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师恩 一生难忘
——敬贺业师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
陈奕平
我喜欢上美国史是在上大学后不久。近30年前，高考填报志愿时，我一心想学经济，却被西南师范学院（后改名西南师范大学，现为西南大学）的历史系录取，心情颇为低落。在积极争取转外语系未果后，我下定决心通过考研来改变“命运”。在当时“美国热”的情形之下，我决定报考美国史研究生。
当时，凡是书店有美国史的书，都尽量购买。在阅读各种书籍中，有两本新出版的书引起了我的兴趣，就是张友伦先生写的《美国农业革命》和《美国工业革命》，因为我认为这与读高中时想报考的经济类专业有些接近，也因为我从农村来，关注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问题。后来，不但我的本科论文探讨美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也下定决心报考南开大学张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通过南开的朋友了解情况后，尝试给张先生写信，没想到张先生很快回信，表示欢迎我报考。经过激烈的竞争，1987年我有幸成为南开大学地区国别史（美国史方向）8位研究生之一。
在南开三年，是我学术生涯正式起步的三年，也是与张先生、陆镜生先生和已故的杨生茂先生、周基堃先生等结下师恩情谊的时期。由于大学期间的兴趣，我选择张先生做我的导师，他很爽快地答应。跟张先生三年，其点滴师恩，至今历历在目，特辑录如下：
一是，鼓励多读书，多做笔记。刚进南开时，张先生任南开历史研究所所长，记得所里规定，给每位研究生发2盒卡片，让研究生尽量做资料摘要。读书期间，在张先生的引导下，我常常去美国史研究室资料室、南开大学图书馆甚至北京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做摘要和笔记。在当时没有电脑和网络的情况下，搞研究全靠读书摘要和笔记。这些笔记和摘要成为我当时进行学术研究和撰写毕业论文的重要基础。这两盒卡片至今仍然保留在我的书柜中。
二是，带着我们参加课题研究。我记得刚进南开不久，张先生就让我们参加《美国历史词典》的编写（后来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以《美国历史百科辞典》之名出版）。通过词典的编写，查阅各种资料，及与张先生的交流，我们从中受益匪浅。后来，张先生承担了《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项目，也让我参加，并让我负责撰写美国废奴运动部分。期间，张先生不但给予指导、鼓励，也让我尽可能多地查找相关英文资料。可以说，参加这些项目使我慢慢懂得了如何进行学术研究。
三是，鼓励向高水平杂志投稿。刚到南开不久，我就将本科毕业论文修改成文——《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的关系》，并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后来，又将硕士论文《美国人口的城市化与郊区化》初稿的一部分，以《美国城市人口的郊区化》为题名，投给天津一份城市史方面的杂志发表了。张先生知道后，告诉我不要太急于发表文章，建议将论文另外一部分修改成文，投给北京的《美国研究》杂志。随后，我将硕士论文的前半部分修改成文——《农业人口外迁与美国人口城市化》。在张先生的推荐下，该文在《美国研究》上发表，并得了广东省青年社科二等奖。
四是，展现慈父心肠。常言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真正体会“师生如父子”这句话的涵义，是在大学任教并带学生之后。张先生言谈不多，为人严谨克制，对学生要求严格，往往给人以难以接近的感觉。但我多次与张先生交往后，发现他不但平易近人，而且时时替我们这些弟子着想。有几件事情可以说明这点。
一件事是张先生请我们吃饭。现在毕业时多是学生请老师吃饭。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张先生却主动提出请我们八位吃涮羊肉，这让我一直铭记在心。我到广州暨南大学带研究生后，也多年坚持请毕业的研究生吃饭，并述说当年张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情景。
另一件事，张先生对我战胜病魔的鼓励也让我难忘。我来广州没几年，到处奔波，患上恶性淋巴瘤，情绪跌到人生的低谷。在治疗期间，杨先生、张先生也多次来信鼓励，让我感动。
另外，在我的记忆中，张先生也不愿意“麻烦”学生。张先生带了不少学生，弟子分布各地，弟子们也多次想邀请张先生旅游讲学，但都被他拒绝。
一直以来，未能梳理在南开的记忆，对先生多年的教诲、关心和帮助致以感谢。值此庆贺张先生八十华诞的机会，细数先生点滴师恩，以表达由衷的谢意！
（2011年6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