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嵩:丁则民教授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评述

2001年2月27日，我国知名史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丁则民先生因肺癌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丁先生毕生矢志史学，淡泊名利，潜心研究，致力于世界历史尤其是美国历史的研究与教学，留下了丰硕的学术遗产。为此，本文对他的治学精神、学术成就和思想试作评价，以飨读者。[1]

                          

                    一   研究与现实结合的爱国情怀

 

丁则民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源于他在风风雨雨中形成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表现了中国学者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内乱频仍，外敌侵凌，山河破碎，民族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由于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耳濡目染，自幼喜好读书。随着星移斗转，丰富而灿烂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滋润了他的爱国热情并使其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强烈。抗日战争爆发时，正在燕京大学就读法律的丁先生，象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华北抗日工作，后赴西南联大历史系就读。期间，他亲耳聆听陈寅恪、钱穆和刘文典等学术大师的教诲。在他勤奋学习的同时，又积极参加当了地的抗日活动，搜集与编译日军的情报。1942年毕业时，多年来的学习和亲身经历使他的内心萌发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希望中国能早日走向统一和富强，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怀着知识救国的理想，丁先生于1947年负笈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美国史。他认识到，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当时只有170多年的历史，但却是个科学发达、繁荣昌盛的世界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应该从各方面研究美国，探索其经验与教训，以便“为我们中华民族重新在世界上崛起找到一些可供借鉴的东西。”[2] 在异国他乡的岁月里，他深深地感到海外华人与祖国强弱的唇齿关系，理性的思考更加坚定了他学成后矢志不渝、赤心报国的决心。1949年当他获悉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激动不已。尽管他喜欢西雅图，[3] 也可在那里以过上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义无反顾地冲破美国政府的种种刁难和国民党军舰的重重封锁，取道香港，回到祖国。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尽管风雨沧桑，丁先生始终没有放弃对历史特别是美国史的研究，研究与现实相结合的情结始终贯穿于他的思想中，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对美国排斥华人、美国对外政策、西部史和中美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中美关系因美国政府的敌视而处于对峙状态，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中美关系恶化到极点。客观形势要求中国人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对手，中国的学者尤其责无旁贷。作为新中国首批美国史学者之一，在强烈的爱国情怀的驱使下，丁先生把对美国史的早期研究锁定在美国排斥华人和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两个方面。

丁先生在留美期间，深切体会到华人对美国社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尽管史料有限，丁先生却凭着在美留学期间积累的资料，并参照清朝以来的各种史志、游记，潜心研究，撰写了论文《美国迫害华工史辑》和新中国第一部《美国排华史》，[4] 以大量史实阐述了1848年至1940年美国限制和迫害华侨的历史。尽管《美国排华史》的篇幅有限，论述的深度有待加强，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史学家所必需的理性分析，因而在史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该书也多次再版。此外，由于五、六十年代中国与美、苏关系的恶化，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及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空前加强，长期遭受殖民侵略的共同命运使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在反帝反殖民斗争中走到一起。丁先生以史学家特有的睿智，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发表了一系列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侵略扩张的论文，[5] 其中，《1899—1923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政策》，洋洋洒洒，以两万多字的篇幅和大量确凿的史实批驳了美国不是殖民主义国家的论调。他明确指出，美西战争结束后，由于美国在古巴采取了“统治而不兼并”方式，“发展了一套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控制和奴役弱小国家的办法，” 使形式上独立的古巴实际上成为从属于它的保护国。随后，美国将这种方式推及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南美洲，形成一种具有美国特点的殖民侵略和统治形式。此种形式貌似“温和”、实则较之于赤裸裸的殖民侵略更狡猾、更持久，因而更具侵略性。[6] 尽管这篇宏论难免具有其时代的印记，但就其资料性、思想缜密性、分析角度和深度而言，国内能出其右者寥寥。

尽管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迫使丁先生中断了他珍爱的研究事业，但他痴心不改，爱国依旧，史学家的使命感使他对美国史问题的思考从未停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丁先生迎来了他研究生涯中的第二个春天。他认识到，十年内乱在各个方面，包括史学研究，拉大了与外国的差距。这种紧迫感促使他只争朝夕，追赶国际史学发展的脚步，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国史研究中，论著如雨后春笋，连篇累牍。

针对当时中国美国史学界若隐若现的“美云亦云”现象，丁先生再次将美国移民史作为研究焦点之一。他主张从美、中两国历史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探索美国对华人移民的政策，在研究中一方面牢记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应该体现出中国人的研究特色。因此，他相继发表了《百年来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美国的“新移民”与文化测验——兼评本世纪初美国学术界限制 “新移民”的观点》、《外来移民在美国历史中发挥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族裔史学及其发展》和墨香尚存的《美国移民史中的排外主义》等系列文章，对移民、民族和族裔概念、美国的移民政策变化、外来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排外主义等历史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其中重大问题的实质。[7] 这些成果以大量的史实批判了美国政府和排外势力对少数民族的不公正态度，强调了移民对美国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讴歌了美籍华人可歌可泣的经历及其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再三告诫学生，美国不是移民的天堂，祖国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在丁先生的内心中，他始终期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他明确指出：“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它的历史、特别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历史，既经历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也包括了社会不断变革的丰富内容。许多历史问题的研究都可以作为我国当前改革的参考和借鉴。比如探讨美国城市管理体制的演变、垄断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美国西部的开发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都会给我们当前改革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启迪的。”所以，研究应体现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达到为我国现实更好服务的目的。”[8] 为此，他从80年代中期开始，潜心研究美国西进运动史，认为西进运动的“主要内容涉及三个方面：即扩张、移民和开发。过去国内有些论著涉及这一历史问题时，多侧重揭露美国征服西部和土著居民的扩张活动，而对于移民和开发这两个方面则阐述不够。这表明我们对于持续百年的美国西进运动还未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不仅可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当代美国的历史由来，而且对我国当前的‘四化’建设也是不无意义的，特别是对我国当前开发大西北的巨大工作是不无参考借鉴作用的。”[9] 国内美国史泰斗之一黄绍湘先生评价丁先生在美国西进运动研究中所做出的贡献时指出：“在西部开发问题上丁先生特别指出用19世纪末美国西部开发模式来指导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中国西部开发是不可取的，因为时间、地点等都不同。特别是在生态恶化和对少数民族政策方面，美国历史给我们的警示大于指导。这是一个意义十分深刻的见解。”[10]  1999年，丁先生发表了《城市促进者在拉斯维加斯发展中的作用》一文后，[11] 将其寄给澳门特首何厚铧，希望能够对澳门的发展有所借鉴。管中窥豹，先生治学的现实关怀尽显其中。

在丁先生的心目中，他无时不关注中美关系的走向，即使暮年，也是如此。在他看来，两和则兴，反之则俱伤。因此，中国学者研究两国关系史，必须体现中国的特色并为两国关系的改善服务。他在《中美关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中指出，由于中美关系中合作与冲突并存，使“中美关系具有曲折性和易变性”。由于美国公众对世界事务的了解陷入“非黑即白”的模式，加之一些美国人“总想找一个敌国来确定美国的外交方向”和美国媒体与学者的鼓噪煽风，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12] 在《当代中美关系及其走向》这篇文章中，先生对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严重分歧及其重要性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后，满怀深情地呼吁：“让双方有识之士为增进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做出更多的贡献吧！”[13] 此文作为先生最后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稿，再次倾注了老人家的爱国情怀。拳拳爱国之心，山河可鉴。

 

                    二   点、面并举的整合性

 

丁先生孜孜以求，博览群书，笔耕不辍，虽未著作等身，但硕果不断。他一生撰写和参编的著作6部、与人合作翻译4部、论文40余篇。从其发表的时间和覆盖面来看，具有“宽——窄——宽”的特点。第一个“宽”是指50—70年代末在着力于美国史研究的同时，更多地着眼于世界近现代史问题；所谓“窄”是指1978——1990年间集中于美国史的深度研究。在90年代丁先生的研究又回到了相对意义上的“宽”的层面，其研究仍集中于美国史，但层面大为拓宽，涉及西部史、移民史、民族史、城市史、妇女史、区域史、环境史等领域。这样，与前期的“宽”形成鲜明对照，是前期“宽”与“窄”的发展和继续，形成了点、面并举的整合性研究体系。据此，我们将丁先生的成果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第一个“宽”，即为推动世界史学科建设而编著的教材、译著和论文等，涉猎二战史、欧洲史、拉美史和美国史。在这一类成果中，按照其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面是世界近现代史教材的编撰。应该说，在史学传统丰厚的中国，1949年以前的史学主要囿于中国史。世界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相关研究处于准备阶段。同时，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上，许多成果深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外国史的人很少。因此，建立我们自己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就成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有鉴于此，丁先生于1956年受教育部委托，主编了《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供各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试用。在此基础上，他于1957—1958年与人合编了《世界现代史》（上），1961—1962年又出版另一部《世界现代史》（上、下册）。前者叙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到二战结束时的世界历史，后者增加了战后到五十年代后期的历史，两者是国内出版较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编教材之一，在高等学校广泛使用，影响了一至两代人。尽管这些教科书中难免带有时代的痕迹，但毕竟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建立和完善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1979—1980年，先生还积极参加了王荣堂、姜德昌主编的《新编世界近代史》的编写工作，该教材后被国家教委推荐为高等院校通用教科书。[14]

第二层面是为配合教学而进行的重点问题研究，先后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性质和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革命等论文，[15] 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为它与一次大战一样，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矛盾日益尖锐化所引起的；但在战争性质上却与一战根本不同，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性质。”1941年苏联的参战更加强了这种反法西斯的性质。文中还指出，在苏联参战前，还“存在着另一种性质的战争，那就是1939年9月初开始的英、法政府对德国的帝国主义战争”。[16]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丁先生在50年代中期就指出了苏联参战前的民族解放和反法西斯的性质，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因为在当时能够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寥寥可数；第二，80年代末，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丁先生曾指出，在当时把英、法对德战争定性为帝国主义战争是否合适，需要重新认真探讨。这既反映了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又为新一代学者提出了老题新作的要求。

第三层面是翻译国外学术成果。在这方面，丁先生首先翻译了美国学者安娜·罗切斯特的《美国资本主义（1607—1800）》。该书以马列主义原理为指导，系统阐述了17和18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美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的革命斗争，对我们了解当代美国历史很有帮助。1974年从农村调回学校后，丁先生投入很大精力与人合译了罗杰•威廉斯的《欧洲简史：拿破仑之后》和亨利·赫坦巴哈的《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等书。《欧洲简史》是关于欧洲史的教学参考书，其特点是用较大篇幅阐述欧洲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俄罗斯帝国主义》是关于15世纪中叶以来沙俄对外扩张史的论文集，探讨了俄帝国主义的起源及其对周围地区的侵略。[17] 尽管这些著述的作者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但对当时了解国外研究动态，推进国内世界史研究和教学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类是我们所说的“窄”，即1978-1990年间丁先生对美国史学史、移民史和断代史研究。这实际上是先生是对自己在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和对中国美国历史学的发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弥补国内关于美国史学史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产生点面结合、凸现历史整合性的效用，从而在推进自己的研究生涯的同时，也为他视如己出且日益增多的研究生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丁先生的研究成果，无论其数量还是学术水平，均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研究中的客观性、缜密性和系统性特点也更加突出。

关于美国史学史，丁先生认为，把握其发展与演变是追求学术真谛的前提。美国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史学发达，流派林立，其中有些往往可以主宰美国史坛几十年。如果不弄清其来龙去脉，研究中就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相关的研究比较薄弱。为此，丁先生博览群书，广集资料，条分缕析。在研究中，他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美国学者的观点，因为他相信，多数美国史学成果深受资产阶级史观影响。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去伪存真，洋为中用；（二）由于中国人研究美国史学史时在资料上不占优势，所能做的是在对其加以鉴别和研究的基础上，力争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舍此难有突破，更谈不上在国外史学界获得一席之地。

从先生的研究成果看，他系统研究的首要对象是以弗雷德里克·J·特纳为首的“中西部学派”和以查尔斯·A·比尔德为代表的经济学派。关于特纳及其流派，丁先生主要发表了5篇论文，重点阐述了边疆学说和地理决定论的基本立论及其在美国的历史上的影响，批判了这两种理论中的扩张主义思想和地域决定一切的错误论断。[18] 先生认为，边疆学说的创立正值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其中鼓吹的扩张主义适应了美国向海外扩张的需要，所以这一学说受到了当时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布鲁克·亚当斯、亨利·洛奇、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等人的一致赞扬，因而对美国的海外扩张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19] 此外，先生特别强调，在20世纪的美国学术界，之所以一度出现了贬低和忽视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与特纳的影响密切相关。在特纳看来，向西部扩张在美国历史中具有独特的决定性意义，而“关于奴隶制的斗争”只是美国历史中的“偶然事件”。因此，他极力避免“达半世纪之久”的奴隶制问题，力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奴隶制转移到边疆问题上。[20] 关于比尔德，丁先生围绕美国学界对其关于美国宪法的经济观所提出的批评和质疑进行了评述。由于比尔德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强调了经济因素在美国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比尔德在1913年出版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就是运用经济决定论揭示美国历史的典型，也是美国学术界第一部探讨美国宪法制定过程的权威性著作，支配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许多美国历史教科书和研究成果在论述美国宪法时都以他的著作为依据。但在二战后，比尔德的观点却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丁先生认为，这种现象既说明了比尔德的学术影响和美国学术界对史学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了美国学者们追本溯源的精神，这是学术研究中应该称道的好事。[21] 另外，先生对美国革命史观作了较系统的评述。在先生主持编译的第1期《美国史译从》中，还刊载了当代美国进步史学家菲利普·丰纳的“美国史学家论美国南部黑奴制度”以及埃德蒙·摩根“对美国革命不断变化的解释的评论”等论文，介绍了美国史研究动态和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和比尔德的生平和治学经历等。[22]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索，丁先生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体系。

关于断代史，先生倾力于19世纪后期美国发展史的研究，完成了国家社科“六·五”科研项目《美国通史》第三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年）的撰写任务。在丁先生的主持下，该书几易其稿，历经八载，由数人分工合作完成，是我国第一部研究19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发展的力作，代表了我国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研究的最高研究水平，是丁先生治学风格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19世纪后期是美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它经历了由近代向现代、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等方面的过渡。为了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探讨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发展规律，先生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资料，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对其经济结构、区域开发、城市化模式、外交政策和文化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了“镀金时代”的历史，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独有的见解。他在总结“镀金时代”的时代特点时指出：第一、美国工业高速发展并走向集中和垄断，而极端的自由放任政策又使美国成为典型的托拉斯帝国主义国家。第二、奴隶制度废除后，开始了工业资产阶级独揽大权的时代。第三、正当西部迅速走上“美国式”的发展道路时，南部却走上了“缓慢而痛苦的‘普鲁士式’发展道路，使南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美国闭塞落后的地区。”（见该书第2页）在此，先生高屋建瓴，将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当然，这部力作中的真知灼见不啻如此。如在阐述西进运动的历史作用时，除了论述其在经济发展和版图扩大等方面的作用外，还着力分析了西进运动对美国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形成了民族进取和求实的精神，助长了民族流动迁徙的传统，养成了民族讲求速度与效率的作风，滋长了铺张浪费的恶习，促成了民主制度的发展。（见该书第141-145页）此外，在结构上，正如相关的书评中所指出的那样，该书“打破时间界限，以专题为章。各章既自成体系，又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不失整体内容和逻辑上的衔接。而在每章中，从多方面、多层次对每个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层层剖析，溯本求源，揭示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23]

值得提及的是，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先生仍然没有停止他多年来所从事的美国外来移民问题的研究。不同的是，在新的时期，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美国移民政策体系。对于20世纪初美国学术界限制移民入境的观点，先生予以无情地批判，并强调了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他指出，美国的移民政策是与它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需求相适应的。在美国经济迅速发展而劳动力缺乏的时期，它“采取来者不拒的政策”；一旦美国人口激增到不那么迫切需要劳动力时，就实施了选择和限制性质的政策。在此前提下，美国移民政策也取决于其国内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战后难民法的实施就是明显的例证。[24] 总之，细读先生的文章，不仅论述言之有据、极具时代感，而且使人读后既在个案研究上获得启迪，又在整体理解上深刻认识了美国移民政策的实质。

第三类是在前期基础上的“宽”，即拓宽美国历史研究的层面。这表现在：一方面丁先生自己研究美国历史的领域大为拓宽。他在继续研究移民史和史学史的同时，又涉入城市史、西部史和族裔史学。从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到美国内战与加州的发展、从亚洲移民政策到中美关系、从西雅图精神到拉斯维加斯的城市促进者，许多研究领域都留下先生的足迹。另一方面，由于从80年代末开始是丁先生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高峰期，他通过指导学生论文，先后步入了美国民族史、城市史、妇女史、环境史、区域史、西进史等领域。

这一时期，丁先生的学术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他本人及学生对美国西部史和移民史的研究。虽然丁先生对西部史的研究源于《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的撰写过程，但绝大多数相关成果是在90年代发表的。在此问题上，他仍然没有忘记先从其史学研究入手，[25] 然后再由史学而历史，从19世纪美国西部的开发逐渐迈入对整个西进运动史和20世纪美国西部发展史的研究，并指导学生对西部史的重大问题——西部土地开发、铁路建设、摩门教、采矿业、畜牧王国和西海岸城市化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26] 不仅形成了比较可观的研究规模和完整的研究体系，而且使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的西部史研究在全国独树一帜。[27] 其中，王旭博士撰写的《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得到中国美国学界的高度肯定，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研究美国西部史和城市史的最高水平。

此外，丁先生多年来在移民史领域的研究到90年代结出了更为丰硕的果实。他的三位博士毕业生先后写出了近年来中国美国民族史、移民史研究领域的三部佳作，即黄兆群的《纷然杂陈的美国社会——美国的民族与民族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戴超武的《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黄兆群不仅勾画出美利坚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全貌，而且突出地论述了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亚洲人和拉美人五大民族集团在美利坚民族一体多元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的认同和矛盾冲突，剖析了美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演变。梁茂信系统考察了美国建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移民政策的发展变化，重点论述了移民限额制度的产生和变化，深入剖析了全球限额制的形成及其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系统、完整的美国移民政策史的专著。戴超武则系统考察了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的变化，深刻揭示了其政策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变化对亚裔群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影响，重点分析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美国的遭遇及其处境变化，可看作是梁氏著述的姊妹卷。三本书的共同特点是，基本论断大都是根据新资料经过独立研究的成果，它们都蕴含着难得的理论创新勇气和科学精神；都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面、多视角来考察美国的民族问题、移民政策和移民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对美国民族史、移民史以全景描绘。由于它们都是在丁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部分地反映了丁先生的研究成果。

为了扶持、激励学生的史学研究，丁先生分别为上述四部佳作撰写了序言。丁先生作“序”与常人不同。他不是简单的对著述加以褒贬，溢美之词甚少，而是首先对作者探讨的问题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阐述自己的见解，而后加以简要评述，指出其长短。例如，在“《美国移民政策研究》序”中，在扼要回顾美国外来移民潮以后，丁先生根据美国建国以来移民政策的演变，以1882年排华法的实施为标志，将美国接纳外来移民的历程划分为自由移民时期和限制与选择时期。先生对每个时期重大的移民政策都进行了分析。在序言的最后，先生从方法论和现实意义的角度对《美国移民政策史》进行了评述。纵观全篇，先生作序是建立在对美国移民政策史全面了解和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是有的放矢、认真负责的。

 

                     三  历史研究是多维性的思考

 

丁先生曾多次指出，治史之道，贵在发掘资料，重在探索研究方法。无论是研究专题史还是断代史，观察历史事件和人物或者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一定要避免坐井观天，闭门造车，不要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要将横向和纵向线索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从多维的角度，多层面、多方位地观察每一个历史现象，然后再适当地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去加以诠释，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再现历史。这既是他对自己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其中所蕴涵的深刻而独特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既体现在他严谨扎实的治学方面，也表现在奖掖后学的谆谆教诲中。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并丰富其史学理论。丁先生指出，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美国历史的发展都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典范。我们要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但也不能拘泥于其中的个别语句，而是要运用其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进行分析。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现代美国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相比，在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有许多新现象是经典作家生前未见到的，因此，不能也不应要求他们对出现的新的具体问题做出贴切的解释。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当代人创造的许多新理论、新成果进行研究，把一切真正的、科学的、先进的东西吸收进来，这样才能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28] 在8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研究外国问题的学者，包括一些研究美国史的学者在面对如何吸收外来新文化、新思想和新观念方面顾虑很多，担心弄不好会“污染”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针对这种现象，丁先生指出，我们应该克服这种顾虑和畏惧心理，应该在不断提高自己认识的前提下，相信几十亿外国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新文化、新思想中必定有许多可供我们吸收的好东西。只要是先进的，经过我们的鉴别和消化，便可为我所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吸收了不少资产阶级学者的先进思想。因此，我们应该相信中华民族的消化力，即使一时吃下去一些坏东西，也会适时排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29]

具体到美国史研究，他指出，要有突破，就必须阅读大量的原版论著和资料，涉猎其中的理论和思想。在美国学者的论著中，既有治学严谨的传世佳作，也不乏标新立异、粗制滥造的作品，其中的观点形形色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美国历史的著作只占极少数。我们阅读时，必须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去鉴别和分析，吸取其精华，剔除糟粕，切忌囫囵吞枣，将一些奇谈怪论奉为解释历史的“新见解”。[30]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丁先生始终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结合美国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和日益丰富的史料，对美国历史上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进行理性的探索和分析，写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论著，为丰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注重专题研究和整体历史的结合，取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之长，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和创新。丁先生十分强调从宏观上把握美国历史的发展。但是他不是不分主次地研究美国史，而是如同前文所述，将历史的点与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不仅自觉地把美国整个社会历史及与之相关的学说作为研究对象，如对特纳的边疆学说和比尔德的经济史观的研究涉及的都是对美国整体进程的解释，而且着力于那些反映美国社会历史特性和与之有必然联系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从外交政策到中美关系、从美国革命到美国宪法、从西部史到城市史，几乎涉及美国社会发展史的各个方面。在每一个层面，他十分关注广大群众的生活、情感和行为，如对移民、华人、黑人、印第安人和妇女史的研究揭示了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突出作用。所有这些都在时间和空间视野上拓宽了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构筑我国美国史研究的科学体系，而且展现了中国人缜密而独到的历史观。

在方法论方面，他将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传统史学一般在观念上通过对史料的批判、考订较勘、以如实地再现历史为研究目的，因而在表述上把客观叙述放在首位。然而，任何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学者作为人的主体的介入和解释，如果撇开主体解释，那么，就不可能客观而全面的再现历史。丁先生认为，尽管如此，传统史学对史料的重视、考据方法、归纳分析方法等仍然是需要的。他每每研究一项课题时，都要首先理清其来龙去脉。同时，他认为，仅仅追求具体的历史情节的再现是不够的，还需要使用跨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用可能获得的数据、资料去验证已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或创设新的体系。因此，从 80年代起，丁先生追随现代史学的发展，适应科学化的要求，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借鉴理论和方法，对美国历史进行综合性、规律性的探索与创造。这样，传统的叙述性、可读性和专业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丁先生的研究成就斐然。

   （三）丁先生作为国内杰出的美国史教育家，有着高屋建瓴的育人观，以英才辈出而闻名。丁先生从事高等师范教育工作达50余年。他一方面给学生讲课，教给他们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方法，另一方面也注意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力求做到“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出合格人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与专业课所讲授内容相结合，二是针对学生的思想情况进行个别或集体谈心。比如，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学生感到西方国家科学先进、经济发达、生活富裕，而中国在各方面贫困落后，因而出现失望悲观情绪或生不逢时的感觉。对此，丁先生在讲授美国开发西部时，详细阐述了移民在西部披荆斩棘、战天斗地的艰苦历程，说明任何国家由贫到富、由弱到强，都非一蹴而就。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惨淡经营，而年轻人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1] 在80年代“留学热”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学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族气节和精神不能丢。无论国外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多么优厚，不管国外社会和经济多么发达，那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出国学习、进修或参加会议，都应按时去按时归，用自己的所学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这是每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丁先生先后为学生开设过美国史入门、美国史学流派、美国近代史专题、美国现代史专题、移民史专题、西部史专题等课程。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丁先生除认真备课外，不断吸收新的科研成果，更新教学大纲与教学内容。他认为，这不仅可以拓宽学生视野，跟踪最新研究动态，而且能启发和提高他们探索问题的思维能力。为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针对学生年级和程度的差别，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低年级的课程，他多讲，辅以少量的讨论和作业，锻炼他们的写作能力。高年级和研究生的课程，则减少讲授，增加讨论和科研活动。丁先生认为，教师的职责不仅限于“授之以鱼”，更重要的是相机“授之以渔”。只有这样，才能诱导学生逐渐掌握研究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增强他们的工作能力。先生一再要求学生在研究中遵照学术规律。他经常以美国史学家特纳勉励学生。他说，特纳作为美国史学界屈指可数的大家，一生仅出版两部专著，文章也不多，但他的史学思想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支配美国史坛一个世纪之久。这说明著书立说不在多而在精。[32] 这既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也要有科学求实的学风，如此才能对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先生反复强调，学术研究的依据都必须确切无误，这样才能使结论站得住，具有说服力。考虑问题时，要习惯于听取不同意见，汲取合理成分，以充实和提高研究的质量。在他的倡导下，学生每篇专题研究的构思形成后，都要在研讨班展开讨论，互相切磋，然后再进一步修改。实践表明，这是促进学生思考问题和提高研究质量的一种有效方式。[33] 正是凭着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治学精神，膝下无嗣的丁先生，悉心培养了30多名研究生，其中13人获得博士学位、18人获得硕士学位，他们纷纷在美国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不仅有像样的著作出版，而且其中多数已成为我国美国史学界的骨干。面对丁先生呕心沥血，奖掖后学，兀兀终生的风范，国内一些学者称他“不仅是著名的美国史专家，也是杰出的美国史教育家。”[34]

（四）致力于打破中国美国史研究与国际美国学界封闭隔绝的状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在国际美国史学界拥有较高声誉。这里所说的打破封闭隔绝状态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国外的、尤其是美国的史学发展不仅有所了解，而且又有切合实际的客观分析和评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吸收国外史学发展中的积极成果，为我所用。所以，丁先生从史学研究伊始，就以一种比较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待国外的史学发展。他对美国史学的深度研究不仅充分展示了其开阔的视野、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为我国史学从整体上摆脱自我封闭状态、向国际史学接轨做出了贡献。

二是具体学术交流的开展，这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丁先生通过各种渠道尽力与国际学术机构建立联系，召开国际会议。在1991-1995年间，丁先生借助沈阳领事馆的帮助，与美国学者共举办了5次国际电话学术会。一些著名的美国学者将他们的最新成果及关于某个课题的最新见解通过电波传递到长春。之后，1996年8月在长春召开了美国城市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德国、瑞士、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及国内百余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就美国城市史的诸多问题进行了交流，扩大了我国美国城市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的影响。在丁先生的主持下，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先后与耶鲁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加州大学、南伊利诺大学、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与美国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二，他通过与美国学者和学术机构的关系，得到美国历史协会、援亚书社、加州北岭州立大学与部分美国学者的赠书近2000多册，使所里的师生不必远足即可顺利完成手中的科研项目。其三，除了定期有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前来讲学外，丁先生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亲自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并不断将学生送出去学习。他的6名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被美国驻华大使馆遴选为中国年轻学者参加美国历史学术会议或研讨班。丁先生的上述工作推动了中外、特别是中美间学术交流和发展。由于丁先生在中国美国学界的贡献与声望、特别是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他在80年代末被美国最权威的两大史学刊物之一《美国历史杂志》遴选为特约评论员。1994年被美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收入《国际名人辞典》和《世界知识精英名人录》。在国内，丁先生在历史教学和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使他获得了广泛赞誉。他多次获得吉林省和国家级奖励。1989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授予的高等师范院校教师二等奖以及吉林省委和省政府颁发的“吉林英才奖章”，1999年获得“为振兴长春、发展长春做出突出贡献，获教书育人奖”。他所获得的其他先进工作者和政协积极分子等各种光荣称号不计其数。

丁则民先生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和他珍爱的研究与教学事业，但先生广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高尚的人格，都将激励我们加倍努力，为中国美国史学的发展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