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国荣：师恩难忘——从刘先生的一封信说起

师恩难忘

——从刘先生的一封信说起

 

高国荣

 

惊闻刘绪贻先生仙逝，倍感悲痛。刘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学者之一，其学识和人品都让我深深折服。屈指算来，我认识刘先生已经有20多年了。1991—1998年间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求学，因而有一些机缘和刘先生接触。1994年在李洪山老师的一次课堂讲座上首次目睹刘先生的奕奕风采；1997年聆听过刘先生关于遏制腐败的精彩讲座。刘先生对时事的关注和独到见解，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莘莘学子，而他的率真、热忱和平易近人，又一下子拉近了和年轻人的距离，打消了后辈对权威学者的敬畏。在这次讲座之后，我和刘先生的接触日渐增多。自1998年7月来北京工作以后，我一直与刘先生保持着书信联系。刘先生的来信总是饱含着他对后学的关心和爱护。在我珍藏至今的信件中，刘先生写于2003年1月28日的一封打印信殊为可贵。这封信是刘先生应我就博士论文提纲向他征求意见的回复。刘先生写这封信时，已年近9旬，刚学会了使用电脑，这封逾1100字的打印信对于一个耄耋老人殊为不易。在这封信中，刘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提纲提供了宝贵建议。

2001年9月，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于沛研究员攻读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博士学位。我选择美国环境史学史作为研究主攻方向。在准备博士论文之初，由于对这一领域还不了解，担心可写的内容不多，我想把环境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个案纳入到关于美国环境史学史的博士学位论文之中。博士论文提纲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谈环境史学史，另一部分则是关于白人传染病对土著社会的摧毁、尘暴重灾区（Dust Bowl）治理、杀虫剂管制等个案研究。这两部分各有其价值，但如何将史学史与个案研究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我却十分茫然。我在2002年12月15日写信给刘先生，就博士论文提纲征求刘先生的意见。

大约一个半月之后，我收到了刘先生的肯定性回复。刘先生说：“我祝贺你已经为写一篇有分量的博士论文打下了相当好的基础”。他主要给出了两点意见。首先他对我从事环境史研究表示大力支持，从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两方面肯定了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很有意义”。一方面，环境史在国内还很缺乏。刘先生提到：“我国研究美国环保问题的人很少，成果极其有限”。他只提到了东北师范大学丁则民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孙港波写过一篇老罗斯福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研究的博士论文，以及青岛大学侯文蕙教授的《征服的挽歌：美国自然观念的变迁》一书。“至于写美国环境史学的著作，则未曾见，也未听说。因此，你将来的博士论文可能是填补我国美国史研究空白的著作”。另一方面，环境问题却日渐凸显，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刘先生提到，“科学技术发展到尽头引起的负作用，如罗马俱乐部倡建人、汤因比、池田大作等学者所说，已形成毁灭人类和世界的威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引起的环保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因此，认真地研究有关环保的学问，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迫切性。”

刘先生对博士论文选题的肯定让我信心倍增。即便从今天来看，刘先生在当时对国内环境史研究动态的把握也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这种判断足以显示刘先生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及其博学多识。尽管刘先生并不研究环境问题，但他对环境史研究动态的了解总体而言还比较准确。这从一个方面可以体现其通达的治学特点。刘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接受社会学教育，研究过中国儒学统治对社会进步的阻滞，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引起广泛共鸣的文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学教研工作被取消后，刘先生才开始转向美国史研究，建树卓著，成绩斐然，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从治学伊始，刘先生就关注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不同时期他研究的主要问题来看，其立足点和出发点始终都是中国的现代化。刘先生是一位忧国忧民、有拳拳爱国之心的知识分子。他视野开阔，把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主张要全面地论述美国历史。这在他主编的《战后美国史》一书中有明显反映。该书首版于1989年，对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都有深入探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还较多地涉及多任总统任内的资源保护与环境治理政策。这在1980年代国内出版的国别史和世界史著作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刘先生的敏锐眼光、超前观念及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由此可见一斑。在2000年前后开始涉足环境史领域时，我再次阅读20年前刘先生主编的《战后美国史》，其中有关环境问题的章节让我叹为观止，为刘先生的远见卓识、开风气之先所倾倒。

在肯定论文选题的基础上，刘先生也提出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刘先生虽然著作等身，担任过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国际特约编辑等许多重要学术职务，但他却虚怀若谷，谦称“在这方面的知识有限，提不出什么中肯意见”。但刘先生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提纲存在的问题，他说：“你的提纲内容范围太广，似乎不是一篇博士论文能写完的。照我的想法，你提纲的第一部分，已足够写一篇博士论文的内容，如再加上第二部分，因为篇幅的关系，就有可能对各个组成部分的论述难以全面而深入。”在指出问题之后，刘先生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说：“我认为，你的博士论文如果写‘美国的环境史学’，就只写第一部分内容，后面的个案研究，将来可陆续写成论文或小册子。待这些工作完成后，再把博士论文和这些论文或小册子合起来，成为一本较完美的专著。当然，如你信中所说，以‘沃斯特与美国的环境史学’为题写博士论文，我看也是个好主意。”

实际上，在刘先生回复前后，我也陆续收到沃斯特（Donald Worster）、福蕾德（Susan Flader）、侯文蕙等诸多师友的反馈。沃斯特、福蕾德作为美国环境史领域的主要开拓者，都曾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会长，均因其杰出贡献获得过学会表彰。侯文蕙则是国内环境史领域的拓荒者。这些师友在肯定论文选题的同时，对提纲薄弱环节的看法与刘先生的判断惊人的一致。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建议缩小论述范围，围绕提纲第一部分“美国的环境史学”加以展开，将有关个案研究留待将来再做。

在随后的论文写作中，我采纳了刘先生等师友的建议，并将论题进一步缩小为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及早期发展阶段，侧重于1976—1990年，并于2005年顺利通过答辩。此后多年间，我将美国环境史学史研究扩展到1990年之后，最终在2014年以《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为题将书稿加以出版。回过头来看，如果贪大求全，没有采纳刘先生的建议，我也许就不能在4年内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也就难以顺利毕业。在论文和书稿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时将一些阶段性习作发给刘先生，刘先生总是对习作的优点予以肯定，表示很高兴我取得的进步，并不厌其烦地加以指点。在2008年6月5日我曾经给刘先生发过三篇习作，刘先生在6月10日的回复中说：“拜读3篇大作，都很有份量。看来，你已找到进入学术殿堂的门径了。”在我看来，刘先生的肯定更多的是鼓励，激励有志于学术的青年能够沿着科研的崎岖小道不断向上攀登，让年轻人看到希望的亮光，即便遇到困难也要砥砺前行。刘先生的激励常常成为我走出困境的重要动力。他对年轻人的成长感到由衷的高兴，愿意为年轻人铺路架桥，勉励他们不断前进。

在这封信里，刘先生还提到了他在2002年出版的成果。他说：“去年可说是我比较丰收的一年。4月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补写的《战后美国史：1945—2000》，6月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世洞共同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10月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我和杨先生任总主编的6卷本《美国通史》。”刘先生在耄耋之年成果众多，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刘先生研究美国史，实际上起步较晚。他虽然在1964年成立了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但由于时代原因，1978年之前的十余年，研究工作实际上很难开展，对年富力强的刘先生而言可以说是虚度大好年华。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之时，刘先生已经年过花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了把耽误的时光追回来，刘先生夜以继日地工作，著书立说，培桃育李。自1979年至2002年，刘先生几乎放弃了一切节假日，孜孜不倦，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美国史研究，并取得了累累硕果，各类著述共计900万字。刘先生在信中还说：“不过可惜的是，恐怕这些就是我最后的大部头著作了。”这道出了他对学术的钟情与眷念。在2002年六卷本《美国通史》出版后，刘先生依然锲而不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进行创作，频频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过《萧声剑影》上卷（2010）、《多情人不老》（2012）、《刘绪贻论说文集》（2017）等专著，其中不少著述引起广泛关注。刘先生真正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贯彻到了其学术人生的始终。

刘先生是一个与时代同行、特别善于学习的长者。2005年12月12日在收到刘先生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时，我特别开心。刘先生当时已年逾9旬，还能够学会运用网络和外界联系，这种与时俱进的学习精神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借助电子邮件，我和刘先生的联系就更为便捷，先后收到他的邮件20多封。虽然很多仅是只言片语的回复和问候，有时他也发来一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和回忆过往的纪念文章。这些文字有的慷慨激昂，发人深思；有的情深义重，感人肺腑。阅读刘先生的文字，就像坐在他面前听他谈古论今，常常觉得如沐春风，感觉自己的灵魂在得到净化，境界也在升华。

近些年来，我从事的课题与刘先生的研究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在继续环境史学史研究的同时，我开始转向个案研究，着重探讨1930年代美国大平原的土地沙化治理。在从事该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意识到要认真学习揣摩刘先生的代表作——《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该书对1930年代国家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及其遭遇的挑战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对了解那一时期稳中求进的资源保护政策会有极大帮助。也许有一天，我会考虑从环境史的角度写一部绿色“新政”史，如果刘先生在天有灵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对我的这一想法颔首微笑。

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能够遇见刘先生，并不断得到他的指点，是我一生的幸运。尽管我没有机会亲炙刘先生门下，但我多年来受惠于刘先生，一直将刘先生视为恩师。如今，斯人已逝，但其道德文章却会作为精神财富长存，还会不断给人启迪。刘先生虽然已经离去，但我觉得他并未走远，他就在身边，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深切缅怀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