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祖杰:张友伦教授与美国工运史研究

  摘要：由南开大学张友伦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拓的美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张教授从劳工史学入手，对美国劳工史研究的重大学派详加辨析，较多地接受了菲利普·方纳的马克思主义工运史学，并对美国工运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阶级意识、职业意识以及社会主义的影响等，在介绍、批判的同时做出了独立的判断，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张友伦，美国，工人运动，方纳，阶级意识，职业意识

 

 

尽管文革之前新中国学术在几个特殊领域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公允地说，研究领域的全面开拓，还是文革结束之后才开始的。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工运史的研究，就是文革之后出现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改革开放之初的美国史研究，很多地方还能感受到过去的意识形态制约，基本上是以政治批评为主。当时作为美国史研究重镇的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其主要科研方向仍然延续着对美国外交上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内政上的阶级和民族压迫的揭露和批判。现在有的学者对于过去一些带有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已经不屑一顾，甚至全面否定。岂不知，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学术氛围的影响即使在标榜学术自由的西方国家也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学术倾向。而真正扎实的学术研究，是不会因为其所拘于的某些意识形态框架而丧失其本身学术价值的。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批判，就不会有中西学术界对现代国家制度、社会结构乃至人类文明的全面思考及其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没有上世纪50年代开以来对“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广泛、深入的讨论，就没有当今明清史研究领域的全面开花。回到南开的美国史研究，我们也不难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杨生茂先生对美国扩张本质的透视与批判，对美国史学流派的评介与梳理，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研究的全面介绍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深刻分析，是我们后来更为全面地研究美国社会与文化，内政与外交的基石，有着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对于南开几位史学前辈的学术成就，已经有学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介绍，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是张友伦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张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的研究，承接了他早期有关国际工运史的研究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总是具有一种宏观的比较视野。 从80年代初开始，张先生将美国工人运动史作为主要研究课题，从1982年到1997年发表了包括文章和专著在内的一系列成果，开辟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为后来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国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张先生进行的每一项研究都以深入、扎实著称，一篇小文章难以窥其全貌，笔者只能以个人粗浅的理解谈几点体会。

 

一、由史学史入手的美国劳工史

回顾张友伦先生走过的历史学研究之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张先生对史学史的重视。张先生每开拓一个新领域，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对既往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地了解和梳理。改革开放之初，也是张先生刚转向美国史研究不久，就发表了《关于独立战争的美国史学》一文，[①]对早期美国史的相关研究加以介绍和鉴别：从最早的威廉·戈登、戴维·拉姆齐和乔治·班克罗夫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主义学派和帝国学派；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学派，到二次大战后的和谐史学和60年代的新左派史学，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史研究流派在张先生笔下都一一得到评点。从中我们既看到了张先生对各位学者和学派典型特征的精到把握，又了解到与独立战争相关的学术成果产生的历史语境，为中国学者在吸收美国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同样，张先生在着手美国工运史研究时，首先关注的也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流派。正如他在《初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一文中所指出的，“美国工人运动史学始于何时，可分几个阶段，各个阶段又都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对于研究美国工人运动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个必须回答但又难于确切回答的问题。”[②] 而张先生对美国工运史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学术脉络：首先是康芒斯学派的崛起。美国第一代劳工史学家来自经济研究领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利在1886年出版了《美国劳工运动》(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张先生认为这是“系统论述美国工人运动史的第一部专著”。但伊利的贡献要远大于此。1892年伊利转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并获得一份3万美元的研究基金。1904年他创建了美国工业研究所，旨在对美国工业社会和劳资关系作系统调查，并邀请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带出的得意门生约翰·罗杰斯·康芒斯主持其事。在康芒斯领导下，威斯康星大学一批经济学和劳资关系学者先后编辑出版了十一卷本的资料集《美国工业社会文献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和四卷本的《美国劳工史》（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张先生评价说：“这两部书虽然存在很多问题和严重错误，但影响了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整整一代人，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具有权威性的美国工人运动史巨著。”[③]张先生对于康芒斯学派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其职业意识论并不认可，但对康芒斯学派在美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却给予充分肯定。

             崛起于世纪之交的康芒斯学派，与其他史学流派一样，受到当时甚嚣尘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社会科学的影响，试图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康芒斯是西方经济学中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而他在劳工史方面的贡献丝毫也不逊色。康芒斯“把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归结为劳资谈判”，“认为美国工人运动是一种纯经济活动，不带有政治性质”。其弟子朴尔曼更明确提出“职业意识”（或“工资意识”）论作为美国工人运动的基本特征。[④]张先生对此批评说：作为劳工史学流派的康芒斯——威斯康星学派，其理论的核心是所谓职业意识论，其要害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这与劳联的“纯粹的工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先生认为，康芒斯学派的成果及其影响相对较小的挑战者们，包括老左派史学家威廉·福斯特等人的著作，代表了美国第一阶段的工运史学。[⑤]

将菲利普·S·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于1947年的出版看作美国劳工史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未必能引起一些美国同行的共鸣，但却代表着张友伦先生在劳工史学方面的独立见解。在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60年代新一轮社会运动兴起，这中间有近20年的政治反动期。一方面，我们看到走过辉煌的康芒斯学派日渐式微，另一方面，50年代横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让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与工人运动关系密切的劳工史学也概莫能外。而能在工运史方面填补空白的，恐怕也只有被主流史学家们视为异端的独行侠菲利普·S·方纳的四卷本《美国工人运动史》。所以，张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的阶段划分，要比那些自觉地遵守政治正确性的美国工运史学家更为客观、公正。

张先生认为，60年代新劳工史学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劳工史学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而促成新劳工史学形成的关键是E. P. 汤普逊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张先生指出：

这本书提出了两个新问题：第一，工人运动史决不仅仅是有组织工人工会会员的历史，而是包括非工会会员在内的全体工人的历史；第二，工人运动史决不仅是工人的工厂和车间内的斗争、活动的历史，而是包括工人文化生活在内的历史。这两个问题恰好是康芒斯学派所忽略了的问题。[⑥]

汤普逊的皇皇巨著直到2001年才由钱乘旦等人译成中文，而早在1984年就在文章中系统介绍E. P. 汤普逊及其著作的张友伦教授，可能是最早接触汤普逊思想的中国学者之一。张先生并不完全认同新劳工史学，但他却花了很大篇幅介绍新劳工史学的来龙去脉、优劣得失，足以反映其客观、理性的学术素养。

张先生将新劳工史学分为三支：其一是汤普逊—加特曼学派，强调文化的作用，将“工人文化”置于劳工史研究的突出地位；其二是戴维·蒙哥马利代表的一派，将“工人控制”作为衡量劳工状况的重要尺度；其三是一批从地方史和家庭史角度剖析美国劳工状况的年轻学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加特曼学派对“工人文化”的重视，并将工人的“社会舞台”细化到社区和家庭。张先生认为，同康芒斯学派相比，新劳工史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一是扩大了研究领域，将少数民族、移民和传统意义上有组织劳工之外的社会群体纳入研究范围；二是将“发觉被人们遗忘了的普通工人的历史”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之一，摆脱了过去只围绕工会上层人物的叙事风格。同时，张先生也注意到美国新劳工史学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关注普通劳工、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的同时，忽视阶级斗争和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倾向。[⑦]

回顾张先生二十多年前对美国劳工史学的介绍和研究，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对美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中更为重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表现出很强的原则性；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尽一致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他在指出其“错误”倾向的同时，又能完整、客观地加以介绍，为中国的美国史学工作者观察美国社会提供更多的视角，表现出一位严谨学者的学术素养和学术良知。在80年代初期许多研究领域还禁忌重重的情况下，张先生的良苦用心是难能可贵的。举例来说，张先生虽然对康芒斯学派只重视有组织劳工的倾向持批判态度，但对于这个学派在80年代的衰落似乎不无惋惜之情。在列举了这个学派的最后几位代表人物之后，他还特意提到罗伯特·齐格尔(Robert Zieger)为劳联及其领导人的辩解：

他写道：“对劳联和保守工会主义的攻击也应当慎重。”他不赞成人们指责“龚帕斯及其助手醉心于组织熟练工人并且总是通达公司及其政治同盟者进行妥协和合作”，他认为，“敌对的环境极难维持工联主义的生存”，同时“龚帕斯为有组织的工人奋斗了半个世纪，如果他不犯错误，不让步，那才真是令人惊异的”。[⑧]

在这里，张先生只是引用了齐格尔的话而未作任何评论，读者可以从这种看似无意的缺失中看出作者有意的同情与认可。对于美国劳联等有组织工会在改善工人处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缓和社会矛盾中所起的作用，今天的学者也许会看得更为清楚。但在新劳工史学如日中天的80年代，作为中国的美国劳工史专家，张先生的评断显然要更为客观、公正。在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当中，杨生茂、张友伦等老一代历史学人对于美国同行的研究成果所持守的立场向来是：既要全面、准确地了解和借鉴其最新方法、视角和发现，又要有所取舍，不以美国当时流行的所谓主流标准为依归，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独立地进行客观、公正地批判和鉴别。正因为如此，张先生并没有被动接受当下一些流行的美国史学派系的影响，而对独立于美国主流史学之外的劳工史专家菲利普·方纳的研究却格外垂青。

    

二、来自菲利普·S·丰纳的影响

美国当代学术史界不乏特立独行的反潮流斗士，而能够像菲利普·S·方纳那样勇敢地面对政府的迫害和学者同行的排斥的人却并不多见。活了84岁的方纳一生出版了100多部专著，对于并不追求发表数量的美国学者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这或许要归功于年轻时遭受的政府迫害所激发的写作斗志。出生在纽约的方纳是俄国移民的后裔，1932年从纽约城市大学毕业后，又先后于1933年和194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获得硕士学位后，方纳就开始任教于纽约城市大学，而在获得博士学位后，31岁的方纳就因其思想激进与他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其他60名同事一起，被纽约州议会的拉普—库德特调查委员会（Rapp-Coudert Committee）辞退。这个委员会旨在对纽约高等教育中的亲共分子展开调查，而受到波及的显然不只是大学教师。被清退的人员中还包括菲利普·方纳的三个兄弟：任历史系教授的孪生兄弟杰克，在注册处工作的穆尔以及在一所纽约中学代课的亨利。[⑨]这样违反人权的事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也许难以置信，但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20世纪40和50年代却是司空见惯的。失去教职的方纳只好到一家出版社任职。政府的迫害并没有泯灭方纳的学术热情，他在1947年出版了其成名作《美国劳工运动史》第一卷，表现出对美国历史上工人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重视，从此奠定了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地位。方纳偏左的学术立场让他在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上赫赫有名，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团体之外，而在前苏联和中国却是最受欢迎的美国学者之一，他的《美国劳工运动史》先后在两个国家出版。大约30年后的1979年，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正式向拉普—库德特委员会的受害者们道歉，这对于许多被迫放弃他们的教学生涯而转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来说已经为时已晚，方纳虽然也受害颇深，但其学术研究并没有中断。1967年，美国的政治环境有所好转，方纳得以重新回到学术界，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所主要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林肯大学任教，直到1979年退休。方纳一生可谓著作等身，除了他的代表作十卷本的《美国工人运动史》之外，他还撰写和编纂了上百种其他著作和文件集，主要涉及美国劳工组织和黑人劳工群体等领域，其成果之丰富，在当代美国史学界独领风骚。

            早在1956年，三联书店就出版了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63年，第二卷也由同一出版社出版。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翻译的美国史专著，当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美国史学者接触到的第一批美国史著作。张友伦教授在转到美国史教研室之前曾在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任教，虽然没有专门研究美国史，但由于他在国际工运史方面的兴趣和研究，对方纳的著作并不陌生。调到美国史研究室以后，他选择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既是个人背景和兴趣的作用，也是政治环境使然。而菲利普·方纳及其著作，对张先生早期美国史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1981年，菲利普·方纳作为中美建交以后邀请的第一批美国学者，来到了当时的中国美国史重镇南开大学，张友伦教授担任全程陪同，并在南开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师大和苏州大学的演讲中亲自担任翻译。之后，他根据方纳的演讲和研究成果撰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和《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对方纳教授眼中的美国劳工史学和美国现代史学进行了系统介绍。[⑩]

         方纳的美国劳工史代表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1947年《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菲利普·S·方纳马克思主义学派诞生了”。[11] 方纳美国劳工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挑战威斯康星—康芒斯学派的“职业意识”论，强调美国历史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张先生根据方纳的演讲，将方纳与康芒斯学派的区别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方纳教授不否认美国工人运动的特殊性，但必须承认美国工人运动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共同性，即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存在着阶级斗争。

二，方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美国工人运动是产生过积极影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美国工人运动都做过贡献。例如，美国工人在内战前积极投入废除奴隶制的斗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号召的结果。甚至劳联的成立也是同马克思主义战胜拉萨尔主义有直接关系的。龚帕斯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一点。

三，方纳主张写所有工人的历史，其中包括妇女、黑人工人、华裔工人以及所有少数民族工人的历史。而康芒斯学派则只写劳联和白人工人的历史。

四，康芒斯学派只注意工会运动的发展，完全无视美国工人阶级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例如，他们的著作中有两章专门讲殖民地时期的劳工运动却没有提到独立战争中美国工人阶级的活动和贡献。方纳的著作特别注意这方面的情况。[12]

            除了对康芒斯学派的批判之外，方纳还向中国学生介绍了当时正在美国崛起的新劳工史学。而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 汤普森作为新劳工史学的奠基人也是由方纳首先介绍给中国学生的，张友伦先生又根据方纳的演讲，首次将这位传奇式人物及其划时代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然而，当年的中国学者经历了长期的封闭禁锢，大多数人还难以充分领会汤普森学说的学术价值，直到E.P.汤普森本人得到邀请于1985年访问中国，他要在南京大学的演讲的消息首先在各国留学生中引起轰动，才让中国学者意识到“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13]

            张先生虽然认可方纳所强调的汤普森学说的贡献，即对“工人阶级的文化史”和“工联以外广大工人的活动史”的强调，但对于美国的汤普森—加特曼学派的学术方向却并不完全赞同，认为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工人的文化是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美国工人运动唯一重要的研究课题”。[14] 张先生对美国新劳工史学的批判态度无疑受到了方纳的影响，但也可以看出，对国外学术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出自他本人的独立判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美国学术界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尽管许多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一种学说的流行自然会形成对其他学说的压制，但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标新立异，因此也就听之任之。而张友伦先生等中国学者却不必受美国主流学派的影响，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择善而从，选取的是一条正确的学问之道。具体而言，张先生取方纳而舍新劳工史学既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持守，也一点不违背他的学术良知。只是后来中国学术氛围的变化让劳工史学逐渐边缘化，也影响了新劳工史学在中国的介绍。

        从80年代初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学术钟摆在补偏救弊的同时也在向另一个方向摆动：过去学者不敢问津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又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而对于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却因审美疲劳而逐渐淡化。其实，对人权的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一直是知识分子良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方纳在逆境中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着眼于对工人、少数民族和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本来就应该受到中国学者的尊敬和学习。而张友伦教授可能是受方纳学说影响最著的中国学者，“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礼记·中庸》）。张先生稳健、中庸，不走极端、不慕时尚的学术风格，可能与其早年从事国际共运史研究而形成的全球视野不无关系，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与方纳在学术上的相通之处。

 

三、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美国工运史研究

张友伦先生在转向美国史研究之前，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甚至在从事美国史研究之后，仍然没有放弃对国际共运史的关注，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散见于《历史教学》、《世界史研究动态》、《国际工运史研究资料》、《国际工运史研究》、《美国研究》和《河北师院学报》等期刊或连续出版物。[15] 张先生对国际共运史资料谙熟于心，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在欧美各国的活动观察细微，对国际共运组织和人物的评价有很好的把握，其深厚的研究功力尤见于《重新评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理论意义》和《第一国际纽约总委员会和北美联合会的关系及其主要活动》等重头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张先生在国际共运这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下研究美国共运和工运，自然带有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比较意识，其判断也就更为稳妥、全面。笔者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认为，张先生发表于1996年的《试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一文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早期美国工人运动的理解，在此结合张先生其他著述略加评析。

张友伦教授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一是没有经受过革命风暴的考验，也没有经历过激烈的阶级对抗，而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合法斗争形式。”[16] 在这里，张先生将美国早期工运与同时期欧洲工人运动进行比较，发现欧洲工人阶级无论是在早期的反封建斗争中还是后来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中，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诉求。例如，法国工人就在二月革命中提出了“社会共和国”的要求。而同一时期美国的工人关注的却是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争取缩短工时”，另一方面通过选票“把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选进地方政府和议会”。张先生指出，关键性的差异在于“美国工人已经得到了选举权”，而欧洲工人则不然。[17]  

根据张先生的观察，“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二是理论上的贫乏和思想上的混乱”。[18] 与欧洲相比，美国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建树自然是微乎其微，不值一提。但是没有系统的理论不代表没有任何思想。事实上，美国作为一个建立在新大陆的移民社会，不仅在种族上，而且在思想上表现出多样性；除了各地移民带来的复杂思想之外，新大陆特殊的自然环境也为这种多样化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张先生在文中特别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过的德国移民克利盖。后者曾提出把美国尚未落入投机分子手中的14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以此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张先生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这种歪曲共产主义，误导广大民众的思想给与了驳斥和批判；并认为此类思想“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工人队伍的思想混乱，从而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19]

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三是其“和美国工人党的成立同时开始的”，而美国工人党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工人政党，缺少应有的纲领和章程，“纯粹是为竞选而组织起来的，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也没有经常的党务工作”。[20]

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四是工人运动开端早，但工人阶级形成晚。 在张先生看来，“西欧的工人运动应当始于19世纪30和40年代，而美国的工人运动则始于20年代后半期”。张先生还注意到，在这一点上威斯康星-康芒斯学派跟方纳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把美国工人运动的开端定在1827年的费城。“在那个地方，美国工薪阶层第一次不分行业地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雇主”。[21] 尽管已经有了工人的联合行动，但是，按马克思的说法，美国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一样还没有固定下来。[22]

张先生所总结的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上述特点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有益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加上与同时期欧洲工人运动的比较视野，让张先生对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观察更为透辟、深刻。研究美国历史总会遇到“美国例外论”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劳工史领域又表现为两个互为关联的具体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和“为什么美国工人阶级缺乏鲜明的阶级意识”。不难看出，这两个问题与上述张先生所总结的第一个特点关系密切。张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

多年来，美国例外论者一直认为，美国的工人运动是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欧洲暴风雨似的运动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任何激烈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形式和社会主义目标都是不适合美国国情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23]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问题的起源。1906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该书出版后，引发美国学者的广泛讨论，并在1911年被翻译成英文，从而也成为美国例外论的基石。[24]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包括埃里克·方纳在内的许多美国著名史学家都参与其中。[25]

张友伦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说法提出客观冷静的评析：首先，“从历史上看，美国并非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国家。恰恰相反，当欧洲刚刚开始流传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美国很快就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广阔活动场所。”[26] 他举出欧文的试验，傅立叶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有关美国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沃土的见解，说明“美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故乡”，其实践经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准确的例证”。[27]其次，美国（纽约）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成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驻在地，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在欧洲革命失败后纷纷来到美国，并在那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第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党”。1876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出现也曾让北美的社会主义运动看到了一丝曙光，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均未获得充分发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政府借机迫害和压制左翼思想，阻止了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传播。[28]张先生的分析既指出了社会主义在美国所获发展的实事，又从实际出发，说明了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在。

此外，张友伦教授还对美国学者围绕桑巴特疑问的解释一一作了评析，包括路易斯·哈茨的“自由主义传统”说和P.A.索罗金的“社会流动”说，[29] 为中国读者进一步探索、研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全面、详备的学术参考。

 

四、对“职业意识”与“阶级意识”的介绍与评析

美国工运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美国工人阶级是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阶级，有无鲜明的阶级意识的问题。这些问题在19世纪中叶欧洲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显得格外突出。美国学者经常引用爱尔兰出生的《民族》杂志主编戈德金（E.L. Godkin）在1867年写的一段话用以说明美国工人与其欧洲同行的区别：

罢工中的（欧洲）工人不只是要求更多工资的劳工，他是社会中一个鲜明阶级的成员，所进行的是一场对其他阶级的合法战争。……他的雇主不只是一个他要求分享其利润的资本家，而且是一个敌对阶级的成员。……如果希望加入其中就会被认为是卑鄙的背叛。不必多说，这样的感情在美国工人中是不存在的。在这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界限是模糊不清的。[30]

戈德金时代的美国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工人阶级队伍尚不够壮大，不能说明后来30年中经历工业革命洗礼的美国工人阶级状况，但一些美国学者却将其说成是美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征，20世纪初崛起的康芒斯学派更将阶级意识全部抹煞，认为“美国工人阶级从来不具有阶级意识”，美国工人运动只能产生“职业意识”。[31]

对于否认美国工人阶级具有“阶级意识”的说法，张友伦先生在其著作中曾多次予以抨击，他曾引用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不少有关美国工人阶级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证据”。[32]事实上，当海伍德在1905年1月世界产联的预备会议上阐明世界产联的宗旨“是要工人阶级掌握经济权利、生活手段，控制生产和消费机制”时，当他在几个月后的世界产联成立大会上宣布 “这个组织将要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和建立”时，当世界产联率领的美国产业工人公开与联邦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为敌，将建立一个行业工会“政府”来管理工业和其他社会活动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时，大概已经没有人怀疑他们强烈的阶级意识的存在。[33]

            那么为什么威斯康星—康芒斯学派会对这些公开敌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视而不见，反而强调“职业意识论”呢？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世界产联人数相对较少，活跃时间也不够长久。而大多数美国工人并没有认同激进主义和参与激进活动。康芒斯学派的朴尔曼明确指出美国工人缺乏阶级意识。他写道：“对于美国整个工人阶级队伍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职业意识’。”[34] 尽管后来崛起的新劳工史学不再满足于“职业意识论”解释，强调“工人文化”和“工人的控制”，但“职业意识论”在美国工运史上一直不绝如缕。[35] 张友伦教授在另一篇文章中总结说：“从总体来看，美国工人运动受工联主义影响极深，总是把眼前利益放在首要地位，“职业意识论”颇有市场。”[36]

与“职业意识论”相关的是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即认为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因此不会出现欧洲那样激烈的阶级对抗。有关美国中产阶级论，最经典的说法来自于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受历史学家基佐的影响，托克维尔抱着“中产阶级最有前途”的信念，在美国找到了他理想中的社会——一个缺少封建传统，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并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基础。从此，中产阶级意识成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据称，1940年《财富》杂志在美国所做的一次调查中，有 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美国历史上，中产阶级意识也被看作是消解等级观念和阶级矛盾的一剂良药。工作性质相当、收入水平相近的人，在英国可能会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一员，而在美国则会自认为中产阶级。张友伦先生注意到，美国学者对于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有不同的理解。[37]他引用了范内曼和坎农在《美国人的阶级观念》一书中所采信的希腊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波伦查斯的观点，即认为：

中等阶级是使工人处于受压迫地位的阶级结构的一部分，是资本和劳动冲突矛盾中附属于资本的部分。他们和资本家不同，不掌握生产资料，同工人阶级不是雇用和被雇用的关系。他们的任务是管理工人，设计工厂，负责对贫苦工人进行帮助等社会工作。他们既不是资本家又不是工人。[38]

而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仅存在着客观标准上的不同，还存在主观感觉上的差异；既包括收入、职业、教育水平等通行标准，也包括因种族、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带有倾向性的主观判断。张友伦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各种因素和各种解释都进行了深入剖析，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美国学者所说的中等阶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阶级，实际上是中等收入的社会阶层。它本身并不稳定”，又经常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美国学者把许多明显属于社会下层的人物划入中等阶级”，造成概念上的混乱。界定标准上的差异，调查方法上的缺陷（譬如问卷中通过栏目划分误导调查对象）以及包括被调查者在内的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广大民众在主观认同上的倾向性，都造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扩大化。[39]

张先生通过对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结构的分析，审视了美国社会从早期到二战以后发生的诸多变化，不仅为我们研究美国劳工史提供了指导，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把握美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张先生早年的研究，尽管也同中国的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带有一定程度的时代局限，但其客观、稳健的学风和厚重、平实的文风，保证了其研究成果的持久学术价值，让广大后学受益匪浅。张先生文如其人，将其文集谦虚地命名为《孔见集》，取《盐铁论》“通一孔，晓一理”之意。而我们从其所著中，总能领略到先生自谦的“一孔之见”其实至深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