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丁则民教授学术成就概述
丁则民教授是我国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有志于攻读历史，先后求学于西南联大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49年底，丁先生怀着爱国热忱，毅然中断在美学业，归国参加建设事业。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四十年的治学生涯，虽屡经坎坷，却未能使先生辍止耕耘，至今终于饶有硕果。
50年代初，丁则民先生在中美关系史领域开辟了最早的园地，继而主持编写了国内最早的世界现代史成套教材，为世界现代史教学体系奠定了基础。60年代，丁先生集中研究了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和活动，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揭示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1978年以来，先生在美国史学史和19世纪末美国史两个专门方向上不断进取，获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为形成我国的美国史体系作出了贡献。他在1979年创建的东北师大美国史研究室，现已成为国内可数的几个美国史研究单位之一，担负着重要的国家科研项自和人才培养任务。丁先生40年来的教学科研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
从建国到“文革”前，丁则民先生的美国史研究侧重于揭露美国的殖民主义扩张和掠夺，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演变。首先从中美关系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即美国对华工政策的演变入手。《美国排华史》(中华书局1952年版)以详尽的中外文原始资料，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与掠夺华工的关系。从早期美国的契约奴、黑奴到19世纪中叶的华工，都是美国历史不同时期承担最艰巨开发生产的劳动力来源。这种劳动力输入是美国资本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的形式之一。尤其在西部开发和修筑横贯大陆铁路的过程中，华工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华工的血泪浇灌了加利福尼亚的田园。然而，随着美国国内阶级矛盾趋于尖锐，排华浪潮逐渐在西部以至全国蔓延。统治集团利用这种排华情绪，制定了一系列排华立法。美国资产阶级从诱骗、胁迫华工到排斥、驱赶华工的变化过程，正是由美国国内市场和海外扩张的需要所决定的。《美国排华史》在建国初期对于中美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至今虽时隔35年，由于它所揭示的主题在中美关系史和两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故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仍确定无疑。
其次，丁先生着重研究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政策和新殖民主义政策。50年代初，丁先生就发表了《门罗主义与美帝侵略政策》(载《历史教学》1951年第6期)，这是我国史学界研究门罗主义的最早成果之一。60年代，丁先生又连续发表六篇论文(分别载于1963-1964年《文史哲》、《历史教学》、《史学月刊》和《吉林师大学报》等)，进一步详尽论述了美国的“熟果政策”、“大棒政策”、“金元外交”等帝国主义政策的源流关系，并以大量史实证明了美国把拉美变为它的“后院”，为它建立世界霸权准备了条件。美国先后在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实行了典型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即在形式上保持其独立，实际上使之变为受美国全面控制的保护国。以后美国将这种政策推行到中南美和亚太地区，并且与美国全球战略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势力范围。这些研究从理论的高度来把握美国对外政策的发展特点，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国际形势的需要。
二
1978年以后，丁先生的研究重点转向了美国史学史。这种转移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拓宽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广度，有助于深化对美国通史本身的认识，另一方面，这是由美国史学本身的特点所要求的。美国史学新旧流派五花八门。只有弄清楚各流派的来龙去脉及其基本观点的实质所在，才能正确判断各种史学解释的是非和材料的真伪。丁先生以特纳的边疆史学和比尔德的经济史学为典型，连续发表近十篇论文，对这两个美国史学中最有影响的流派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
(一) 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这两个流派对美国历史学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在《美国的‘自由土地’与特纳的边疆学说》(载《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一文中，丁先生提出特纳边疆学说标志着美国学术思想真正走向独立。特纳摒弃了把美国制度看作只是中世纪欧洲文化遗产的继续的“生源论”观点，强调从美国的具体环境、特别是西部边疆来阐述本国历史和本国制度的源泉。他认为，美国的历次重大斗争都是地域斗争的产物。(见《特纳的‘地域理论’评价》，载《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把边疆和地域这两个基本因素结合起来，提出了边疆是活动的地域。因此，特纳学说使美国历史解释摆脱了条顿文化的束缚，成为一种富有生气的独立的学术思潮。
比尔德在特纳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经济因素在美国历史中的决定作用。他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70余年来一直是研究美国宪法的必读书。丁先生在《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宪法》(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一文中，肯定了比尔德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比尔德突破了单纯从政治角度探讨宪法起源的旧观点，把制宪会议同利益集团的冲突联系起来，从而揭去了罩在美国宪法上的神圣光环。比尔德的经济决定论对20世纪美国进步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运用大量数量资料来叙述和分析矛盾冲突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的企业史学和计量史学所继承，构成了美国史学的一大特色。
(二) 丁先生在研究中剖析了特纳和比尔德理论中的谬误及其消极影响，廓清了两大史学流派的本来面目。他着重批判了由边疆学说派生出来的三个观点:一是“边疆决定美国民主制度”的“森林哲学”；二是“西部自由土地提供充分机会”的“安全阀”理论，三是“不断扩大边疆是美国历史特征”的“天定命运”论。这三个观点似乎是强调美国历史发展的特征，实质上都是为“美国例外论”提供理论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西部空间逐渐被占，垄断资本与社会中下层冲突加剧，争夺海外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形势日益紧迫。特纳学说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正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掩盖社会矛盾、转移视线、巩固统治秩序的需要。
丁先生对于“边疆假说”的孪生观点“地域理论”，进行了认真的辨别和清理，研究了它的思想来源。丁先生认为:特纳巧妙地揉和了“地域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两种当时盛行的资产阶级思潮，进而否认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在《特纳与美国奴隶制问题》(载《世界历史》1986第1期)一文中，丁先生揭示了特纳学派与为奴隶制辩护的种族主义史学的内在联系。特纳学派比直接为奴隶制唱颂歌的南部史学更为隐蔽，更带有“科学”色彩，因而也更具有欺骗性。
比尔德的经济决定论也有严重的局限性。他自称其理论来源是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而否认或抹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影响。比尔德理论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经济史观，受到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桎梏。这造成了他对利益集团的划分过于简单。丁先生对比尔德理论的鉴别受到国内美国史工作者的重视。在重版《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时，特邀丁先生为书作序，以便使读者能更清醒地认识比尔德的经济学派。
(三) 丁先生把史学史研究同美国对外政策的思想渊源结合起来。《“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3、4期)是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力作。特纳从美国边疆的存在中找到了“美国生活的扩张特征”，并断言美国将继续“要求一个更加阔的活动领域”，即扩张是美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于是，边疆学说就适应了美西战争的美国向外扩张政策的要求，并长期支配着美国学术思想的发展。20世纪以来的美国最高决策者们都不断地重复着“边疆”陈词。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被人称为“特纳式讨伐的民主主义者的真正典型。”富兰克林·罗斯福甚至深信，美国的边疆就是世界。二战后的杜鲁门、杜勒斯、乔治·凯南、艾奇逊等人都把“边疆”与“冷战”二者挂钩，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人们还在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纲和里根的“高边疆”战略中看到了特纳学说的影子。这里，
丁先生认为，特纳的“地域理论”充满着扩张主义精神。特纳把美国地域斗争的经验作为欧洲处理国际关系的楷模，证明“揭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在美国”，为美称霸世界作舆论准备。美国决策者们借用地域理论，在二战后拼凑各种军事攻治集团，试图实行世界范围内由美国控制的地域政治。
三
1983年以来，丁先生带领研究室全体同志承担了国家“六五”社科重点项目的任务，着重研究19世纪下半叶(从内战到美西战争)的美国历史。在研究这段历史时，突出强调了把各种矛盾置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背景之中，以深化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在描绘这段历史的图象时，始终把握整体感。
在丁先生的指导下，研究室在编写美国通史第三卷的过程中，在一系列课题上取得了突破，部分改变了“1870年后资本主义走向垂死腐朽”的传统结论。例如，对把南部重建作为“奴隶制复辟”的简单结论加以纠正，提出了南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垄断资本出现和发展的历史意义，认为它作为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也进行了具体分析，这种政策是在社会中下层改革运动推动下，统治集团为了保持社会秩序和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而实行的，它暂时适应了社会结构变动的要求，反映出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此外，对其他若干课题，如美国工会组织的蜕变与工人构成的复杂化;美国的城市化道路与城市群的形成，西部大规模开发和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等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这些课题的研究，开拓了美国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填补了有关19世纪末美国史研究的空白。
丁则民先生对美国西进运动史进行了研究。美国西进运动是美国西部扩张、移民和开发史。以往国内外对西进史的研究，或者侧重于揭露美国征服西部土著居民的扩张活动，或者局限于美国西部的地域性研究，缺乏更全面、系统的考察。丁先生的研究，在宏观上把西进运动同全国市场以至世界市场的扩大联系起来，考察了东部与西部的双向作用和对流，在微观上，引入社会学、人口学、人文地理学、生产力经济学和环境生态学等学科的方法，揭示西进运动的发展规律。通过西进运动研究，说明美国西部发展同美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演变趋向之间的关系，了解当代美国社会的由来。同时，总结美国西进运动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在开发我国大西北及其他后进地区的过程中扬长避短。这一研究课题已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计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丁则民先生在世界近现代史领域内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早在1956年和1960年，丁先生两次主编《世界现代史大纲》，并组织编写了《世界现代史》(上、下册)教材和《世界现代史参考资料》。这套教材吸收了苏联和西方左派学者的研究成果，打破了旧中国的西洋史体系，较科学地分析了世界现代史的发展阶段和特点，成为后来国内多种版本世界现代史教材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同时，对世界现代史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写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历史教学》1957年第4期)等篇论文。
丁先生在进行国别史和世界史的教学研究时，注意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组织许多翻译工作，引进国外学者的重要著述。50年代，他翻译了美国左派学者安娜·罗彻斯特的《美国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57年版)。“文革”期间，先生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同历史系部分教师合译了罗杰·威廉斯的《欧洲简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亨利·赫坦巴哈等的《俄罗斯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版)。1982年，他又主持编译了《美国史译丛·史学专号》。这些译著都对国内的世界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
几十年来，
（作者黄仁伟，现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副院长，当时是丁则民先生门下的博士研究生。《东北师大学报》编辑部要求丁先生指定本文作者写作此文，丁先生对初稿进行了审阅和修改。虽然此文发表至今已经23载，一些用辞难免带有时代的印记，但是这篇经先生本人认可的文章“原汁原味”地记述了丁则民教授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