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令侠聊父亲杨生茂先生：治美国史学史只为鉴别吸收

杨令侠，主攻方向加拿大历史，是国内社科界唯一获得加拿大总督奖的学者，曾任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会长。杨生茂（1917-2010）先生是她的父亲，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奠基人之一，世界近代史的拓荒者。尽管杨生茂先生去世后，杨令侠已经编辑了四本书籍，但做客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美国史学系列讲座，在线上聊《鉴别吸收：谈杨生茂先生与中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主题时，依然心情复杂，“我的每一句话后面都是一个长长的故事。”

1941年，杨生茂先生从燕京大学肄业，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1944年又前往斯坦福大学研究院攻读美国外交史硕士学位，1946年回国，第二年，在南开大学任教，直至1995年退休、2010年离世。

这场7月3日的讲座风格不同于6月的首讲黄仁伟教授谈导师丁则民先生，而是聚焦杨生茂先生的美国史学史研究横截面展开，但辐射了他整个学术生涯。尽管评价惜字如金、谨慎低调，但无论是以女儿还是学者的身份，杨令侠依然将一位跨世纪前辈学者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为何重要的成果都在60岁后以后取得？为何对最有兴趣的美国史学史研究长达34年，只出了六七份成果，却树立业界标准？鉴别吸收的治学信念如何与学以致用的目标相一致？那些长长的故事，记者尝试在2017年出版的764页的《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拓荒者——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下称《拓荒者》）中寻找。

“不起步哪成啊，要有中国人自己写的美国史”

杨生茂先生多次提到，美国外交史和美国史学史是他成果最多的两个领域。而美国史学史，用杨先生自己的话说“兴趣归兴趣，真正研究起来非常困难。”因此，从30岁开始从事学术到60岁前，都是在做美国史学史的筹建工作，直到1992年才有条件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为期三年的美国史学史研究。在女儿看来，那是杨生茂的学术蓬勃迸发期，华章频频，而这个成果是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才取得的。

讲述中，如今也过花甲年的杨令侠忍不住会以同龄人的身份来解读父亲当年面对艰巨困难时的干劲和责任。

为何一定要攻克史学史这块史学高地？

“不能跟着美国人跑啊，我们不起步哪成啊？”1978年做美国史研究后，一位在美国大学历史系执教的华人不解：中国学者干嘛要自己搞，做点翻译不就好了吗？但杨生茂有执念，这是他刚回国时就萌生的。对美国史这样思虑，史学史更是如此。

在他看来，美国史学史是一个学术高地，价值很大。史学史，是探究历史学家怎样研究历史的历史，不同于历史学的研究一段历史、一个人物的来龙去脉，而是阐明史学过程中的思想渊源、派别及史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从而揭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为后人提供史学成果和借鉴。

美国的历史虽然只有200多年不算长，但历史上不同年代、不同流派依据不同侧面和角度，来讲述美国历史中决定因素的看法时，史学家们都会把自己的观点陈述得淋漓尽致，继而影响很广泛。举例来说，长久以来，美国史学界认为扩张是美国的天命，传播基督教文明是为了自由和民主，但对其扩张的本质却视而不见。也就是说，美国的史学史家对本国历史的理论解说对其治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拓荒者》一书中，杨生茂多次回忆自己的美国外交史导师托马斯·贝利。尽管他非常佩服导师学术上的博闻强识、口若悬河，但他不同意贝利主张的自私自利的外交史观，固然只要国家存在，外交总是要为本国利益服务，但是，一旦超越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界限，就成了强权政治。

在伯克利求学期间，除了历史系课程，杨生茂修了经济系、政治系、新闻系、外语系的诸多课程，在华人报社实习时，还采访了前往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董必武先生。如果在不全面深刻了解美国和国际形势的情况下，只读美国人的史学史观，容易带偏观点。这种想法，杨生茂也用在美国通史、美国外交政策史的研究中，他坚决主张要有中国人自己写的教材。

基础建设：世界史、美国史、美国外交政策史等

既然美国史学史是一块学术高地，就要求研究者不但具有美国史和世界史的学术积累与修炼，还需要周围有一些美国史研究成果的托举。杨令侠解释，“美国史研究和美国史学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刚回国的杨生茂面对的是怎样的局面？

首先，刚从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是从文学院中分出来。解放前，杨生茂教的是以欧洲史为中心的“西洋史”。解放后，国家高教委废除了这门课程，号召要讲授“世界通史”。世界史学科建设一切从零开始，1952年开始，杨生茂活跃在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和科研领域。当时的学者面临双重改造，一是留美、留英、留日的那些旧知识不能用，二是面临新学科的组建。1949年6月杨生茂被推举为代系主任，高教委要求高校开设马列经典课程。于是，杨生茂开了《国家与革命》和《共产党宣言》，都是边学边教，1951年，他还和几位学者一起自费创办了《历史教学》杂志。1958年时，他开始合作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教材，同时开始讲授美国史课程，当时应该是全国高校里第一人。

进入1960年代国际风云多变，为应对中苏交恶，中央发出“加强外国研究”的指示，1964年，南开大学获批新开三个学科——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的研究点。很多年后，在美国史成立周年研讨会上，大家称赞杨生茂先生是南开大学美国史的奠基人。杨生茂操着浓重的张北话说：“我不是创始人，毛主席才是创始人。”当年，全国共有两个高校最早开设了美国史研究，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正当杨生茂他们摩拳擦掌准备招兵买马大干一番时，两年后文革开始了，十年中所有教学科研都停滞了。

等到1978年恢复正常后，杨生茂在1999年回忆时说，当时定位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搞基础工作，我希望后来者从我们的‘人梯’爬上去。”1979年，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美国史研究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了。中国社科院的黄绍湘是会长，他和武汉大学的刘绪贻、东北师大的丁则民是副理事长。“他们这些过花甲年的老人非常兴奋，干劲十足。”杨令侠描述。研究会制定了两个目标，一是写出一套多卷本的《美国通史》。杨生茂作为主编之一，亲自制定了全书大纲、写作体例规范；二是梳理各校馆藏的美国史图书，相互借阅，就这样一切逐步走向正轨。

1985年，杨生茂招收了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任东来。第二年，他开始主持编撰《美国外交政策史》。这也是杨生茂一直的夙愿，“中国学生要看中国人自己编的书，不能让美国人牵着鼻子走，我就是拼了命，披头散发，也要把书写出来。”

研究34年成果六七篇，从1965年写到1999年

1992年，杨生茂几乎等待了40余年，终于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研究了。与世界近代史、美国通史、美国外交政策史等不同，“美国史学史是他一个人从事的研究。”杨令侠介绍，从1965年第一篇美国史学史的论文问世到1999年的34年间，杨生茂都在见缝插针地做史学史研究。他的研究并没有按照美国史学史学派出现的早晚进行，而是从美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特纳以及他的边疆学派开始的。杨令侠认为，共有三个侧重点，讲座现场她介绍了四篇论文。

第一份成果：1965年，起到“学以致用”

1965年，杨生茂发表了《“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评特纳学派》一文。他自己这样评价：“新边疆这篇文章代表了我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阶段。特纳在美国史学界影响很大，我是第一个把他的思想较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文章旨在用史实说明边疆史学派是怎样为美国扩张政策服务的。

这篇文章完美地实现了他追求的治学目标——学以致用。这样的愿望还在1951年时就已确立。他在1999年的访谈中回忆：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舰队开到台湾海峡，说台湾是美国的一部分。战争一来，承认《开罗宣言》的杜鲁门总统就推翻了他先前所说的话，美国人对中国人所做的事“就如同一战时美、英、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苏俄所做的事，趁你未起来，将你扼杀”。他说，美国当时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对中国影响都很大，“反对崇美是一个思想解放”。他发表了《美帝侵华政策的演变》一文，而“新边疆”与之一脉相承，在学术理论上实现了他的“反对崇美”的致用目标。关于学以致用，他在2001年的随笔里这么写，“经世致用是史家美德”，他借《资治通鉴》说，“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

第二份成果：1982年，引用英文论著86种

第二篇文章是1982年写成的《试论弗雷德里克·特纳及其学派》。杨令侠认为，这篇论文从题目到内容都有一个质的飞跃。文章对特纳在历史学、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边疆学派的思想渊源、边疆学派的中兴与削落，以及后特纳时期的史学发展情况都做了详尽的考察。杨令侠特别指出，洋洋洒洒3万字，引用了英文论著86种。当时国内能看到的相关书籍相当少，杨生茂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做了注释165个。1980年代发表学术论文，对数字的要求是不超6000字，不少杂志社都要求他删减，最后是《南开学报》分两次刊发。

第三份成果，1980年，运用美国最新研究成果

杨先生的第三份成果体现在对美国史学史研究的第二个侧重点美国外交史学史，积几十年之工，在1980年发表了《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阐释了美国1960年代风起的新左派运动和新左派史学以及美国外交史学史特点，其中引用了美国最新的研究成果。

第四份成果，1999年，体现鉴别吸收理念

第四份成果是1999年发表的《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一文。杨生茂自己评价为“比较重要”的一篇，从1万多字删到了6000多交给了杂志社。“我要学生警惕不要死搬硬套地去理解美国史学史，因此，我愿意把他和中国的司马迁做比较，通过这篇文章，我表达了这个宗旨。”在文章里，杨生茂把班克罗夫特比作美国的司马迁，是史学史的创始人，虽然两人生卒年月、环境相差甚远。之所以把班氏看作“取代英国人著作的第一个本土作家”，是他将“能否鉴别吸收欧洲史学的精华为美国史学界所用”作为衡量尺子。鉴别吸收，就是批判吸收的同义词，是杨先生一贯的比较方法主张，“若要比较，就得通中外、通古今”。

谈到这最后一份成果时，杨令侠朗读了自己写在即将出版的《杨生茂史学史论》后记中的一段文字：无论从哪个方面讲，20世纪90年代都是杨生茂先生自出生后最怡然的时光，令他史学创作喷薄而出，笔触笔调充沛旺盛，尽无年暮之气。……他并没有随着他们（记者注：美国学者）的思路走，而是站准中国学者的立场，把这些研究的个案措置裕如，作为其一贯倡导的鉴别吸收理念的典型案例，向中国读者鲜明地诠释了自己的观点，并通过冷静思考，展现出了恢宏的美国史学史的场景。……彰显了杨生茂先生的历史国际主义的风范，是他写作的最高境界。

至此，杨生茂先生系统介绍了从班克罗夫特、特纳到威廉斯为代表的美国史学史三个时期的特点，中间加上亨利·亚当斯和丹尼尔·布尔斯廷作为过渡与衔接，基本涵盖了美国史学史两个世纪发展的整个脉络。

比困难更难的是如何克服？硬着头皮朝前走

在杨令侠的指引下，听众无不沉浸在杨生茂先生恢弘的写作风格中，似乎都忘记了这篇文字是在他82岁时挥就。为何他的主要成果都能出在60至90岁呢？杨令侠反问道。除了集体项目优先于自我兴趣外，在杨令侠看来，还是父亲强烈的责任感——用杨生茂先生自己的话，“我的目标是做那件大事，你只要让我完成了就行。”青少年成长时期就承受着“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惨痛国之殇的杨先生，安心做学术就是他人生的最大快乐。如何克服困难也是杨令侠此次与后学聊父亲的目的。

时不我待：坐夜车出差、冬天啃冷烧饼看资料……

作为身边人，杨令侠分享了几个“久旱逢甘霖”的时不我待的细节。70岁时，杨生茂去上海开会，连夜就坐着硬座回到了天津，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1980年代初，他去北京红楼查阅美国史学史书籍，冬天买了一个烧饼进去了，中午图书馆午休，他就啃着冷烧饼，当时也没有茶杯和矿泉水，但他说“挺好的”；快90岁时，他还每天看三个单元的材料。杨令侠回忆，当时他手里联系着几十个学者，想起嘱咐他们的事情来，就给他们写字条，写信，非常忙碌。

“60岁到80岁，他都不爱说话，也没有时间说话。”杨令侠后悔自己和父亲聊得太少。在《拓荒者》里收纳的信件，有些像便条，这里能读到中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代学者的名字，黄绍湘、刘绪贻、丁则民、任东来、时殷弘、李剑鸣、王希、王玮、王立新、王晓德、赵学功……

动力：主动参与世界文明，对本国文明做贡献

杨令侠坦言，自己和大家交流的目的，除了梳理杨生茂先生在美国史学史领域的学术成果外，另一个目的是想通过杨先生的故事激励今天的年轻人，“尽管有时很难，但还是要用这个时间学好自己的本事，不要怠懈，挺直了中国人的脊梁骨，去为我们国家做事。”

对自己逆流而上的动力，杨生茂在2002年出版《探径集》前言中说：“贯穿自己一生思想的一条主线是反帝反封建的观念和期望国家振兴的心愿”，最初学习美国外交史的目的“就是想看看美国人是如何欺负中国人的”，浓厚的民族忧患意识是主要的动力。因此，他在1989年的随笔《自我小结》里自我坦露，“（鉴别吸收地）比较是我在写作工作中力图实现的，这样才能主动参与世界文明，对本国文明做贡献。”

杨令侠补充，父亲的基本观点是一以贯之的，不做“墙头草”，他受着留美时“进步（Progressive）”观念影响，心存正念，心里头也存着一股劲，人生不顺十有八九，“他就是硬着头皮往前走。”

“长于思考，拙于言谈”和“温润如玉，严以为学”几乎是弟子们对杨生茂的一致评价，虽有杨门五将之说，但他对弟子挑选是宁缺毋滥，而他对名利仕途极为淡薄，对世俗的人情世故也有些“隔膜”。“虽然学习美国史近50年了，但博与约、通与专的问题解决得还不好，还不满意，还不感到心安理得。”记者在讲座后较长时间徜徉在那本厚厚的《拓荒者》中，读着他的自我评价，感受着这位中国美国史学界“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的心路。

此时，眼前就会出现杨令侠在现场给出的一则描述——因为同在南开历史系，父女俩人约定在楼道里不打招呼，“你在外面少理我”。有一天，父亲回来说，今天路上有个女学生向我问好，但我不认识她。杨令侠大笑说，那个人就是我呀，我向您鞠躬，并说“杨先生，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