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祖杰、秦珊、张聚国、杨令侠：张友伦教授的学术道路与史学成就

 在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美国史学界中，张友伦先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曾担任中国学术界重要职务，[1] 还因他的强烈的职业责任心，以及为追求学术进步殚精竭虑、无怨无悔的奋斗历程。他在学术研究、梯队建设和学科谋略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老一代和新一代史学家之间的桥梁。他是中国美国史研究承前启后的功勋。

 

一、学术经历

张友伦先生的学习路程和研究经历极其复杂。在他精力最充沛的年华里，我们国家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的巨变。

1931年5月21日张友伦先生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初中和高中都是在蜀华中学度过的。张先生的学术视野与文字修养和他年轻时下的功夫关系很大。在小学阶段，他曾利用假期入私塾，初触四书五经。“我应当感谢我的母校蜀华中学。这所学校非常重视国文和国学知识。几位语文老师在这方面都很有造诣。在他们的熏陶下，学到了一点国学知识和运用古文的能力”；“在今天开来，能够在青少年时期获得这些知识是很幸运的”；在读中学时他还受过前清举人指导古文写作，张先生“自觉从中受益良多”。[2]

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四川省立成都会计专科学校，195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南文教部高等教育处工作。他在1952年加入共青团，195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追求理想、积极进步青年。这奠定了张先生终身的奋斗理念和不惧困难的品格。20世纪中期中国和苏联关系友好，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他被推荐参加留苏考试，并被录取，1954年8月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张先生原来是学会计的，乘上去莫斯科的火车才知道自己是去学习世界历史。由此，张先生开始了他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重新学习－重新工作的传奇学术生涯。

在苏联学习期间，他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张先生回忆说，他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可是一下子把他放在离自己所学所用专业迥异的、异国的世界历史的课堂中，他真的手足无措了。“俄语没学过，全靠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二部强化学习一年那点可怜的基础。到国外名大学学习自己几乎完全不知道的东西，而且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其困难成都可想而知。”[3] 开始听课时，他几乎完全听不懂，后来发现预习对提高听力很有帮助。此外，用俄语写作也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然而，在苏联紧张的、日以继夜的学习没有白付出，张先生最终顺利通过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并得到苏联教授的好评。鉴于在各个方面展现出的才能，在大学二年级时他担任了列宁格勒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大学三年级时又担任了列宁格勒市的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

1959年张先生从苏联学习结束回国到南开大学工作，曾一度在历史系社会主义概论组工作。在苏联学习的马列主义和世界历史的深厚基础，都使张先生首先选择国际工运史和国际共运史这两个研究方向。他在20世纪60－70年代发表的成果，大都与此相关。而后，他对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兴趣一直持续至80年代末。

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天津日报》上，内容是谈法国首相弗朗索瓦·皮埃尔·基佐的阶级斗争学说，虽然只有三千多字，但这是他的处女作。1963年，他投给《历史教学》的第一篇学术文章[4] 也发表了。这篇一万余字的论述1910－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使用了多种俄文资料，因此内容饱满，是国内极少数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之外的语言研究墨西哥史的文章。张先生对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评介也是中肯和客观的，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不仅当时、即便现在，这篇论文依旧在材料的运用和全球史的视野上独具特色。这篇论文的发表大大增加了这位年轻学者的研究动力和自信心。此后，他参与了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自1963年始由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有他撰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巴枯宁》（合著）和《蒲鲁东》（合著）等部，印数达到百万册左右，还发行过少数民族文字版，是新中国以来国民研修外国史的重要教材。他说，“<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我大学三年级的学年论文。指导教师要求我阅读所有有关著作和<马恩全集>中的论述。这应当是我积累最厚的课题”。[5] 从1959年至今，国内学界研究这个方向论文和著作乏陈，而其中张先生独著与合著的相关著作就有六部册，论文九篇。[6]

张友伦先生早年的研究，尽管也同中国的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带有一定程度的时代局限，但其客观、稳健的学风和厚重、平实的文风，保证了其研究成果的持久学术价值，让广大后学受益匪浅。

60年代初，张先生被调到历史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工作。在这段教学科研的日子里，张先生先后开设了“世界近代史”等课程。他的研究课题也是与世界近现代史相关的。[7]

文革结束后，考虑到加强美国史研究的力量，1977年底，南开大学历史系内部作了调整，决定把张友伦先生从世界近代史教研室调到美国史研究室。虽然领导也考虑过他的俄语背景，但最后还是做出调动决定，这完全基于多年来对张先生学术能力的认可和人格的信任。在一个系内调整工作岗位、改变部门和研究方向，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研究者语种的变化非同小可。语言是学者的首要功力，而外国语言则是研究世界史的工具，离开它就寸步难行。张先生23岁始习俄语，46岁转学英语，理论上讲，都错过了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他在被调到美国史研究室之前，不仅没有去过任何英语国家，而且根本就没学习、接触过英语。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像道钉一样，被放在最需要的地方，而他们的学术轨迹也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他回忆刚调到美国史研究室情形时说，“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很差，看书离不开字典，一小时不过看一两页，既不能听，也不能说。如果两三年内不能突破，那就拿不出研究成果，也不能接待来访的美国学者。这等于让我第二次留学，面对留苏初期的那种困难。而这次我已将近50岁了，精力有限。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背水一战。记得有两年时间，脑子里装的都是英语，整天听录音、练口语，看英文书。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都不知道是怎么打发过去的”。[8] 在当今语言学习条件和生活水平如此优越的年代，真的很难想见张先生当初面临的困难有多大。这也反映出张先生超人的毅力和服从大局的风格。大约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张先生就具备了同美国专家交流的能力，甚至可以为美国教授讲课做同声翻译。作为中年教师，他顶起了南开美国史研究室的“屋脊”。用他的话来讲，“这时我才觉得自己有资格在美国史研究室待下去了”。[9] 张先生称这次工作调动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转折点”；“可以说，我对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没有什么基础和准备。转到美国史领域以后一切均需从头做起，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不过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集中研究方向，从头做起，并全力以赴”。[10] 由于在过去世界史的教学科研中，张先生偏重国际工人运动史部分，况且在列宁格勒大学读大学期间，他“就喜欢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阅读过程中又对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西欧的工人运动有所了解。随后就自然而然地去阅读一些国际工人运动方面的书籍”；“改变专业以后，我自然倾向于美国工人史。”[11] 这是张先生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背景。

20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张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现代化之需，发表了一系列探讨美国工农业发展道路、西部开发和民主制度建设的著述。80年代末，他还担任过《日美问题论丛》（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之一，并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和人文学会理事会学者先后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堪萨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从1981至1997年，他连续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和《南开学报》上发表文章。他的所有研究成果显示，他是中国人数极少的、留苏学习社会科学中的佼佼者。

然而，张先生研究美国史的学术道路并非就此平坦，很快又受到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转瞬间，电子技术，如互联网、数据库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铺天盖地。年轻学者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这又是一种新的学术压力。可是他依然不停顿地孜孜耕耘，在2005年七十四岁时，他又出版了力作《美国西进运动探要》。[12] 年近八旬，张先生总结到，“我对‘教学相长’这句名言是深有体会的。唐代文学大师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事实正式如此，不少学生的成就都超过了我。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否则社会就很难进步了”。[13] 这是一位学术大家的宽阔胸怀。

 

二、学术贡献

张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共运史专家，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他写作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教材和工具书达20余种。他先后完成了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课题和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大概说来，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国际工人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美国史学史、美国劳工史、美国农业史和工业史、美国社会史、美国西部史等方面。

 

1，史学史

张友伦先生每开拓一个新领域，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对既往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地了解和梳理。改革开放之初，也是刚转向美国史研究不久，张先生就发表了“关于独立战争的美国史学”一文，[14] 对早期美国史的相关研究加以介绍和鉴别：从最早的威廉·戈登、戴维·拉姆齐和乔治·班克罗夫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主义学派和帝国学派；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学派，到二次大战后的和谐史学和60年代的新左派史学，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史研究流派在张先生笔下都一一得到评点。

同样，张先生在着手美国工运史和西部史研究时，首先关注的也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流派。张先生回忆到，“在确定研究方向以后，我一般都要了解这个方向的史学史。当然这种了解是逐步的，以后会逐步加深”；“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在于选择课题时心里有点底。”[15] 在了解所选择领域的研究状况时，“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图书资料极度缺乏。我到美国史研究室（1977年底）后就准备先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我只找到了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1－2卷（中文）、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1－2卷（英文）、雷伯克的《美国工人史》（英文），还有康芒斯主编的《美国工业社会史文件汇编》10卷（英文）。这些书几乎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出版的，对了解当时美国工人史的研究状况没有什么帮助。直到1980年、1981年，伯曼和方纳教授先后来访、讲学，除了口头讲授外，还带了近100本专著，使我眼界大开，受益匪浅，大体上对工人史的研究状况有所了解，并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16] “我在研究美国西部史的时候也是沿着这个路子走的”。[17] 实际上张先生对加拿大史的研究亦循此路。[18]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工运史学的研究殊为丰厚，并有独到见解。他在“初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始于何时，可分几个阶段，各个阶段又都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对于研究美国工人运动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个必须回答但又难于确切回答的问题。”[19] 而张先生对美国工运史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学术脉络：首先是康芒斯学派的崛起。美国第一代劳工史学家来自经济研究领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利在1886年出版了《美国劳工运动》(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张先生认为这是“系统论述美国工人运动史的第一部专著”，但伊利的贡献要远大于此。1892年伊利转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并获得一份3万美元的研究基金。1904年他创建了美国工业研究所，旨在对美国工业社会和劳资关系作系统调查，并邀请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带出的得意门生约翰·罗杰斯·康芒斯主持其事。在康芒斯领导下，威斯康星大学一批经济学和劳资关系学者先后编辑出版了十一卷本的资料集《美国工业社会文献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和四卷本的《美国劳工史》（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张先生评价说：“这两部书虽然存在很多问题和严重错误，但影响了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整整一代人，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具有权威性的美国工人运动史巨著。”[20] 张先生对于康芒斯学派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其职业意识论并不认可，但对康芒斯学派在美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却给予充分肯定。

    崛起于世纪之交的康芒斯学派，与其他史学流派一样，受到当时甚嚣尘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社会科学的影响，试图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康芒斯是西方经济学中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而他在劳工史方面的贡献丝毫也不逊色。康芒斯“把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归结为劳资谈判”，“认为美国工人运动是一种纯经济活动，不带有政治性质”。其弟子朴尔曼更明确提出“职业意识”（或“工资意识”）论作为美国工人运动的基本特征。[21] 张先生对此批评说：作为劳工史学流派的康芒斯——威斯康星学派，其理论的核心是所谓职业意识论，其要害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这与劳联的“纯粹的工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先生认为，康芒斯学派的成果及其影响相对较小的挑战者们，包括老左派史学家威廉·福斯特等人的著作，代表了美国第一阶段的工运史学。[22]

将菲利普·S·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于1947年的出版看作美国劳工史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未必能引起一些美国同行的共鸣，但却代表着张友伦先生在劳工史学方面的独立见解。在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60年代新一轮社会运动兴起，这中间有近20年的政治反动期。一方面，我们看到走过辉煌的康芒斯学派日渐式微，另一方面，50年代横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让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与工人运动关系密切的劳工史学也概莫能外。而能在工运史方面填补空白的，恐怕也只有被主流史学家们视为异端的独行侠菲利普·S·方纳的四卷本《美国工人运动史》。所以，张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的阶段划分，要比那些自觉地遵守政治正确性的美国工运史学家更为客观、公正。

张先生认为，60年代新劳工史学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劳工史学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而促成新劳工史学形成的关键是E. P. 汤普逊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张先生指出：这本书提出了两个新问题：第一，工人运动史决不仅仅是有组织工人工会会员的历史，而是包括非工会会员在内的全体工人的历史；第二，工人运动史决不仅是工人的工厂和车间内的斗争、活动的历史，而是包括工人文化生活在内的历史。这两个问题恰好是康芒斯学派所忽略了的问题。[23] 汤普逊的皇皇巨著直到2001年才由钱乘旦教授等人译成中文，而早在1984年就在文章中系统介绍E·P·汤普逊及其著作的张友伦教授，可能是最早接触汤普逊思想的中国学者之一。张先生并不完全认同新劳工史学，但他却花了很大篇幅介绍新劳工史学的来龙去脉、优劣得失，足以反映其客观、理性的学术素养。

张先生将新劳工史学分为三支：其一是汤普逊—加特曼学派，强调文化的作用，将“工人文化”置于劳工史研究的突出地位；其二是戴维·蒙哥马利代表的一派，将“工人控制”作为衡量劳工状况的重要尺度；其三是一批从地方史和家庭史角度剖析美国劳工状况的年轻学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加特曼学派对“工人文化”的重视，并将工人的“社会舞台”细化到社区和家庭。张先生认为，同康芒斯学派相比，新劳工史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一是扩大了研究领域，将少数民族、移民和传统意义上有组织劳工之外的社会群体纳入研究范围；二是将“发觉被人们遗忘了的普通工人的历史”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之一，摆脱了过去只围绕工会上层人物的叙事风格。同时，张先生也注意到美国新劳工史学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关注普通劳工、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的同时，忽视阶级斗争和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倾向。[24]

回顾张先生二十多年前对美国劳工史学的介绍和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一方面，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对美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中更为重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表现出很强的原则性；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尽一致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他在指出其“错误”倾向的同时，又能完整、客观地加以介绍，为中国的美国史学工作者观察美国社会提供更多的视角，表现出一位严谨学者的学术素养和学术良知。在80年代初期许多研究领域还禁忌重重的情况下，张先生的良苦用心是难能可贵的。举例来说，张先生虽然对康芒斯学派只重视有组织劳工的倾向持批判态度，但对于这个学派在80年代的衰落似乎不无惋惜之情。在列举了这个学派的最后几位代表人物之后，他还特意提到罗伯特·齐格尔(Robert Zieger)为劳联及其领导人的辩解。他写道：“对劳联和保守工会主义的攻击也应当慎重。”他不赞成人们指责“龚帕斯及其助手醉心于组织熟练工人并且总是通达公司及其政治同盟者进行妥协和合作”，他认为，“敌对的环境极难维持工联主义的生存”，同时“龚帕斯为有组织的工人奋斗了半个世纪，如果他不犯错误，不让步，那才真是令人惊异的”。[25]

在这里，张先生只是引用了齐格尔的话而未作任何评论，读者可以从这种看似无意的缺失中看出作者有意的同情与认可。对于美国劳联等有组织工会在改善工人处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缓和社会矛盾中所起的作用，今天的学者也许会看得更为清楚。但在新劳工史学如日中天的80年代，作为中国的美国劳工史专家，张先生的评断显然要更为客观、公正。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西部史学的探讨，也为国内美国史研究作了前期铺垫。

张先生在1985年和1995年分别发表了“试论美国西进运动史学”（上、下）[26] 和“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和当前面临的挑战──再论美国西部史学”[27] 三篇文章。前文侧重点放在西进运动，后文从地区史的角度来考察西部史学的发展和问题，基本勾画出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和前沿动态。对于美国西部史学在1981年在圣安东尼奥举行的西部史学会年会所遭到的挑战，即西部是不是能够作为独特地区单独存在，有没有所谓的美国西部史问题的提出。张先生在分析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的原因后，根据对西部史的研究，肯定了大多数美国西部史学家的观点，即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西进运动就是西部各州共同经历过的历史进程。正是通过这个共同的历史进程，西部各州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荒凉的原野和丛林变为交通便利，经济发展，人口激增的地区。即使他们发展的程度和速度很不一致，但发展的道路是共同的。从这个角度说，研究西部各个州的过去同研究整个西部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由此推导出美国西部史作为美国历史的一个分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同时他指出了西部地区很多共同性的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发展成为专史，如印第安史、西部城市发展史、西部矿业史和妇女在开发西部过程中的作用等。在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根据美国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美国西部史已取得研究成果，张先生指出：“过去西部地区史有许多共同问题可以研究。即使在西部各州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形成的差异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仍然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可以研究。应当说美国西部史学尽管遇到严重挑战,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并得到进一步发展。”[28]

在“美国印第安史学的兴起”[29] 和“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应当澄清的几个问题”[30] 这两篇论文中，张先生探讨了美国西进运动史学的独特分支——印第安史学。张先生介绍了上世纪60年代印第安人史学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对印第安人历史研究的方法等，指出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偏见和重新认识、评价印第安人历史的困难。他认为，在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长期占统治地位是种族主义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印第安人的历史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严重歪曲；这种困难的状况使新的印第安史学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其中清理过去的错误观点，消除种族偏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是一个极其艰难却又刻不容缓的课题；由于印第安人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污蔑和歪曲，需要矫正和澄清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就是国内开展印第安史学的研究的一个空间。

张友伦先生在2005年新作《美国西进运动探要》[31] 中，对西部史学又作出新的贡献。首先他进一步完善了西部史学史研究。在先前发表的论文中，在研究西部史的方法论上，张先生曾提出了要结合美国西部社会的发展，研究美国西部史学。在《探要》第一章，这一提法发展成“社会史研究对西部史学的影响”，将西部拓荒者的生活、活动、社区的形成和发展、传统习俗和道德观念以及价值观的变化、社区种族的构成和不同种族之间的交往和矛盾以及妇女的地位和作用都系统地涵盖到西部史研究的范围中。其次，在《探要》中，张先生对国内西部史研究状况的介绍也发展为独立的一节，将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分为：评价特纳和边疆学说、介绍和论述西进运动史学、评介西进运动、西进运动和美国农业大发展、西部公共土地私有化和美国政府政策和美国领土扩张等方面的论述，较全面地介绍了国内史学界美国西部史研究状况，既肯定了国内现有研究的成绩，也提出了研究的发展空间。

张先生在美国西部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推动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非常有益，一是有助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认识掌握美国的研究概况，二是提出了可研究的专题空间，三是在探讨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的过程中，张先生对史料也进行了介绍与识别，为后来者提供了详实的文献综述，减免了在查找资料时所花费的消耗。

总之，张先生对美国工运史学史和西部史学史的研究，在宏观方面，紧密地与美国社会发展相联系，详细地考察了其演变过程中的社会变革需要；在微观方面，则通过对西部史学史家和历史著作、历史观点的评介，丰富了国内美国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为国内的美国研究可以达到和美国学者沟通、对话起到了良好的媒介作用。

 

2，劳工史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的研究，承接了他早期有关国际工运史的研究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总是具有一种宏观的比较视野。从80年代初开始，张先生将美国劳工史作为主要研究课题，从1982年到1997年发表了包括文章和专著在内的一系列成果，开辟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为后来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国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张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向国内学术界评介美国劳工史研究动态。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劳工史的研究，是文革之后出现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改革开放之初的美国史研究，很多地方还能感受到过去的意识形态制约，基本上是以政治批评为主。当时作为美国史研究重镇的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其主要科研方向仍然延续着对美国外交上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内政上的阶级和民族压迫的揭露和批判。现在有的学者对于过去一些带有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已经不屑一顾，甚至全面否定。岂不知，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学术氛围的影响即使在标榜学术自由的西方国家也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学术倾向。而真正扎实的学术研究，是不会因为其所拘于的某些意识形态框架而丧失其本身学术价值的。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批判，就不会有中西学术界对现代国家制度、社会结构乃至人类文明的全面思考及其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观察南开的美国史研究，我们也不难发现，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研究的全面介绍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深刻分析，包括杨生茂先生对美国扩张本质的透视与批判、对美国史学流派的评介与梳理，都是我们后来更为全面地研究美国社会与文化、内政与外交的基石，有着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友伦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的研究并没有被动接受当下一些流行的美国史学派系的影响，而对独立于美国主流史学之外的劳工史专家菲利普·S·方纳的研究格外垂青。

活了84岁的方纳一生出版了100多部专著，对于并不追求发表数量的美国学者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这或许要归功于年轻时遭受的政府迫害所激发的写作斗志。出生在纽约的方纳是俄国移民的后裔，1932年从纽约城市大学毕业后，又先后于1933年和194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获得硕士学位后，方纳就开始任教于纽约城市大学，而在获得博士学位后，31岁的方纳就因其思想激进与他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其他60名同事一起，被纽约州议会的拉普—库德特调查委员会（Rapp-Coudert Committee）辞退。这个委员会旨在对纽约高等教育中的亲共分子展开调查，而受到波及的显然不只是大学教师。被清退的人员中还包括菲利普·方纳的三个兄弟：任历史系教授的孪生兄弟杰克，在注册处工作的穆尔以及在一所纽约中学代课的亨利。[32]这样违反人权的事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也许难以置信，但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20世纪40和50年代却是司空见惯的。失去教职的方纳只好到一家出版社任职。政府的迫害并没有泯灭方纳的学术热情，他在1947年出版了其成名作《美国劳工运动史》第一卷，表现出对美国历史上工人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重视，从此奠定了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地位。方纳偏左的学术立场让他在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上赫赫有名，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团体之外，而在前苏联和中国却是最受欢迎的美国学者之一，他的《美国劳工运动史》先后在两个国家出版。大约30年后的1979年，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正式向拉普—库德特委员会的受害者们道歉，这对于许多被迫放弃他们的教学生涯而转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来说已经为时已晚，方纳虽然也受害颇深，但其学术研究并没有中断。1967年，美国的政治环境有所好转，方纳得以重新回到学术界，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所主要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林肯大学任教，直到1979年退休。方纳一生可谓著作等身，除了他的代表作十卷本的《美国工人运动史》之外，他还撰写和编纂了上百种其他著作和文件集，主要涉及美国劳工组织和黑人劳工群体等领域，其成果之丰富，在当代美国史学界独领风骚。美国当代学术史界不乏特立独行的反潮流斗士，而能够像菲利普·S·方纳那样勇敢地面对政府的迫害和学者同行的排斥的人却并不多见。

    早在1956年，三联书店就出版了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63年，第二卷也由同一出版社出版。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翻译的美国史专著，当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美国史学者接触到的第一批美国史著作。张先生在转到美国史教研室之前曾在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任教，虽然没有专门研究美国史，但由于他在国际工运史方面的兴趣和研究，对方纳的著作并不陌生。调到美国史研究室以后，他选择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既是个人背景和兴趣的作用，也是政治环境使然。而菲利普·方纳及其著作，对张先生早期美国史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1981年，菲利普·方纳作为中美建交以后邀请的第一批美国学者，来到了当时的中国美国史重镇南开大学，张友伦先生担任全程陪同，并在南开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师大和苏州大学的演讲中亲自担任翻译。之后，他根据方纳的演讲和研究成果撰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和《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对方纳教授眼中的美国劳工史学和美国现代史学进行了系统介绍。[33]

      方纳的美国劳工史代表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1947年《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菲利普·S·方纳马克思主义学派诞生了”。[34] 方纳美国劳工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挑战威斯康星—康芒斯学派的“职业意识”论，强调美国历史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张先生根据方纳的演讲，将方纳与康芒斯学派的区别总结为如下几点：1，方纳教授不否认美国工人运动的特殊性，但必须承认美国工人运动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共同性，即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存在着阶级斗争。2，方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美国工人运动是产生过积极影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美国工人运动都做过贡献。例如，美国工人在内战前积极投入废除奴隶制的斗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号召的结果。甚至劳联的成立也是同马克思主义战胜拉萨尔主义有直接关系的。龚帕斯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一点。3，方纳主张写所有工人的历史，其中包括妇女、黑人工人、华裔工人以及所有少数民族工人的历史。而康芒斯学派则只写劳联和白人工人的历史。4，康芒斯学派只注意工会运动的发展，完全无视美国工人阶级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例如，他们的著作中有两章专门讲殖民地时期的劳工运动却没有提到独立战争中美国工人阶级的活动和贡献。方纳的著作特别注意这方面的情况。[35]

    除了对康芒斯学派的批判之外，方纳还向中国学生介绍了当时正在美国崛起的新劳工史学。而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作为新劳工史学的奠基人也是由方纳首先介绍给中国学生的，张友伦先生又根据方纳的演讲，首次将这位传奇式人物及其划时代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然而，当年的中国学者经历了长期的封闭禁锢，大多数人还难以充分领会汤普森学说的学术价值，直到E·P·汤普森本人得到邀请于1985年访问中国，他要在南京大学的演讲的消息首先在各国留学生中引起轰动，才让中国学者意识到“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36]

    张先生虽然认可方纳所强调的汤普森学说的贡献，即对“工人阶级的文化史”和“工联以外广大工人的活动史”的强调，但对于美国的汤普森—加特曼学派的学术方向却并不完全赞同，认为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工人的文化是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美国工人运动唯一重要的研究课题”。[37] 张先生对美国新劳工史学的批判态度无疑受到了方纳的影响，但也可以看出，对国外学术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出自他本人的独立判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美国学术界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尽管许多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一种学说的流行自然会形成对其他学说的压制，但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标新立异，因此也就听之任之。而张友伦先生等中国学者却不必受美国主流学派的影响，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择善而从，选取的是一条正确的学问之道。具体而言，张先生取方纳而舍新劳工史学既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持守，也一点不违背他的学术良知。只是后来中国学术氛围的变化让劳工史学逐渐边缘化，也影响了新劳工史学在中国的介绍。

    从80年代初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学术钟摆在补偏救弊的同时也在向另一个方向摆动：过去学者不敢问津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又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而对于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却因审美疲劳而逐渐淡化。其实，对人权的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一直是知识分子良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方纳在逆境中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着眼于对工人、少数民族和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本来就应该受到中国学者的尊敬和学习。而张友伦教授可能是受方纳学说影响最著的中国学者，“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礼记·中庸》）。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与方纳在学术上的相通之处。

    张友伦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的第二个贡献是开创性地用国际比较视野来研究美国工运史。

张先生在转向美国史研究之前，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甚至在从事美国史研究之后，仍然没有放弃对国际共运史的关注，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散见于《历史教学》、《世界史研究动态》、《国际工运史研究资料》、《国际工运史研究》、《美国研究》和《河北师院学报》等期刊或连续出版物。张先生对国际共运史资料谙熟于心，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在欧美各国的活动观察细微，对国际共运组织和人物的评价有很好的把握，其深厚的研究功力尤见于“重新评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理论意义”和“第一国际纽约总委员会和北美联合会的关系及其主要活动”等重头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张先生在国际共运这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下研究美国共运和工运，自然带有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比较意识，其判断也就更为稳妥、全面。张先生发表于1996年的“试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一文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早期美国工人运动的理解，在此结合张先生其他著述略加评析。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一是没有经受过革命风暴的考验，也没有经历过激烈的阶级对抗，而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合法斗争形式。”[38] 在这里，张先生将美国早期工运与同时期欧洲工人运动进行比较，发现欧洲工人阶级无论是在早期的反封建斗争中还是后来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中，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诉求。例如，法国工人就在二月革命中提出了“社会共和国”的要求。而同一时期美国的工人关注的却是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争取缩短工时”，另一方面通过选票“把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选进地方政府和议会”。张先生指出，关键性的差异在于“美国工人已经得到了选举权”，而欧洲工人则不然。[39]

根据张先生的观察，“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二是理论上的贫乏和思想上的混乱”。[40] 与欧洲相比，美国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建树自然是微乎其微，不值一提。但是没有系统的理论不代表没有任何思想。事实上，美国作为一个建立在新大陆的移民社会，不仅在种族上，而且在思想上表现出多样性；除了各地移民带来的复杂思想之外，新大陆特殊的自然环境也为这种多样化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张先生在文中特别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过的德国移民克利盖。后者曾提出把美国尚未落入投机分子手中的14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以此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张先生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这种歪曲共产主义，误导广大民众的思想给与了驳斥和批判；并认为此类思想“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工人队伍的思想混乱，从而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41]

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三是其“和美国工人党的成立同时开始的”，而美国工人党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工人政党，缺少应有的纲领和章程，“纯粹是为竞选而组织起来的，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也没有经常的党务工作”。[42]

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四是工人运动开端早，但工人阶级形成晚。在张先生看来，“西欧的工人运动应当始于19世纪30和40年代，而美国的工人运动则始于20年代后半期”。张先生还注意到，在这一点上威斯康星-康芒斯学派跟方纳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把美国工人运动的开端定在1827年的费城。“在那个地方，美国工薪阶层第一次不分行业地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雇主”。[43]尽管已经有了工人的联合行动，但是，按马克思的说法，美国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一样还没有固定下来。[44]

张先生所总结的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上述特点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有益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加上与同时期欧洲工人运动的比较视野，让张先生对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观察更为透辟、深刻。研究美国历史总会遇到“美国例外论”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劳工史领域又表现为两个互为关联的具体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和“为什么美国工人阶级缺乏鲜明的阶级意识”。不难看出，这两个问题与上述张先生所总结的第一个特点关系密切。张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多年来，美国例外论者一直认为，美国的工人运动是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欧洲暴风雨似的运动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任何激烈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形式和社会主义目标都是不适合美国国情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45]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问题的起源。1906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该书出版后，引发美国学者的广泛讨论，并在1911年被翻译成英文，从而也成为美国例外论的基石。[46]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包括埃里克·方纳在内的许多美国著名史学家都参与其中。[47]

张友伦先生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说法提出客观冷静的评析：首先，“从历史上看，美国并非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国家。恰恰相反，当欧洲刚刚开始流传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美国很快就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广阔活动场所。”[48] 他举出欧文的试验，傅立叶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有关美国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沃土的见解，说明“美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故乡”，其实践经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准确的例证”。[49] 其次，美国（纽约）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成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驻在地，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在欧洲革命失败后纷纷来到美国，并在那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第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党”。1876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出现也曾让北美的社会主义运动看到了一丝曙光，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均未获得充分发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政府借机迫害和压制左翼思想，阻止了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传播。[50] 张先生的分析既指出了社会主义在美国所获发展的实事，又从实际出发，说明了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在。

此外，张先生还对美国学者围绕桑巴特疑问的解释一一作了评析，包括路易斯·哈茨的“自由主义传统”说和P.A.索罗金的“社会流动”说，[51] 为中国读者进一步探索、研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全面、详备的学术参考。

张友伦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作出的第三个贡献在于他对美国学界关于“职业意识”与“阶级意识”的介绍与评析。

美国工运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美国工人阶级是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阶级，有无鲜明的阶级意识的问题。美国学者经常引用爱尔兰出生的《民族》杂志主编戈德金（E.L. Godkin）在1867年写的一段话用以说明美国工人与其欧洲同行的区别：“罢工中的（欧洲）工人不只是要求更多工资的劳工，他是社会中一个鲜明阶级的成员，所进行的是一场对其他阶级的合法战争。……他的雇主不只是一个他要求分享其利润的资本家，而且是一个敌对阶级的成员。……如果希望加入其中就会被认为是卑鄙的背叛。不必多说，这样的感情在美国工人中是不存在的。在这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界限是模糊不清的”。[52]

戈德金时代的美国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工人阶级队伍尚不够壮大，不能说明后来30年中经历工业革命洗礼的美国工人阶级状况，但一些美国学者却将其说成是美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征，20世纪初崛起的康芒斯学派更将阶级意识全部抹煞，认为“美国工人阶级从来不具有阶级意识”，美国工人运动只能产生“职业意识”。[53]

对于否认美国工人阶级具有“阶级意识”的说法，张友伦先生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曾引用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不少有关美国工人阶级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证据”。[54] 事实上，当海伍德在1905年1月世界产联的预备会议上阐明世界产联的宗旨“是要工人阶级掌握经济权利、生活手段，控制生产和消费机制”时，当他在几个月后的世界产联成立大会上宣布 “这个组织将要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和建立”时，当世界产联率领的美国产业工人公开与联邦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为敌，将建立一个行业工会“政府”来管理工业和其他社会活动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时，大概已经没有人怀疑他们强烈的阶级意识的存在。[55]

那么为什么威斯康星—康芒斯学派会对这些公开敌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视而不见，反而强调“职业意识论”呢？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世界产联人数相对较少，活跃时间也不够长久。而大多数美国工人并没有认同激进主义和参与激进活动。康芒斯学派的朴尔曼明确指出美国工人缺乏阶级意识。他写道：“对于美国整个工人阶级队伍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职业意识’。”[56] 尽管后来崛起的新劳工史学不再满足于“职业意识论”解释，强调“工人文化”和“工人的控制”，但“职业意识论”在美国工运史上一直不绝如缕。[57] 张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总结说：“从总体来看，美国工人运动受工联主义影响极深，总是把眼前利益放在首要地位，“职业意识论”颇有市场”。[58]

与“职业意识论”相关的是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即认为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因此不会出现欧洲那样激烈的阶级对抗。有关美国中产阶级论，最经典的说法来自于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受历史学家基佐的影响，托克维尔抱着“中产阶级最有前途”的信念，在美国找到了他理想中的社会——一个缺少封建传统，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并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基础。从此，中产阶级意识成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据称，1940年《财富》杂志在美国所做的一次调查中，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美国历史上，中产阶级意识也被看作是消解等级观念和阶级矛盾的一剂良药。工作性质相当、收入水平相近的人，在英国可能会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一员，而在美国则会自认为中产阶级。张先生注意到，美国学者对于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有不同的理解。[59] 他引用了范内曼和坎农在《美国人的阶级观念》一书中所采信的希腊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波伦查斯的观点，即认为：“中等阶级是使工人处于受压迫地位的阶级结构的一部分，是资本和劳动冲突矛盾中附属于资本的部分。他们和资本家不同，不掌握生产资料，同工人阶级不是雇用和被雇用的关系。他们的任务是管理工人，设计工厂，负责对贫苦工人进行帮助等社会工作。他们既不是资本家又不是工人。”[60] 而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仅存在着客观标准上的不同，还存在主观感觉上的差异；既包括收入、职业、教育水平等通行标准，也包括因种族、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带有倾向性的主观判断。张友伦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各种因素和各种解释都进行了深入剖析，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美国学者所说的中等阶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阶级，实际上是中等收入的社会阶层。它本身并不稳定”，又经常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美国学者把许多明显属于社会下层的人物划入中等阶级”，造成概念上的混乱。界定标准上的差异，调查方法上的缺陷（譬如问卷中通过栏目划分误导调查对象）以及包括被调查者在内的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广大民众在主观认同上的倾向性，都造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扩大化。[61]

张先生通过对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结构的分析，审视了美国社会从早期到二战以后发生的诸多变化，不仅为我们研究美国劳工史提供了指导，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把握美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

 

3，工业史和农业史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中国的美国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崭新阶段。美国快速崛起和稳定发展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学者首要关注的问题。因此，美国经济史成为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他们希望能够从美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探寻有益的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以便能够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经济腾飞提供借鉴。在这种背景下，张友伦先生在1980年发表了“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后来者居上的几点原因”，指出独立革命和内战扫除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解放了生产力；而大力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和农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创新等措施，使美国在的工业在较短时间内后来者居上，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62] 不久，张先生与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同仁们抓住了美国经济现代化的两大“助推器”——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推出了《美国工业革命》[63] 和《美国农业革命》[64] 两本书。

《美国工业革命》是当时中国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工业革命的起源、发展和影响的专著。要对美国工业革命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当时学术界争论的美国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的问题。如在当时，关于美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学术界至少有四种说法：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开始之后不久美国工业革命也相继启动；18世纪90年代；19世纪初期；19世纪50－60年代。张先生赞同第二种说法。他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把1790年美国“制造业之父”塞缪尔·斯莱特引进英国新式纺纱机并应用于美国的纺织工业作为美国工厂制确立的标志，作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端。关于美国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张先生结合马克思的精辟之论提出，用机器制造机器、即机器制造工业的机械化是工业革命完成的主要标志。同时，张先生注意到了美国工业革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美国北部，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用机器制造机器，北方的工业革命也在那个时期基本完成。而南部，由于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掣肘，工业化进程举步维艰。直到内战彻底扫除了南部落后、野蛮的奴隶制毒瘤之后，南部的工业化才走入正轨，并在19世纪80年代得以完成。[65]

张友伦先生及其同事撰写的《美国工业革命》对于后来有关美国工业革命的研究起到了“铺路架桥”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张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就美国工业革命的起讫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在启动时间的问题上，国内有学者提出了1812-1804年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以及19世纪30-40年代等说法；而在完成的时间上，则有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等不同的说法。[66] 可见，张友伦先生等人有关美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在当时确实属于开风气之先。

美国的工业革命的进程并非完全是一路凯歌、创造辉煌的田园诗般的历史。我们在研究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时，不能忽视其历史中不光彩的一面。对于这一点，张友伦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在谈到美国工业革命的特点和局限性时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他写道：“美国工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和进行的，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原始积累阶段。跟英国不同，美国的原始积累阶段没有经过圈地运动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而是通过奴隶贸易、剥夺印第安人、剥削移民来进行的。这些血淋林的事实和圈地运动、殖民掠夺相比较，同样是十分残酷和惨无人道的，在美国工业革命史上写下了极为暗淡的一页”。张友伦先生在书中用两章的篇幅讲述了美国工业化启动之前殖民地时期以来，剥夺土著美国人土地和生命、非洲黑人的自由和劳动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而对于这一点，多数美国研究工业的学者都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关于美国工业革命的条件，张友伦先生除了分析对印第安人的剥削和黑人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之外，还注意到了农业、教育、科技、政府政策、移民、交通运输革命和以蒸汽机的应用和普及为标志的动力革命。这些个体的因素后来分别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们提出，各国在享受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方便和安逸的同时，为了实现现代化也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代化是传统社会的解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生活方式必然摧毁和取代旧的生活方式。这可能导致社会失调，暴力（战争和冲突）爆发，社会陷入混乱状态。[67] 美国工业革命作为美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现代化带来的普遍性问题。张友伦先生指出，美国的工业革命，造成了美国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之很快超过英法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工业革命造成了工人阶级和垄断资本家的产生和资本、生产、社会财富以及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垄断，有此造成的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19世纪末美国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而美国在实现工业革命之后，则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成为一个“对外进行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强国”，将拉美和亚洲国家卷入了现代化的漩涡，给相关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在《美国工业革命》完稿之后，张先生又转向了美国现代化的另一个重大主题——农业现代化，1982年发表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一文，[68] 并在此基础之上于1983年推出了《美国农业革命》一书。全书紧紧围绕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问题，阐述了其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形成过程、特点与性质、影响与局限性。当时的国内学者，包括张友伦先生，依据列宁的有关论述，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称为“美国式道路”。这种道路的基础是“自由农场主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经济”。[69] 也就是说，独立的自由农民在“自由土地”上不受封建残余的束缚自由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它不同于改良式的“普鲁士式道路”，即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缓慢而逐渐地走上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农民长期遭受这种改良遗留下的封建残余的压榨和痛苦。[70]

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发展的进程，张先生认为，农业资本主义“美国式道路”的起点是独立战争。独立战争铲除了殖民地时期从英国带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残余，为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奠定了基础。独立战争后国有土地的产生和分配是“美国式道路”开始的重要标志。而内战期间林肯总统颁布《宅地法》实现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原则，造成了大批自由小农，小农自由土地制度的彻底确立，标志着“美国式道路”的形成。而19世纪末期农业资本家和农业雇佣劳动大军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农场在农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标志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即“美国式道路”的最后完成。[71]

张先生指出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于“普鲁士道路”的鲜明特点，即“在自由的小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获得最纯粹的发展”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美国式道路”的基本条件和主要特点；[72] “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一条革命的道路，代表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趋向具有鲜明的典型性。”[73] 这种革命性除了表现在通过独立革命扫除了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残余之外，更多的是体现在它与生产力发展相辅相成的互动作用。张先生指出：“‘美国式道路’之所以是革命的道路，归根结底就在于它同迅速发展生产力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它不仅比封建制度优越，而且比改良道路优越。在一个多世纪当中，美国的农业生产一翻再翻，一直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地位”。[74] 这种论断，在当时社会“左”的遗毒尚未完全肃清的政治气氛下，无疑显示了一位学者的良知和唯真求实的作风。

在张友伦先生之前，国内有学者主要从生产关系变革（即资本主义大农场主和农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的角度阐述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75] 张先生认为，农业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与工业革命一样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变革，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76] 因此，他在强调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关系变革的一面的同时，也同样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即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业机械化。[77] 他写道：“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没有大机器生产就没有近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没有农业机械化就不可能实现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78]

美国的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一样，由于奴隶制在南部的影响，同样产生了地区性差异，使南部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北部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宅地法》并未触及南部的土地问题。内战摧毁了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之后，出现了大量分成制佃农，保留了一定封建残余，因而南部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基本上属于普鲁士道路的类型”。[79]

张先生也指出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美国式的道路”的矛盾和局限性。首先，生产“过剩”的危机成为美国农业发展长期存在的“慢性病”。其次，盲目追求利润，滥用和浪费自然资源，乱砍滥伐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南部大平原的沙尘暴向沉睡在繁荣与富足中的美国人敲响了来自环境的警钟。第三，美国的农业革命也是建立在驱赶屠杀印第安人、榨取农业雇佣工人的血汗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土著美国人和广大小农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土著美国人被无情杀戮，土地被强占，而大批小农则在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竞争下走向破产，失去土地，陷入贫困。“‘美国式道路’也是一条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贫困破产的道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美国的农业是在印第安人的垒垒（原文如此—笔者注）白骨上，用小农的血汗浇灌发展起来的”。[80] 可见，美国农业革命作为经济现代化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牺牲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为基础的。

从张先生有关美国农业革命的研究来看，那个时代的中国美国史学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其研究从立论上已经开始出现不同于美国学者的“中国特色”。他们能够依据马恩列斯的一些经典论述，对美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作出独树一帜的解释。

研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美国崛起过程中特定历史条件和发展特点的理解。在后来，一些学者在张友伦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接着对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进行了一些更为深入的探讨。[81] 直到今天，这个课题依然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82] 而《美国工业革命》和《美国农业革命》为后来的研究奠定的基础，成为后学教学和研究的必读书目和重要参考书。

 

4，西部史

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张友伦先生在美国西部史、西进运动史的研究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内最早开始对西进运动和西部史研究的美国史学家之一；二、在概念上厘清了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的关系与区别；三、打通了美国西进运动史与西部史的关联；四、是国内对美国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研究较全面、综合、系统的史学家之一；五、张先生的研究富有强烈的史学家责任感，服务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发展在张先生的西部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西进运动是美国拓展西部疆域和开发广阔的西部的过程，历时大约一个世纪。西部史研究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即便是美国西部史专家的巨著，也不能包罗万象。

张友伦先生在他的《孔见集》“自序”中说，美国西部史是他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课题。实际上，早在1979年，张先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收录的论文“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后来居上的几点原因”[83] 一文中，就已论及西进运动、开发西部、开发西部交通，以及西部雄厚的农业基础在美国工业后来居上其中的作用等问题。同年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张先生在“美国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84] 一文中对美国西进运动的重要性和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较早提出了在对西进运动的评价上，除了土地扩张、屠杀印第安人的阴暗面外，还应看到西进运动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创业经历，直接推动了农业，而且带动了交通运输业和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的积极作用。在1982年《世界历史》第2期“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一文中，张先生又以广阔的西部国有土地的存在和分配标志着“美国式”道路的开始，初步探讨了美国政府在西部土地立法对西进运动的作用。

与同期开展对美国西进运动研究的历史学者相比，[85] 张友伦先生的研究着重在对西进运动的评价问题上发表见解。在“评价美国西进运动的几个问题”[86] 一文中，通过对西进运动的主流、美国政府在西进运动中的作用、如何看待屠杀和驱赶印第安人、以及西进运动史学的演变等具体问题的探讨，张先生肯定了西进运动的主流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开发美国西部土地的过程，是美国历史发展上的战略性措施，对美国的发展曾经起过决定性作用。在美国政府的作用方面，张先生肯定了其重要性。首先，没有美国政府的参与，美国西部广阔的土地是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开发出来的，主要表现为西部广大自由土地的存在和美国政府处理西部土地的政策是西进运动的前提。第二，美国政府发展交通运输的政策吸引大量私人资本投入建设通往西部的交通体系，对西进运动的迅速开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开发西部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此文深化了在他在“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一文中就已探讨的政府作用。在印第安人惨遭屠杀和驱赶的问题上，张先生提出美国西进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发广大西部的群众性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残酷性，但决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阴暗面而贬低甚至否定其重要作用。在当时思想解放刚刚起步阶段，要进行这方面的探索难度是非常大的，一是难在敢于对国内长期以来以揭露西进运动的阴暗面为主流的批判论调的反思，这需要极大的学术探讨的勇气；二是难在提出反思后的事实材料的支撑。当时的对外交流有限，研究工作刚刚恢复，图书资料极度缺乏，就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张先生查阅了当时所能查阅到的中英文资料，根据翔实的史料，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对所查阅到的这些史料加以科学分析研究，拨开历史的一个不全面的说法，客观地看待西进运动的本质。

在研究西部史的方法论上，张先生认为：美国的西部史学是随着美国西部的开发及其地位的变化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倾向。因此撇开美国西部社会的发展，孤立地研究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根据对美国西部社会的发展状况研究，张先生在概念上厘清了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的关系与区别。他在一文中指出：“西进运动虽然是美国在19世纪所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它毕竟是一个已经终结了的历史过程。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还有人不断移往西部，但其规模和作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失去了西部史研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时，西部广大地区建州的过程已经完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趋于成熟。西部本身和西部诸州的发展逐渐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西部史的研究领域也随着扩大，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关心20世纪的西部地区史，并对特纳的学说进行检讨和批评。美国西部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入发展时期。”[87]

在《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六卷本《美国通史》第二卷）中，作为分册主编的张先生针对过去主要揭露西进运动的阴暗面而对其所起的重要作用却一笔带过现象，以及西进运动对美国历史的发展实际所起的作用，设置了独立的一章来谈这个问题。张先生对这一安排作出这样的解释：“西进运动对美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决定了此后美国的命运。所谓的西进运动就是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广大土地的开发过程,包括西部疆域的扩张,群众性的土地开发,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屠杀。如果没有西进运动,美国就不可能成为横跨美洲大陆的泱泱大国,不可能在19世纪末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另外,美国人在西进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危险,以及所采取的方法和克服过程,甚至他们的失误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都给国际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单列一章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比较详细的全面论述。[88]

张先生在对美国西部史研究的领域内有一个着力点是美国政府在西进运动和西部开发过程中的作用。在“关于美国1787年西北法令的评价问题”[89] 、“略论水利设施对美国西部开发的重要意义” [90] 和“19世纪美国西部开发中的三大核心问题” [91] 等文章中，张先生通过对美国西部土地、交通、水资源等核心问题的研究，考察了立法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能为中国西部开发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且为中国在不断完善的政府行政管理和如何有效的实施行政干预变量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在上述问题的研究中，张友伦先生对美国政府从邦联时期制定的有关处理西部土地的法令予以了介绍，并对1787年西北法令出台的历史背景、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其后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认为，西北法令第一次在政治上确定了处理西部土地的原则，即西部新州“在一切方面均与原有诸州平等的地位上”加入邦联，消除了东部各州打算西进的居民惧怕丧失原有政治地位的顾虑，使西进移民受到极大鼓舞，也使西部地区可以按照自己的模式组建政府，从而扩大了联邦的版图，加强了联邦的实力。由此可推1787年法令不仅直接关系到西部地区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到美国后来的富强。可见，在美国西部迅速开发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正确的政府政策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92]

在2005年出版的《美国西进运动探要》中，张先生打通了西进运动史与西部史的关联，构建起美国西部史的研究框架体系，并对美国西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用“独立前的西部”和“第一个世界性殖民浪潮的冲击和美国的土地扩张”两章的篇幅，在时间和空间上勾勒出美国西部地区地域概念的动态发展和最终形成，描述了西进运动过程中的国际政治矛盾，并分析了作为土地扩张舆论准备的理论“天定命运说”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探要》还用了“美国西进运动史学的独特分支——印第安史学的兴起”、“ 西进中的印第安人问题”和“印第安战争”三章内容，探讨了印第安人在西进运动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命运。

张先生还在《探要》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对西部城市发展史、妇女在开发西部过程中的作用、西部社会史、经济史、暴力史等都加以研究，拓宽了传统西部史的研究范围。对美国西部社会史的研究拓展在《探要》还表现为对拓荒者淘金人的生活、对西部的宗教和教育、文学和艺术以及没有政府的社会等社会现象、社会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描述与分析。尽管这些内容所占篇幅不多，在书中的比重弱于其他篇章，但与其他内容一起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美国西部史研究框架，为后来者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予以了指引。

在这部著作的“后记”中，张先生犹感到意犹未尽，写到，“写完这部书以后我才进一步认识到美国西进运动的重要性。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给后来者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我们的前辈很重视历史，喜欢以史为鉴。<战国策>中就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以后又辗转相传，几乎成了‘座右铭’。的确许多历史事件都是值得借鉴，应当借鉴的。美国西进运动尤其如此”；“因为西进运动不是一般的历史事件。它关系到美国日后的发展。运动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以及对待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都非常重要，对其他国家有借鉴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认真研究和对待西进运动留下的沉痛教训，并且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更多的失误。这对我们的事业是很有好处的。”[93] 而事实是我们现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员仍旧非常少。

相对于张先生的学术造诣和事业成就，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的呼吁更能突出他的学术道德品质。这在张先生的西部史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曾说，西部开发，“美国人民做到了，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壮举。事隔100多年，我国也面临着大西部的开发问题。历史条件和两国的国情虽然大不相同，但所面对的问题却有很多共同之处。过去美国人跨出的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总结。”[94]

 

5，通史

张友伦先生在美国通史的写作方面作了大量的贡献，最突出的是主持编写《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六卷本《美国通史》第二卷）。该卷本涵盖了1775－1860年从独立战争开始到内战前夕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重要，其中不少重大事件都可以写成专书。

对通史来说，首先要通。对张友伦先生来说，这 “通”的取舍标准是：美国这一年轻的共和国在开国阶段问题成堆，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走上正确的轨道，并迎来了初步繁荣的过程中，哪些事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95] 属于这类问题的有独立战争、联邦制的确立、两党政治的形成、工业革命、农业发展、疆土扩张和西进运动以及南北两种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等。尽管政治史在第二卷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但是以政治史代替通史的倾向在该书中得到明显地纠正。经济、文化、民族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内容成为该书的醒目内容，文学艺术、学术、教育也占有了一定的篇幅。

其中，美国的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各自独立成章。这是因为张友伦先生认为“工业革命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大机器生产的转变，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得到了巩固；同时它也使美国社会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从此构成美国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内容。”[96] 工业革命的全过程和应当注意的主要问题在书中得到了详细地描述。

在农业方面，19世纪初期的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美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有许多东西值得研究和借鉴。该书对美国农业在大规模拓殖西部土地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 并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美国农业在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提供的资金和农副产品的保障作用予以了较为详细地介绍与肯定。

从美国社会文化的角度考虑，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除去印第安人以外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习俗对美国的民族性格、社会风尚、行为模式、价值观念都有所影响。不了解移民就不可能读懂美国社会。为帮助读者了解美国社会。该书专设一章, 对影响移民大批涌入美国的原因、移民的分布和就业以及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西进运动因其对美国历史的发展所起到的决定了此后美国的命运的作用，在该书中也以专章的篇幅给予了比较详细的全面论述。

简而言之，《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一书的编排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美国画卷，有利于读者客观全面了解美国社会的不同领域和侧面，避免用中国的社会文化去对照美国的社会文化，开阔读者的视野，减少认知误区。在修订版中，张友伦先生一如既往的保持了他在学术方面不断往精深进取的作风，根据新的认识又对美国宗教和土地问题加以论述。

译介工作是我们学习美国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张友伦先生在这一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最有代表性的是参与《美利坚合众国成长史》的翻译和主持编写了《美国历史百科辞典》[97]。

鲜为人知的是，他对中国的加拿大通史的编纂也起了奠基的重要作用。90年代初，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资助下，张先生带领美国史研究室的青年教师们一起撰写了一本《加拿大通史简编》。[98] 这部著作至今仍旧是国内学术品质上乘的加拿大通史。在此基础上，1995年这本通史的主编之一原祖杰为南开大学历史所硕士研究生开设了“加拿大史”课程。如今，这门课程已经发展成为面对历史学院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全校本科生、分校本科生等至少五种选修课程。南开大学也成为中国加拿大研究的重镇之一（2004－2006年为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秘书处所在地），是中国最先设立培养加拿大史博士生研究方向的单位，由此形成南开独具的北美史的研究阵容。

 

6，社会史

社会史的概念非常广泛，实际上，张友伦先生发表的一系列涉及美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大都冠以社会制度的研究，大体集中在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问题和作用等方面。基于历史考察，张先生肯定了“美国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中民主制度比较完备而又颇具特色的国家。”同时指出美国社会制度“从形成伊始就存在许多问题”。

1994年张友伦先生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现代化的开端”[99] 一文中指出，“现代化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封建社会，而只能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出现”；“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开始。”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宪法的通过、联邦政府的成立是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确立的标志。张先生认为这也是美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并且通过美国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说明了：“美国（经济）现代化的开端要略晚于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变革”，[100] 指出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化学习的过程中，这篇文章无论是在现代化的过程研究，还是在现代化的层面研究、领域研究都是有着积极开拓作用的。

在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方面，张友伦先生纵横比较了欧美历史社会背景，指出英国移民带到北美殖民地的反对宗教迫害、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观念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形成与巩固；在客观条件上，北美殖民地没有封建社会，也没有封建势力的直接干预；这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保障。在问题方面，由于南部殖民地种植园中奴隶劳动的使用、为发展殖民地而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以及从欧洲带来的轻视妇女的思想，使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两大缺陷。如何在发展中纠正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张友伦先生指出：“在美国的历史经验中还找不到政府决策人主动纠正民主制度缺陷的例证。许多重要法令的出台都是在不同程度的社会运动的压力下完成的。而某些带有普遍性的和根本性的法令甚至需要规模巨大、形式激烈的社会运动的推动才可能颁布。”于是，张友伦先生总结道“社会运动是纠正美国民主制度缺陷的动力”。[101]

张友伦先生在1999年出版了新作《美国社会的悖论》[102]，在第一编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和问题中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与问题的由来是同步的；“美国在奠定民主制度过程中，与欧洲国家遇到的阻力不同，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也不同”；“美国民主化的阻力主要来自宗主国，因此它采取了独立战争的形式来摆脱英国的控制。美国人民在取得革命战争胜利以后创建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通过了宪法，确立了民主制度”[103]，并之初美国民主制度的特点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

这本著作举例印第安人的问题主要通过联邦政府印第安政策的转变而得到解决的。联邦政府政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社会的进步力量的推动。张友伦先生在肯定这一社会进步力量的同时，深刻地指出：“真正推动美国联邦政府改变印第安政策的力量是隔离政策本身所采取的保留地制度已不符合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104]

综上所述，《美国社会的悖论》揭示了美国历史上存在的违背自由、平等、民主原则的事实，力图说明美国民主制度同美国的历史背景和美国国情之间的联系和所受到的影响；说明美国民主制度的特点和缺陷以及由此形成的两大难题；说明解决这两大难题的过程和推动力以及存在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解决社会难题的过程中，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得到了发展。此外，张友伦先生还论述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现代化开端的关系。

 

三、学术风格

回顾张友伦先生走过的史学研究之路，我们可以发现他特有的稳健、中庸，不走极端、不慕时尚的学术风格。他的学术思想、对学生的培养方法和对历史研究的理解质朴而独到。

张友伦先生认为，对于搞世界史的人来说，国学基础非常重要。他说，“要求每一位世界史工作者都通晓国学自然是过于苛刻了，但多学一点国学知识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首先孔孟和诸子百家留下的思想财富十分宝贵、十分丰富。他们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各有千秋，高度概括地集中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思想、需求和崇尚，其洞察力和深度绝不输于西方的古代思想家”；“如果只知道古希腊的思想家而不了解孔、孟、老、庄，就是知识上的一大缺陷。多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想”；“其次国学中的史学书籍同我们学历史的人有直接的关系。世界史和中国史虽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学科，但理论、方法和研究目的却是相通”。[105] 张先生的这些治史思想和文章修养都体现在其学术成果的字里行间。张先生文如其人，却将其文集谦虚地命名为《孔见集》，取《盐铁论》“通一孔，晓一理”之意。而我们从其所著中，总能领略到先生自谦的“一孔之见”其实至深至远。

此外，张先生对于年轻学者的培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与一批又一批的学子朝夕相处，多少知道一些他们的追求和难处”；“厚积薄发是大家都承认的治学态度。但青年教师积累不多，发表几篇文章是不是就触犯了这个原则？对此我有自己的理解。世界历史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即使只选择某个断代做为研究方向，那也很难做到厚积。而且厚积又没有共同的尺度，也许十几年过去也没有达到发表文章的标准。青年教师等不起。如果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以具体题目为突破点，范围小了，厚积的难度就会小许多。发一点东西也就指日可待了”；“另外，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都是对观察问题、把握问题能力、逻辑思维、写作技巧、文字水平的全面检验和锻炼，有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定要求青年教师一写惊人，那就是强人所难了。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即使积累厚了也不见得能发出什么东西”；“可见发的过程也是拓宽和加深积的过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106] 张先生向学生反复告诫动笔写作的重要性，鼓励学生知难而进的勇气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并尽可能给他们创造发表文章的机会。显然，这种指导程序令众弟子受益非浅。他曾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多种课程，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近30名，其中有的到国外深造，有的已成为国内学界的学术骨干。

对于目前对教师和博士研究生科研成果量化的问题，张先生认为，“量化也许是一种简单易行的管理方法，但绝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用得不当很容易引发弄虚作假的歪风。激发和引导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是最根本的办法”。[107]

张先生一生遇到无数困难坎坷，但正如他所言，他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他的史学位置夹在两代学人中间，在老一代之下，在新一代之上。专业的转向、政治的动荡和改革开放的冲击，这些情况在所有新老学者身上都分别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对他这一代而言，则是全面经受。他曾经很多难处，但是他谦和忍让，宽容大度，识大局顾大体，避免了不必要的内损。在1986－1996年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长期间，他为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了大量组织和领导工作，赢得了广大同行的尊敬和赞誉。他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1986－1990）和美国史研究室主任（80年代）期间，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学术远见，稳定研究队伍、弥补缺失人才，传递薪火，在有限的范围内苦心经营。在研究条件相对艰难的改革开放初期，他多渠道争取研究经费，尽可能多地为年轻学者提供出版、发表成果的机会。在许多关乎学术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决策果断，公心唯上，勇于担当，使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成为国内研究的重镇之一。[108] 他对年轻教师提携有方，或慧眼识珍，或指点迷津，保留了南开美国史研究队伍二十多年在国内的研究实力。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今天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能有如此的规模，张先生功勋卓著。

在此，以他的学生对他的描述结束全文，“怀忠恕之心，威严之中含爱意；持中庸之道，平凡之处见高深”。[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