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展：读 《野老丹心一放翁》，纪念刘绪贻先生

读 《野老丹心一放翁》，纪念刘绪贻先生

 

于展

 

2018年11月10日，学界德高望重的刘绪贻先生以105岁高龄仙逝。笔者在悲痛之余，又仔细拜读了一下学界同仁在2012年为庆贺刘先生百岁华诞，共同发起编纂的文集《野老丹心一放翁》。文集内容宏富，包罗甚广，但因为刘先生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因此书中美国史的部分就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部分内容清晰反映了中国美国史研究几十年来从薄弱到繁荣的发展历程，基本代表了当前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上乘水准，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当代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缩影。

 

一

刘绪贻等老一辈美国学者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始进行学术研究的，这种艰苦不仅指客观的物质环境，也指的是险恶的政治环境。正如刘先生所言：“我的美国史研究工作开始于1964年4月，大体上可以说是开始醖酿“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因此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缺乏切实可用的图书资料，我们能够得到的图书资料大都是受过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的。二是我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不能自己作主；因此这13年，对于我这个美国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乃是大好年华虚度。第三个问题是，当时我研究美国史，经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美国史中哪些部分可以研究，哪些部分不可以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遵循什么规律；美国历史上人物和事件应如何评价等等，都是要有指示、尤其是最高指示作根据的。违反或背离这种根据，不独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而且会招引批判甚至祸灾。”改革开放后，他甚至还遭到左倾教条主义的阵阵“倒春寒”，面临巨大的压力。

尽管各方面条件艰苦，但刘先生等人老当益壮，仍以自己的勤奋、勇气和才华，奠基铺路，“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学科规划、队伍组织、人才培养、著书立说、翻译介绍等诸方面，贡献彰著，德高望重”。他们的主要贡献包括创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持《美国通史》的撰写、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以及挑战禁区进行学术创新等。

这些工作都很不容易。如编纂《美国通史》就经历了很多曲折。正如本套丛书的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先生所言：“丛书从启动到出版，一共用了24年。由此也可以想见这套书问世的艰难。这套书的编写并不顺利。编写人员大都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社会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写作，另外还存在经费或资料短缺的困难。1979年末美国史研究会成立期间，部分编写人员对完成《美国通史》缺乏信心，甚至开始打退堂鼓。以刘先生、杨生茂、丁则民等为代表的一些人则认为《美国通史》可以完成，而且要高质量地完成。没有他们的执着与坚持，《美国通史》6卷本就不会问世”。而且到后来通史第一卷和第四卷不得不中途换帅，才得以最终完成。

创建研究会虽然比较顺利，但此后的工作开展也困难重重。曾做过研究会理事长的南开大学张友伦先生就很有感触，他总结说“研究会虽然不大，但会员分散在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要把大家动员组织起来很不容易，秘书处的工作是相当繁重的。研究会成立后，刘先生被公推为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不但要处理这些日常工作，而且要组织年会和筹办研究会通讯。这两项工作是研究会赖以联系会员和推动工作的重要措施，但也是费钱费力的事情”。“秘书处在缺乏经费，又无专门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工作做得很出色”。

老先生们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也费尽心思，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黄柯可研究员评价刘先生在这方面的功绩时说“刘先生在对外交流方面也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胆识，为学界起到了带动作用。八十年代初，他接受美国教授科特勒邀请赴意大利参加学术会议。这件事在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可在当时，是一件涉及与资本主义国家学者交往的大事，审批复杂，有很大风险。先生以学科和学会的大局为重，成功出访，打开了与美国学界交流的大门……而且，后来得益于科特勒教授的倡议，1987年在北京召开了中美学者纪念美国宪法200周年的讨论会，由此开启了两国学界的密切接触”。

在具体的美国史研究和创新方面，这些老一代的学者也取得了颇值得称道的成就。如刘先生自述自己取得五点成绩：冲破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禁区；成功地为罗斯福“新政”翻了案；提出了两个新概念；提出了两条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原理和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其原因一是勤奋，“放弃了一切节假日，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美国史研究上”，二是“具有学术勇气，为追求真理，敢于打破学术禁区”，三是要“进行学术交流，扩大学术视野”。

此外他们在培养人才、提携后学方面也殚精竭虑，甘做人梯，使得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不断走向繁荣。

刘先生虽然没成为博导，但还是培养了韩铁、李洪山、徐以骅、赵林等著名学者。刘先生最得意的学生韩铁并不是学历史的科班出身，入学后刘先生一方面为其安排历史课程，另方面放手让其选项英文和经济等方面的课程，使其不仅在历史学方面很快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而且在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及语言工具方面均有所长进。刘先生注意在具体学术研究中培养学生，让韩铁参加其主持的翻译工作，并参与美国通史第六卷的撰写。就这样一步步把他引上了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学术道路，并在其大力举荐下使韩铁得以到美国求学和从事研究工作，后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现如今在美国肯特大学任教的李洪山教授也是如此。三十年前，他从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历史系美国史专业，正式成为刘绪贻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在硕士毕业后不久，他又在刘先生的直接帮助与推荐下，作为武汉大学同美国密苏里大学的交换学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鉴于当时外汇紧张，刘先生还主动将自己手中的一部分美元借给他，使其得以较为顺利地踏上海外求学之路。

刘先生在提携后学方面也不遗余力，现如今在美国史学界活跃的一大批著名学者无不受到刘先生的影响。如1987年6月15日，刘先生写信给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答应为其去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或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联系学术进修和访问。2005年，刘先生为首都师范大学周钢教授的新著作序，他用一个半月时间重新审阅了其66万余字的书稿，又经过五天认真思考，给周钢写了封信，并提出11个疑问。最后为其著作写了5000字的序言。周刚教授感慨“刘老在国内史学界树立了一个与后学晚辈成忘年之交的长者风范”。

刘先生还主持和参加了当时很多硕士生、博士生的答辩，如时殷弘、任东来、黄仁伟、王旭、王晓德、张敏谦、蔡佳禾等，并给了他们很大的影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美国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回忆说“刘先生对我的论文表示了赞赏，同时也指出论文在学术史回顾上的不足”。他“特地手抄了整整一页纸的有关书目，包括详细的版本信息供我参考”。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当时任答辩秘书，他写到“刘绪贻教授大驾光临南开并参与东来兄论文答辩，让我得到同刘老几天朝夕相处的宝贵机会”。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研究员1988年曾有幸和刘先生等一起讨论修改通史第三卷初稿，他回忆“这次改稿以及反复讨论，对我后来写博士论文大有裨益”。后来导师丁先生问他请哪位老先生来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时，他毫不犹疑地回答“请刘先生”。因为“刘先生在1984年底就是我们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六年来我又受到刘老师的多次教诲，相互的思想交流可以说超过许多师生关系”。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也回忆：“我硕士论文答辩时，刘先生为答辩委员会主席，至今我还保存着刘先生为我写的硕士学位评议书复印件……1993年5月我博士论文答辩时，刘绪贻先生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在给论文评议时，刘先生高屋建瓴，旁征博引，给论文内容的进而深化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他坦言自己虽非刘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在做学问上从先生那里获益良多。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也感激刘先生在参加其硕士论文答辩时所给与的优良评价以及在其硕士论文出版过程中的重要帮助，认为刘先生是其学术生涯的很少数“发动者”之一。

其他很多著名学者也纷纷感激刘先生对其的影响和帮助。如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说“尽管我与刘先生的私人交往不多，但在我的学术成长过程中，刘先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学者之一”。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陈勇教授也说“几十年来每次与刘先生接触，都学到很多东西。他和蔼、平易的态度，让我总是有勇气向他请益各类的问题。”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则不无感慨地说“绪老没有成为博导，但是，这些年来接受过他指导的学生无数，不分校内校外，只要来求教于他的学生，绪老都是热情接待，孜孜不倦。他对那些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敢于质疑的学生，尤其愿意给予帮助”。所以刘先生的私淑弟子众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杨生茂先生和丁则民先生等老先生在组织建设、学术创新、培养人才和提携后学方面与刘先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甘当人梯，铺路架桥，又老当益壮，冲锋陷阵，使中国的美国史研究逐步走向繁荣。正如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所总结的那样：这批新中国第一代美国史专家“出生于上一个世纪最初20年，大多有留美的经历，在1949年以前就已学成，到1978年已是知名学者。他们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无法专心进行研究工作；而1978年以后又进入年迈体衰的晚年，但他们老当益壮，不仅不断发表新著，而且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走上了正轨，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的研究人员”。宾州印第安纳大学王希教授也非常感慨地评价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在一个政治、学术上都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整个过程历经数十年，包括刘先生在内的老一代学者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我还认为，他们所具备的学识、眼界、才华、想象力和执着精神，至今未被后人超越。没有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便没有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今天。正因为如此，刘先生这一代人为该领域所作的一切——尤其为了提携后人而牺牲自己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

 

二

文集中收录的有美国史研究的论文质量都较高，基本体现了当今中国学界美国史的研究水平。首先从作者和其发表的刊物就可窥见一斑。文章的作者很多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前任与现任理事长、副理事长或海外学者等，阵容十分强大。发表的刊物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和史学月刊等顶级期刊。这都确保了论文的上乘水准。

在选题方面，书中一些文章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提出自己的论题，选题的依据主要看前人的研究状况如何。如梁茂信教授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契约移民性质新论》对中美学者之前的研究进行了充分的梳理和评述，指出其不足，然后才提出自己的新见。李剑鸣教授的《在雅典和罗马之间——古典传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分析了美国学者关于古典传统对美国早期思想影响的两种极端，然后才展开自己有针对性的论述。王希教授在《非裔美国人与重建宪政新秩序的建立》一文中注意到以前重建史的美国学者很少关注非裔美国人在宪政重建的立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或作出的努力，他为此做了有益的探索。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的《核武器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则推翻了美国学术界的两大观点，一种认为杜鲁门政府没有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打算，二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威慑在促使中朝签署停战协定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李洪山教授的《中美文化冷战结束之开端——乒乓外交新探》指出原有的研究将乒乓外交视为中美领导人为改进两国外交关系而使用的一个工具，忽视了第一次文化交流的特殊历史意义和实质性作用。他则从文化冷战的角度重新加以阐述。陈勇教授的《历史潮流的交汇点：美国唐人街的变迁》针对美国学者的一些狭隘观点：唐人街是种族主义的产物、唐人街是贫民窟，展开自己的论述，批驳了他们的观点。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的《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列举了以前中外学者的大量研究，分析了它们的内容和特点，认为他们的研究与自己文章的旨趣大不相同。他完全从新的角度展开论述。北京大学齐文颖教授的《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华问题研究》利用日益增多的新材料，对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华这一作为中美关系开端的重大问题的历史背景、经过及其影响做了详细的考察。到当时为止，中外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多，此项成果改变了学界研究薄弱的现状。还有的文章几乎完全是关于学术史的述评。如任东来教授等人的《探究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根源——美国学界几种司法审查理论述评》通过对美国学术界几种司法审查理论的述评，基本勾勒出半个多世纪里美国学界司法审查理论的演变，并得出司法审查正当性牢不可破的结论。张友伦教授的《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兼评美国学者关于阶级的理论》实事求是的论述了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并对美国学者关于阶级的理论进行了综合述评，肯定其优点，驳斥其谬误。还有一些论文的选题在尽量兼顾学术性的同时则更多体现了现实关怀的取向。如南开大学韩铁教授和何宏非的《美国经济“无就业复苏”原因初探》、黄安年教授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成与在美华工的贡献》、大连大学孙港波教授的《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周钢、田吉贡的《美国西部野马的驯养使用与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陶文钊研究员的《中美特殊关系与美国关于战后国际格局的构想》等文皆是如此。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文集中的大部分论文都使用了大量扎实的一手文献。如著名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满运龙在《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一文中利用了《马萨诸塞档案》和《温斯罗普文集》等原始档案，使自己的论证建立在翔实的一手资料基础上。李剑鸣教授的文章不仅利用了《亚当斯集》、《汉密尔顿集》等纸质文献，也大量使用了美国历史文档数据库中的大量早期文献，史料非常扎实，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史学功底。其他像王晓德教授的《杰斐逊的“自由帝国”观及其影响》运用了《杰斐逊集》和《亚当斯集》等文献资料；王希教授的文章大量利用了《林肯集》、道格拉斯演说等文献；赵学功教授的文章主要使用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等资料；李洪山教授的文章主要依据政府文献、个人回忆及其他原始资料等。

文章的具体阐述和论证需要好的方法和视角。文集中的一些论文采用了历史主义的方法，即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的分析法，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时空背景下，对其抱有“了解之同情”，这样可以比较准确地解析史实的本来意义。如满运龙的文章进入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通过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这一实例总结出英属北美殖民地政体过程的一般模式。李剑鸣教授的论文从历史的连续性和复杂性着眼，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考虑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学术语境”，深入考察了美国革命期间政治文化变动与古典传统之间的关系。一些论文采用了跨学科和比较的方法，研究视野因此更加开阔，论证也显得更加缜密。如厦门大学胡锦山教授的《美国黑人逆向迁移问题研究》主要采用了计量史学的方法，利用详实的统计数据论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黑人逆向迁移的过程与原因。韩铁、何宏非的文章利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丰富的统计数据，从美国宏观经济、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力需求方和劳动力供给方四个方面，探讨了过去三十年来美国经济“无就业复苏”的深层次原因。王立新教授的文章站在后现代、批评的立场上，并借鉴形象学和后殖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探究了美国人想象中国背后的观念和动机。时殷弘教授的《“文学透视”方法与“美国精神”辨识》以“文学透视”和“轶事讲述”的方法来辨识“美国精神”，别有新意。他认为广义的文学透视既包括经典的史事叙述和人类真实为基底的文学想象，也包括旨在认识和展示基本特性或深层机理的那类轶事讲述。一些论文还采取了独特的视角。如厦门大学王旭教授的《<论美国的民主>与当代美国地方自治》别出心裁，对《论美国的民主》进行了重新解读，并与美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和大都市区的统筹发展的现状做了结合。李洪山教授的文章从中美两国文化关系和文化冷战这样新的角度对乒乓外交做了考察。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的《后传教时代的中美宗教互动》从宗教互动的角度论述当代中美关系，令人耳目一新。

在选好题、备好史料和采取了新方法的基础上，很多论文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观点。如梁茂信教授指出契约工制度源于英国，是建立在个人自愿和同意基础上的雇佣制度，虽然仍然存在着封建残余的成分。李剑鸣教授认为美国革命者对古典传统既有继承，也有摒弃，更有突破，是一种对古典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王希教授的新观点是，在内战后构建美国新宪政秩序的过程中，非裔美国人扮演了重要的领袖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及时抓住了内战带来的机会，创造出一套新颖的争取政治权利运动的宪政话语，为国会共和党人的立法行动提供了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积极推动了美国宪政的重构和美国民主的转型。王旭教授得出新的结论：地方自治不可撼动，美国大都市政治一体化只能走新区域主义倡导的大都市区治理的路。李洪山教授认为乒乓外交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打破两国之间为时二十余年文化上的隔绝与对抗，开启结束文化冷战，重建文化关系的历史新阶段。陈勇教授分析了美国唐人街的演变，认为唐人街是19世纪中叶以来重塑太平洋世界的历史潮流一重要的交集点，也是美国华人生活的一个重要中心。王立新教授的论文考察了从美国建国一直到20世纪中期，美国人，主要是那些参与中国形象塑造的政治与知识精英，是如何认知和想象中国的，以及这种想象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是如何帮助建构美国国家身份的，认为中国在美国人的心中的意义一直在于帮助美国确定自身存在的位置、身份、意义和价值。这些新观点都是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严格遵守了学术规范，体现了学术积累基础上的学术创新。

 

三

总之，刘先生个人的学术道路几乎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曲折的发展历程的象征，其经历与成就都令人敬仰。但原有的一些成果毕竟有时代的烙印和历史的局限性，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和发展。如新政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除刘先生等人的著作外，再无新著问世，而且有些结论与美国社会实际也不符。如李剑鸣教授所言：“研究20世纪美国社会发展史的论者，大多将‘新政’以来的美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定性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这种观点和许多具体现象扦格不入。罗斯福‘新政’以来，在国家干预不断强化的同时，企业的自我调节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在大企业崛起的过程中，中小企业同样十分活跃；‘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变得多样化，混合经济的特点日益突出；新经济异军突起，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如果不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提法就会成为虚悬之论”。

而且，现在的研究条件与要求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原来一些论文只要把某一事件或某一制度的来龙去脉、影响等阐述清楚，填补了国内空白即可，无需与国外接轨。现在则大不同。如今是一个“史料爆炸”的时代，中国学者不仅与国外交流频繁，可以搜集大量国外的资料，而且外文电子数据库不断被国内图书馆购买，因此足不出户也可找到大量史料。所以有中国学者甚至提出可以与国外学者“比史料”了，现在不是无“米”的问题，而是“米”太多，需要精心甄别挑选的问题。与此同时二手成果激增，可谓浩如烟海，新的理论方法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中国学者因此需要阅读大量的材料，学习更多新理论和方法，才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尤其对于中国年轻的学者来说，这不仅是机遇，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在新的条件下，在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实现学术创新，非常困难。好在刘先生等老一代学者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他们勤奋、坚韧的精神一定会鼓舞激励新一代的学者奋勇向前，争取中国美国史研究新的进步。

 

 

 

 

 

 

 

 

作者于展，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