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知名学者雷迅马在北京大学做学术报告

雷迅马（michael latham），美国新锐冷战史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1996），福德海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第三世界的冷战以及社会科学与与美国冷战政策的互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中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具有广泛影响。主编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co-edited with david engerman, nils gilman, mark haefel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参与撰写《剑桥冷战史》和《剑桥科学史》（社会科学卷）。<?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11月5日和6日，雷迅马博士应邀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做了两场学术报告。

雷迅马博士的第一讲题目是《冷战在第三世界，1963-1975》（the cold war in the third world, 1963-1975），这是作者为即将出版的《剑桥冷战史》所撰写的章节。该题目主要涉及美苏中三个大国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中期在第三世界进行战略争夺的情况，正如题目所显示的那样，冷战扩展到了第三世界。面对50、60年代的非殖民化和新兴国家独立的浪潮，美苏中三家都视其为赢得冷战的重大历史机遇。三个大国都从意识形态和自身历史经验出发设计出了一整套自认为普世的发展变迁方案，并认为由自身主导可以塑造第三世界国家的未来，可以最终使第三世界导向三大国各自认为的历史最高阶段，即作者指出的不同形式的“现代性”。所以三大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层面，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意味，它们认为这是在争夺全球历史方向的主导权和定义何为现代性的话语权。

在这种背景下，冷战的焦点转移到了第三世界。三大国开始广泛介入古巴、越南、印度尼西亚、刚果、安哥拉等国的发展进程，用各自的变迁方案指导并塑造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意图以此为 “试验案例”（test cases）来赢得冷战这一关乎人类发展方向的斗争。面对三大国对自身的发展模式推销，新兴国家的领袖面临困难的抉择，因为他们真正追求的是不结盟和自主发展。他们或被苏联或被美国的发展模式吸引，有的则从不同阵营各取所需，在大国夹缝中合纵连横、尽量维持着独立的发展进程。由于发展过程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大国发展模式和第三世界实际情况的不适应，加之第三世界的领袖的独立自主意识，到了1960年代中期，三大国在上述国家的试验方案纷纷遭遇挫折，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像它们预期的那样具有可塑造性（malleable）。美国决策者发现他们并不能在拉美和东南亚促进导向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苏联与古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在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支持的政府也被颠覆了；而中国则遭遇了非洲国家的外交逆转和与北越的交恶。

一方面是因为上述外交挫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形势变化：独立后的第一代政府纷纷被军事独裁政权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所取代，民族主义和不结盟运动势微，所以到了1960年代末期，美苏中三大国外交政策都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的政策从促进现代化转变为了强硬的干涉和支持第三世界军人独裁政权；苏联的政策则从包容多元的反殖民主义运动转变为了坚决主张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主导的政权；中国则转变为愿意支持任何反对苏联的斗争。这些对抗性的强硬政策造成三大国争夺的第三世界国家军事冲突愈演愈烈，暴力升级。这不仅摧毁了两大阵营冷战缓和（detente）的基础，也造成了这几个第三世界最穷困的国家暴力冲突不断和生灵涂炭。

雷迅马博士的第二讲题目是《使革命转向：美国和在南越国家建构的失败》（redirecting the revolution: the usa and the failure of nation-building in south vietnam），这是作者在2006年在美国《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第一讲的内容是总体分析冷战三大国对第三世界的战略演变；在第二讲中，雷迅马博士则为我们详细分析了美国在1960年代中期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试验案例”——在南越的国家建构运动。雷迅马博士指出在越南的美国的官员和研究第三世界发展变迁的社会科学家信奉现代化理论，原则有四：传统和现代社会截然两分；经济、社会、政治变迁是一个整体，各要素互相依存；发展会沿着普遍和线性的道路进行；通过与发达国家的接触，发展中国家可以加速现代化进程。在这种指导原则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官员们认为对南越的吴庭艳政权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并且在南越农村实行“战略村”计划（hamlet project）可以培养人民对政府的民族主义忠诚，并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使越南南方走向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而且这还可以斩断革命的根源，有效的排斥北方共产党对越南南方的影响，从而赢得在越南的对苏冷战斗争。

然而，这种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却遭遇了惨重的失败。雷迅马分析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官员和理论家的错误假设：越南是可以轻易改变的，是可塑造的（malleable），而忽略了越南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也忽略了越南自反法独立运动以来坚韧卓绝的民族独立的诉求。

雷迅马博士最后指出“现代化的幽灵”时至今日仍有余音，体现在美国的9.11报告中和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中。美国当今的决策者仍把阿富汗和伊拉克当作“试验案例”，对美国发展模式的普世意义十分有信心，对发展中国家轻易实现变迁抱乐观态度，对美国引领独裁暴政国家转变至民主自由国家的能力非常有自信。尽管决策者信奉的已经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版本的现代化理论了，即由国家引导（state-led modernity）的现代性已经让位给了由市场引导的现代性（market-led modernity）了，但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设还在美国决策者头脑中根深蒂固。

两次讲座反响热烈，雷迅马博士还就社会科学与冷战政治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美国战后对日改造与对南越实行国家建构改造计划的异同等问题回答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