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6日晚惊悉恩师丁则民先生病逝于长春，哀感莫名。先生竟已离我们而去了，痛悼之余，忆起与先生在一起的八年时光，反复回味先生对我一再的教诲与期望，再次为先生的学问品德所折服和震撼。
我是1987年11月调入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从事图书资料工作的，从此与先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得知我曾读了一些有关美国史的书籍，对美国史很感兴趣并想攻读美国史后，先生非常高兴更是非常支持，立即送我一套有关美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的书籍，鼓励我认真学习，有疑难问题立即向他请教。从此先生每次看到我都要同我询问我的读书进展，并专门让他当时的博士生黄仁伟对我进行辅导。1988年先生招收了3名攻读美国史的硕士研究生，同时安排我与这 3名硕士研究生共修所有的课程，并一一告诉每门课的任课教师我的情况，请他们一视同仁地对待我，要求我。在此期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的知名教授豪斯曼博士来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讲学，先生特地向豪斯曼博士介绍我的情况，也要求我于豪斯曼博士多多交流。以后先生也总是告诉我每个请来讲学的国内外学者都很博学，都有自己的专长，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一定要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多的机会。豪斯曼博士离开时送了我一篇他以发表的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的论文，之后我将这篇论文译成中文，并告诉了先生，先生立即要我将译文拿给他看，先生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了我的译文，让我再根据他的修改仔细研读找出自己的问题，后来在先生的鼓励下，我将这篇译文投给《民族译丛》并被发表。当时先生真是比自己出版著作还要高兴。在此之后，先生有意识地引导我对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的兴趣，给我布置书目，并经常询问我的阅读情况，向我提出一些问题让我进行独立的思考与分析。不久以后我又发表了两篇有关印第安人历史的论文，每一篇论文都凝结着先生的心血。两篇论文从选题、构思、查找资料到写作的段落字句先生都是反复思考认真把关，有时他会给我来电话，告诉我某一个问题应该如何进行论述，可想而知他也是一直在为我思考着论文。
我本科所修是图书情报专业，只是泛泛地学过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史学根底薄弱，先生多次叮嘱我不能孤立地学习美国史，要把美国史置于世界史范畴之内，所以一定要补上自己的不足之处，平时要多看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书籍，特别是要多看史学名家的书籍。1990年夏，我告诉先生这个暑假不回家了，准备在学校多看点书，先生非常赞同，立即给我安排了学习计划，列出让我阅读的书目。先生深恐我只读书不思考，特意指定我每周三和周日上午去他家汇报读书心得，并提出问题让我解答。这个暑假先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再一次翻看他给我布置的专著和论文。认真与我探讨其中的问题，鼓励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对我有时想当然得出的结论，先生决不姑息而是予以逐条批驳，先生就是通过这样的言传身教，使我认识到应该虚心做人，严谨治学，勇于探寻问题，但立论一定要坚实充分。
1992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考试正式成为了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在以后的三年期间，先生一如继往地激励我勤奋学习钻研，每每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的问题和不足。他说他要给我多加一些压力，这样我才能更好地发展，成为一名合格的史学人才。1995年春天，先生左眼突然眼底出血，当时我刚刚将博士论文的初稿交给了先生。后来去先生家师母告诉我先生一直是用手帕捂着左眼，仅用右眼很吃力修改我的论文。当时我流着泪对先生说不要再看我的论文了，先将眼睛治好。先生很平淡地说没有那么严重，倒是你的论文存在很严重的问题，马上就与我说起论文中的问题了。我的博士论文修改了很多遍，每次先生总是催我加快速度，修改好后立即给他送去。直到六月中旬我答辩时，先生的左眼视觉仍然模糊，对此我除了感激以外无以为报，这也是使我负疚终生的一件事。
毕业后我成为厦门大学历史学专业的教师，一直希望自己能如同先生一样地为人师表，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与科研，但每每私下与先生相比，都深深体会到要达到先生对学生视如己出、严谨治学献身于学术的程度实在太难了。工作后先生经常给我来信询问我的工作科研与生活情况，告诫我不可松懈，做个事业和生活中的成功者。每次皆令我汗颜，感到自己在虚掷光阴，辜负了先生对我的期望。先生仍不忘给我一定的压力做一个合格的史学人才。如今先生已离我们而去，悲悼之余，惟有不断地告诫自己，要以先生的学问和品德为楷模，不懈努力，象先生那样教书育人献身史学研究，以此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胡锦山，东北师大历史系1992级博士生，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