在某一所高校教书，但我绝对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好的状态，也不会从专业工作中获得这样多的乐趣。

旧时文人称颂自己老师，常有“恩同再造”的说法。我过去曾想，这当中多少包含着夸张和客套的成分。可是，每当念及张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教诲和扶持，我觉得除了这四个字，似乎没有更好的文辞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戴。

在这天气和暖、万物争荣的五月，借着庆贺张先生八十华诞的机会，我终于能把在心里积累多年的谢意，痛痛快快地向他表达出来。

 

（2011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