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专访美国城市史研究专家厦门大学王旭教授
在中国世界史论坛第五届学术年会期间，我学院2007级世界史研究生宫晓晨同学有幸采访到了厦门大学<?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 宫晓晨：王旭教授，您是美国城市史方面的专家，在此请教您几个问题。美国作为一个联邦体制的国家，其地方的自治性相当强，在市政管理方式上，许多城市独创了他们的管理体制，那您如何看待这种城市的独创性，我们中国的城市管理能否借鉴呢？ 王旭教授：这个问题很好，美国的确是一个地方能够高度自治的国家，州政府授予城市自治宪章，从而使市政府获得一定的独立自治地位。确切地说，美国的城市政府不是一个政治单位，甚至不是行政机构，而是一个法人单位或者经济单位，是类似于企业的经济实体，因此美国的市政管理模式才能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独创性。这种体制的好处还在于，美国的城市与乡镇不是上下级隶属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这就避免了城乡的二元对立，进而避免了城乡地位不平等。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宫晓晨：王旭教授，我们一般人对于美国城市并没有太大印象，只是在影视作品中有所了解，令我印象最深的便是，美国许多大城市，在高度繁华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贫穷人家居住的简陋房屋，俗称“贫民窟”，这就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我想问的是，我们国家在今天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借鉴美国经验教训，如何能避免或尽可能减少出现“贫民窟”呢？ 王旭教授：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其实，“贫民窟”是各国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一国现代化进程中，当这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开始从20%向60%的城市人口比例迈进时，便进入到快速急进的城市化大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大量人口的涌入，在加上城市新生人口，人们的住房问题便难以解决，于是一些简易的、破旧的房屋便会被搭建利用起来，并逐渐形成群落，构成了“贫民窟”。我国由于实行了廉租房等措施，对此处理得较好，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近年来我国由于流动人口过多，许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便在城中建立起自己的简易住房，构成了“城中村”这种特有现象。其实，这也是贫民窟的一种形式。 应当说，“贫民窟”的问题是各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并不会因为一个国家的性质而避免。我们必须直面这一问题，并及早预防，提出应对措施，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减少“贫民窟”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正在以每年1%的速度进行着城市化，这意味着每年将有1300万人口进入城市，这种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就业、住房等一些系列问题便会十分突出。尽管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并没有现成的例子来照搬，但我们还是能从对国外的城市史研究中吸取一些可贵的经验教训。 宫晓晨：谢谢王旭教授对以上问题的解答。我想问的第三个问题是近年来我们山东也在打造各种城市群、城市带，山东半岛都市群建设计划出台后，这一方面令人感到鼓舞，另一方面也有些人感到担忧，就是在目前我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下，这种引进西方的建设大都市群的发展模式，是否能够适用于我们的省情、国情？ 王旭教授：这是一个与我们大家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山东的半岛都市群一定要纳入全国范围来考察，一定要在具体的性质、规模上做好明确的定位；各个城市也要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特点、经济实力及比较优势等进行建设，不要千篇一律的都搞成商业大都市，劳民伤财还不一定有多少效益。 其次，我要说明的是，这种城市群的概念本身并不确切，容易让人误解，导致单纯的把城市扩大，这并不是城市化的良性发展道路。我们在提到建设城市群、都市群的同时，一定要同时强调发展城市周边地区、强调发展周边农村的重要性。要注意城市对周边乡镇的带动、互动作用，这样才能真正把城市发展好。而非单纯的建设城市，单纯的注重几个大城市的建设与联系，进而忘记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促进作用。正像今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对农村的重视，我们地方政府也决不能忽视农村的发展。 美国在它高度城市化后，出现了许多住房、交通、犯罪等社会问题，被称为“城市病”，导致了许多地区又有了郊区化、小城镇化的逆向过程，对此，我们也应当引以为鉴。 王旭，1953年生，1990年获历史学博士，1993年被评为教授，1995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历任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厦门大学社科处处长，美国史研究所所长。著有多部专著和译著，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多家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曾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多次赴欧美和大洋洲从事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包括两度获得富布莱特（fulbright）高级访问学者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