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学术报告：美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学术介绍：美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王希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刊发了一组关于美国历史研究的笔谈，一共三篇，分别由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伊莱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写作。 三位教授都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的主席，应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邀请，他们于2012年5-6月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参加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上海大学举行的年会，并分别到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厦门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讲学。
上海是他们在华停留的第一站。5月25日，他们参加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中外历史学家对话会”，分别做了专题发言。对话会开得热烈而充实，大家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分享这次交流的成果，姜义华教授提议发表美国学者的发言，三位教授欣然应允，将修订的发言稿交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故有了这次笔谈。在此，我将三篇论文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以引起感兴趣的美国史同行（尤其是年轻的研究生同行）的重视。
凯斯勒-哈里斯教授的文章是一篇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美国劳工史研究综述。文章对20世纪以来的美国劳工史学的发展做了内容丰富、分析精湛的梳理，介绍该领域从最初的工会史研究到目前的“新劳工史”研究所经历的几次重大转型，尤其讨论了阶级、种族、族裔、社会性别、白种肤色、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权利等分析概念如何进入劳工史领域并如何深化了历史学家对美国语境下的“劳动者”（working people）的复杂性和变异性的认知。在谈及当代劳工史学的使命时，凯斯勒-哈里斯教授特别指出，历史学家必须面对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包括跨国劳工流动、本土劳工与移民劳工之间的冲突，必须重新想象新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并必须将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纳入新劳工史的研究之中。
梅教授的论文把我们带入冷战史领域，但她关注的不是传统的冷战史，而是冷战对普通美国人生活中最隐秘之处——家庭与婚姻——的渗透和影响，即美国对共产主义世界的“遏制”如何在政府宣传、市场消费主义和“美国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夹击之下被内化成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普适性生活原则。在这种匠心独到的史学创作中，梅教授将社会史、文化史、意识形态研究和心理学等方法引入冷战史研究，在分析二战之后美国社会出现的长达20年之久的高结婚率和组建家庭热现象的同时，揭示这种基于白人中产阶级价值观之上的“非政治化”进程所掩盖的种族压迫和对异见者的严厉围剿。如同凯斯勒-哈里斯教授一样，梅教授也通过论文的脚注提供了本领域近年研究成果的大量信息。我相信这两篇论文提供的学术信息对国内相关学者和研究生将会非常有用。
霍林格教授的文章是他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其最终结果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原文的主标题为“Protestant Boomerang”，其中的boomerang直译为“回旋镖”，指一种抛出去能够旋转着飞回来的武器，也含有“自食其果”的意思，后者是霍林格教授想表达的意思。论文研究的是曾在亚洲进行传教或曾与在亚洲或中国的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的美国人（missionary-connected Americans）对美国政治、学术、法律、文化和种族意识的影响。霍林格发现，包括赛珍珠、谢伟思在内的 “海外传教活动相关者”在改正美国社会对亚洲人的种族偏见、反对国内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在美国高校中开拓中国研究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项研究将双向交流的思路带入到跨国文化交流的领域中，关注“反向”或“回返”影响，角度新颖独特。这项研究也可被视为美国史研究国际化（internationalizing the study of United States history）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近年来很有声势，已为跨大西洋的美国史研究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但在跨太平洋的美国史研究中才刚刚开始，也许新一代美国史研究者可以从文章获得创新的启发。
对于国内学者来说，劳工史、冷战史和美国对外关系史都不是陌生的领域，但三位美国历史学家的诠释却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尽管题材、形式与内容不同，但三篇文章综合起来可以提供一种兼具宏观和微观的视角，使我们得以窥见近年来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本国历史方面所经历的思想、视野、方法上的深刻转型。
我也在此对促成美国历史学家的访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表示感谢，对为促成这次笔谈做出重要贡献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姜义华教授、金光耀教授、李宏图教授和谈丽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感谢三位译者的辛勤而优异的工作。
（根据作者为《复旦学报》写作的笔谈介绍改写）。
2013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