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则民 | “新”“旧”资本主义交替时期的美国

本书写的是从内战爆发到19世纪末的美国历史，主要阐述“镀金时代”美国的发展变化。它是近代美国向现代美国转变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两个历史性转变带动下，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为20世纪现代美国奠定了基础。

美国内战是北部与南部两种社会制度——即自由雇佣劳动制度与奴隶制度之间矛盾斗争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内战爆发后，美国广大人民在以林肯为首的共和党的领导下，经过4年艰苦、英勇的斗争，终于赢得了军事胜利，摧毁了南部奴隶制度，扫除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内战结束后，对如何重建南部政治、经济结构以解决南部各州重返联邦问题以及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应有的权利与地位问题，联邦政府内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共和党激进派同约翰逊总统的保守、倒退的重建纲领展开了剧烈斗争，终于取得了对南部重建的领导权，使重建按照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意志，以较为民主的方式在南部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改革，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共和党激进派在稳固地控制联邦政权后，就逐渐放弃了在南部进一步的改革，以致重建以极不彻底的妥协的方式而告终。它既没有为“解放了的”黑人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切实保证他们运用宪法第14条和第15条修正案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尽管如此，南部重建毕竟凭借政治、法律手段巩固了内战所带来的历史性转变，基本上消除了种植园奴隶制度和奴隶主阶级寡头专政，把南部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为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

随着重建的展开，美国历史进入了“镀金时代”，这个时代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美国工业迅速发展，走向集中、垄断，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内市场上逐渐居于优势，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基础；第二，联邦政权不再为两个利益对立的统治集团所分享，而是为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所独揽；第三，南部农业走上了缓慢而痛苦的“普鲁士式”发展道路，致使南部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美国蔽塞落后的地区。

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期间，美国资本主义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广度方面，突出表现于西部的开拓与移民洪流的涌入。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大西部是一个土地辽阔、资源富庶的地区，它的开发为美国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粮食和巨大的市场，从而为美国提供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优越的发展条件。科学技术革命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它的工业、交通运输获得了较其他国家更加迅速的发展。西部交通运输的发展、特别是五条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为移民大军的西去和扩大国内市场开辟了道路。源源不断的移民洪流为西部开拓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西部工农业的巨大发展。

与这种广度发展同步进行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关系的深度发展，即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内战后，西部开发的突飞猛进、国内市场的空前扩大、科学技术革命的激发和联邦政府的积极扶植政策都推动着资本在全国各地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与此同时，各个资本集团也展开了空前剧烈的竞争。在工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企业规模结构在股份资本的基础上，由小型分散的独立企业，通过普尔、托拉斯和控股公司等组织形式的联合和兼并，发展成为少数巨型的垄断企业，最后导致银行与工业的融合以及金融资本的形成。垄断制的确立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扬弃和局部质变，它使生产和科学技术发明都进一步社会化，横向和纵向的联合把社会经济的各部门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它使大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日益分离；它使工业资本越来越依赖银行资本，从而形成无所不在的金融寡头统治。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适应了这一时期美国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带来了更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在1893年爆发了19世纪美国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在美国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它的城市化也进入了鼎盛时期。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城市的普遍兴起，经过水陆交通线的联结，逐渐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城市网。它既促进了工业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的形成，也使北部、南部与西部聚合为全国统一市场，因而加速了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已由原来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实现了“新”“旧”资本主义的交替，逐渐成为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典型国家。

随着“新”“旧”资本主义的交替，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资本家、工人和农场主三个大集团的内部分化趋势日益增强，与“旧”资本主义相一致的阶层不断衰落，而随着“新”资本主义产生的新阶层却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内部逐渐分化为垄断资产阶级，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垄断就是“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因此，垄断资产阶级同其他阶层的矛盾、特别是同保持独立经营的企业主即旧中产阶级的矛盾加深了。新中产阶级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受雇于垄断资本的大企业，但却掌握企业大部分的管理权，其主要职能就是帮助垄断资产阶级“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血汗”。

农场主阶级在美国社会阶级结构中原占有重要的地位和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在生产商品化过程中，他们受到国际国内市场的巨大冲击和垄断资本的控制，除少数上升为大农场主外，一部分成为失去经营自主权的租佃农场主，大部分因丧失生产资料而沦为农业工人。为了维持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农场主集团及其领导下的农民进行了长达30年之久反对垄断资本掠夺和控制的斗争，但仍无法摆脱其地位日益下降的厄运。

由于生产技术基础的变革和垄断企业的出现，美国工人阶级构成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首先，在熟练工人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非熟练工人开始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集中在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垄断企业。其次，白领工人阶层的形成及其数量迅速增长，是垄断企业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在19世纪后期，白领工人还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不创造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的实现是经由他们完成的。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他们也日益直接进入生产过程，成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第三，工人贵族阶层的扩大，这个阶层的社会基础是熟练工人和监工。他们为垄断资本家的高工资政策所收买，在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资产阶级化”了，从而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在19世纪末，美国“劳工联合会”之所以从维护熟练工人狭隘利益的行业工会组织蜕变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就表明了工人贵族充当代理人的作用。

向垄断过渡时期，美国社会流动的频繁对阶级结构的变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社会流动表现为人口在地域间的横向流动和社会各阶层间的纵向流动。西进运动导致大量移民西去，从而使人口重心不断向西移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批人口流向城市。向垄断过渡则加速了社会各阶层的上下流动。在19世纪后期，有相当一批富豪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后来逐渐发迹，成为大资本家；中、下层之间的对流也较为普遍。东北部垄断资本向中西部迅速扩展，造成了这个地区农场主大批破产，其中一部分为谋求生计流向东部工业地区。另一部分则不得不移往更远的西部寻求新的活动场所。这就形成了巨大的横向对流。这种横向流动与纵向流动相结合，使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更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

这一时期，涌入美国的移民洪流既大大加速了原有的社会流动，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引起了美国排外主义情绪的增长。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新移民”超过来自西欧和北欧各国的“老移民”，逐渐居于压倒的多数。“新移民”来美国前原属生活贫困、教育文化程度低下的阶层，且不能讲英语。他们的大量入境引起了土生美国人的疑虑和工会组织的恐惧，但却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欢迎。前者要求限制“新移民”入境，而后者的代言人却坚持自由移民政策，断言限制移民入境，势必发生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从而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他们之所以坚持自由移民政策，主要是因为“新移民”能为大企业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而且比重不断增加的非熟练工人。

在限制移民入境的呼声日增形势下，美国排外主义者把限制矛头首先针对来自东方的华人，导致1882年国会通过第一个限制移民入境的法案，即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接着便是针对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新移民”。在排外主义组织不断鼓动下，国会于1896—1917年期间连续4次通过以识字为基础的“文化测验”法案，企图限制“新移民”入境，但均被美国三届总统所否决。他们在否决该法案时，虽都标榜美国应是“欧洲被压迫者的庇护所”，但实际上，却是屈从于垄断资本集团的意志，以适应大企业不断用移民补充非熟练工人的需要。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时期，美国的两党政治及其内外政策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时期，美国政治的特征就是保守主义和腐朽之风。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虽然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但也带来了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贫富悬殊的鸿沟加深，城乡对立加剧以及腐朽之风盛行，等等。垄断资本横行无忌，更加剧了社会经济矛盾，导致工人斗争、农民运动以及各种改革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汇成一股波澜壮阔的巨流，而它的斗争锋芒主要是集中指向垄断资本集团的。为了应付日趋高涨的工农运动，美国统治集团除采用暴力镇压的方法外，也采用“自由主义”的方法，即“趋向于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方法”。统治集团之所以改变策略，采用“改良、让步”的方法，或是交替使用两种方法，固然是由于社会压力的结果，也是由于这一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新”“旧”资本主义交替中，原有的社会结构已不适应新的社会矛盾冲突，出现了严重的“动乱”。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使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得到保证，从市、州到联邦的各级政府都逐渐地采用下层改革派的纲领和要求，部分地调整统治政策，以适应历史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国家机器和政治制度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缓慢而重要的改革，主要表现于联邦权力日益加强和州权逐渐削弱，旨在消除党派分赃制的文官制度改革以及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等等。其次，在政党方面，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差别日趋缩小，它们已从内战前两种经济制度的政治代表转变为垄断资产阶级不同集团的政策执行者。再次，重新轮流执政的两大党日益僵化保守，对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所产生的问题提不出相应的对策，只是在第三党运动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才不得不从自由放任政策向国家干预政策转变，尽管这种干预政策尚处于萌芽阶段。更为重要的变化是联邦政府开始直接同垄断资本结合，逐渐地把对内对外政策都纳入与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相一致的轨道。

随着“边疆的消失”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美国统治集团大力鼓励商品输出，扩大对外贸易，日益走上了向海外扩张的道路，先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拉丁美洲进行了侵略扩张，以夺取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与此同时，它积极调整政府的军事机构，增拨军费建造新型的海军舰队，以增强远洋的作战能力，为重新瓜分世界做好准备。

内战后，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带动下，美国教育文化事业也有了蓬勃的发展。普遍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并为工农业和其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联邦政府大力支持下，高等教育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它在吸收欧洲各国大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美国大学的组织结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等都进行了改革，从而培养了为美国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

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对美国思想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促使各种社会思潮应运而生，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为美国文学家和艺术家展现了一个新的广阔的创作天地。这一切使美利坚民族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美国涌现出一批闻名遐迩、影响深远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代表人物，如哲学家亨利·詹姆斯、文学巨擘马克·吐温和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特纳等。此外，许多美国文学家和艺术家也在吸收欧洲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美国的实际，创作出许多反映美国现实，具有民族特色的著作和艺术品，从而为近代世界文化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

（原文载于《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