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健康：仰望星空 沐浴恩泽——敬贺恩师张友伦先生喜迎80华诞

仰望星空 沐浴恩泽

 

——敬贺恩师张友伦先生喜迎80华诞

 

毕健康

 

        星移斗转，岁月如梭。转瞬之间，我阔别美丽如画的南开大学校园已经近20年。我们喜迎张先生八十华诞，点滴往事鲜活地萦绕脑际。

        我与先生似乎注定有缘。

        在考入南开大学之前，就得以满怀崇敬之情，远远地仰视先生。1984～1988年，我在成都东郊四川师范学院（大概1986年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读书。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在这个玲珑却过分小巧的校园里，突然出现了一位大学者的身影。过去我们只能在书本上拜读他的名篇佳作的张先生，让同学们仰慕而遥不可及的张先生，出现在我们的大讲坛上。当时，先生陪同一位美国学者讲学，做全程学术口译。先生头发斑白，风度翩翩，以标准、流利的中文，极为从容地翻译美国学者的学术发言。那时，我心中的感觉是，台上的先生非但中英文俱佳，而且形象好，品味高，唯可仰视而已。

        追随先生研习美国历史，凡三年时间。感觉先生是严肃的学者，在我们学生面前不苟言笑。我们88届的几个学生，多半有点“怕”先生。过节或是有事需要造访先生府上，我们便相约而行，结伴而往。先生极有风度地接待我们，展现出长辈的宽容与仁爱。

        先生对学生宽严有度，关键时指导，必要时纠偏。有一阵子，我好像有点着魔，突然对欧洲一体化兴趣盎然。我大概读了几本书，便产生了兴趣，还斗胆地跑到我国著名的欧洲经济问题专家易梦虹府上，得以见识这位大学者平易近人的风采。几年前，在北京得知易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慨然，祈愿他在天上亦享受书香之乐。

        先生知道我“跑偏”，从美国歪到西欧，及时予以指导。于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美欧兼顾”，顺利毕业。可是，我到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后，失去了先生纠偏的机会，便再次“跑偏”。这一次“偏”得离谱，连工作语种都发生了改变，改习中东历史。不过，先生这次并未怪罪我，反而勉励我追随杨灏城先生认真研习中东历史。先生到世界历史研究所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京津理事会，使我再次有幸得以仰视的风采，感受先生的宽和、仁慈。

        我这个人生性好静，不喜热闹。大概是1989年吧，我受美国学者保罗·斯皮卡教授讲授的课程的影响，想搞清楚美国早期清教是怎么回事。我从美国史研究室图书室借了些书，又从斯皮卡教授那里搜罗了相关书籍，闹中取静，便不知深浅地“写论文”。初稿用英文文献堆砌起来，请斯皮卡教授审阅。斯皮卡教授认真审读后，约我到他家谈稿子。在享用他几岁的小宝贝献上的茶水后，我们谈了一个晚上。我记不清谈话的内容了。但有一点印象特别深。他说，你将来在书里不能只提Winthrop Winthrop！我点头同意，内心深处却不以为然。我虽“少年轻狂”，尚不致于狂妄到觉得可以著书立说了。写书，是文化人的事！著述，是文化人的高尚事业。我既不是文化人，更缺少高尚品质，何以著书！不过，今天回过头想想，非常感谢和思念斯皮卡教授。

        我根据斯皮卡教授的修改建议，把稿子改写成中文。或曰洋洋洒洒，或曰啰里啰唆，大约24000字。我不管《世界历史》对篇幅的要求，也不管论文的行文特色，以我认为好玩的书写方式，弄出这2万多字的玩意儿，便寄给了《世界历史》编辑部。编辑部的黄启芳老师十分认真负责，在垃圾堆里挑珍珠，居然觉得有可取之处，退回修改。我捧着稿子和黄先生亲笔手写的改稿信，诚惶诚恐地来到张先生府上。先生和颜悦色地指导我修改论文。我按照编辑部的要求，以12000字为最高限度，删除了一半左右的废话。我把修改后的稿件挂号寄往《世界历史》，尔后踏上了开往四川的火车，在川西南那个小山村等待1990年春节的到来。

        1990年冬天似乎格外寒冷。1991年春天的鸟语花香，我也听之无声，闻之无香，我经常独自一人在南开大学博士生居住的19楼楼顶踯躅徘徊。在研究生毕业以后，我不想让我的档案从南开大学转移到四川省人事厅，再从四川省人事厅转移到自贡市人事局，再从自贡市人事局“下放”到什么局或什么科或什么乡。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相当不乐意的事。就在这个时候，先生伸出了温暖的手。他亲笔为我写了几份推荐书！

        也是在1991年春天，终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日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西欧北美史研究室（当时称资本主义史研究室）主任王章辉教授，乘一辆浅蓝色的伏尔加轿车来到南开园内。事先我一无所知，当时我手足无措，呆滞木讷。张先生则精神饱满，神采飞扬，满面春风地向王章辉教授介绍我的情况。

        先生，引领我踏上了学问之路！

        先生，引领我踏进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大门！

 

（2011年6月2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