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在北大发表演讲

        2014年10月21日下午，香港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国琦应邀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作了题为“中美共享的历史”（Shared History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的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主持，牛可副教授、本系师生以及北大其他院系的众多师生参加了讲座。
        徐国琦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先生。徐国琦教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和大战》（China and the Great War），《奥林匹克之梦：中国和体育，1895—2008》（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西线战场的陌生人：一战中的中国劳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中国人和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除学术著作外，徐教授还经常接受世界主流媒体的采访，其文章出现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大众媒体。2009年国际奥林匹克历史学家学会以及中国留美历史学家协会同时把《奥林匹克之梦》评为年度最佳著作。
        此次讲座，徐教授为大家带来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即研究中美关系史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共享的历史”。 整个讲座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徐教授回顾了学术史，进而从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何谓“共享的历史”；接着，他用具体的案例来说明如何运用这一新的史学方法；最后，徐教授就相关问题回答了听众的提问，王立新教授对整个讲座作出了精彩的评论。

“一切历史都是共享的历史”

        回顾学术史，中外学者在研究中美关系时，都强调双方的冲突与分歧。徐教授指出，他并不否认中美对抗的一面，正如入江昭先生在北大演讲时所说，过去就是过去，任何人无法改变。但是，徐教授引用宋朝诗人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来说明，作为历史学人，我们可以展示出中美关系史的不同面向。“共享的历史”所要做的，就是展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长期相处以来共同创造彼此的历史，同时在方法论层面上，它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剪不断，理还乱”，徐教授认为中美两国根本不可能分庭抗礼，两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上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美国梦和中国梦也是可以互相交融的。从“求同”的角度来检视中美关系史，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还是两国关系的实践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共享的历史”包括中美两国人民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和沮丧。徐教授讲到，纵观中美两国交往过程，“共享的历史”比比皆是，近几年已经有学者从微观的角度认识到“共享的历史”的重大价值，比如，哈佛大学马尼拉（Erez Manela）教授研究二战后期美国与中国如何合作共同筹划战后国际秩序；斯坦福大学张少书（Gordon Chang）教授主持研究19世纪北美华工历史；徐教授本人此前的一系列研究实际上也围绕着中美“共享的历史”而展开，如中国人与美国人如何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和平会议为建立战后新秩序做出共同努力；通过奥林匹克运动揭示中国人和美国人如何利用体育运动来促进两国国力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家认同的建构；徐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则进一步把近几年的周边研究提炼为一种新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视野。

作为方法的“共享的历史”

        哈佛大学欧内斯特·梅（Ernest R. May）教授曾写道：“我们对中美之间的冲突史知之甚多，但对两国过去的合作以及未来合作的前景知之甚少。”在徐教授看来，梅教授是寄希望于新一代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范式，帮助我们了解中美过去合作的历史，从而进一步探讨未来合作的可行性。
        徐教授指出，他之所以提出“共享的历史”这一概念，既有经验层面的考虑，又有学术方法论上的深思，更多的还是后者。在写完“国际史”三部曲后，他意识到，如果要进一步在学术方法上有所突破，可能“共享的历史”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换言之，“共享的历史”是“国际史”方法的提升，并且可以应用到所有的历史研究上。
        概括而言，“共享的历史”有三大构成要素：其一是“共享”，即探讨中美或者各国之间共同的经历或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共享的历史”实质上是一个“双轨车道”，不再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单边影响，而是捕捉那些促进交往方共同发展的历史事件；其二是侧重文化层面，且具有正面意义，试图突破过去强调冲突对抗的史学研究，从而呈现出各国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同的面向。其三是强调个人或者非政府行为体在跨国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中美关系史上，像蒲安臣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徐教授还提到被学界忽视的哈佛第一任中文教师戈鲲化，以及饱受非议的古德诺（Frank J. Goodnow）等人，他们都是中美共享的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个人力量。
 

案例：“使臣蒲安臣”

        如何在研究中美关系史中运用“共享的历史”方法，徐教授以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为例，详细深入地阐释了这一新方法的旨趣与视野。作为“使臣”的蒲安臣，他具有双重身份，一个是美国驻华公使，二是清政府的外交代表。为什么满清政府选择一个美国人来担任中国外交使团的实际负责人？为什么又是蒲安臣？在徐教授看来，这是弄清整个历史事件的两个核心问题，而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借用“共享的历史”的角度去解读。
        徐教授指出，中国之所以选择美国人作为外交使团负责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与美国在当时有许多共同的经历。美国同中国一样，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历史时段内美国和中国一样经历“内忧外患”的考验：满清政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对外进行鸦片战争；美国也经历了一场血淋淋的内战，而外患则是英国，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试图利用美国内战制造“两个美国”。除此之外，两国的共同经历还包括：中美两国当时都游离于欧洲列强主宰的世界秩序之外；中美两国彼此没有利益冲突。概言之，徐教授认为，必须从上述时代的大背景出发，通过“共享的历史”加以诠释，才能回答为什么选择美国人作为中国外交使团负责人的问题。
        而为什么又是蒲安臣这样一个人，除了时代背景之外，还需考虑个人因素。徐教授讲到，如果当时中国必须选择一个外国人担任外交使团负责人的话，蒲安臣可能是最佳人选。蒲安臣生长于美国的边疆州俄亥俄州，具有极强的正义感。通过检读蒲安臣从小到出任中国公使的演说，我们可以发现，他经常使用“良心”、“道义”、“文明”、“正义”等词语。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蒲安臣嫉恶如仇，坚决反对南方分裂势力，俨然一个卫道士的形象。此外，蒲安臣擅长发表讲演，口才出众，极富煽动力。更可贵的是，蒲安臣对中国官员态度十分友好，并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出力甚多。可见，蒲安臣与中国对“使臣”的想象十分契合，选择蒲安臣担任外交官是水到渠成之事。
        徐教授提到，正因为蒲安臣在中西交流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英国《泰晤士报》先于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一百余年发明了“Chin-American”（中美人）这一名词来形容当时所谓的“中美共同体”。

         整个讲座过程中，徐教授亲切随和，风趣幽默，他不仅向同学们讲述了许多中美关系史中不为人知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他赋予这些故事以重要的学术意义，从而在方法论层面上给予大家启迪。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中，同学们就“共享的历史”与“国际史”方法的异同，史料甄别等问题与徐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讲座主持人王立新教授作了精彩的评论。王教授指出，“共享的历史”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推进“国际史”和“跨国史”的研究，打破民族国家史学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历史不完全由该国人民创造，实际上受到域外事态的深刻影响，甚至有域外人士参与该国历史的创造过程。其次，“共享的历史”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分享的历史等待学者们去挖掘，如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历史。传教士的经历既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因为来华传教士对美国的历史进程也产生深刻的影响。中美“共享的历史”不同于中美关系史，实际上是指两国历史中交错重叠的部分。此外，“共享的历史”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挖掘中美乃至中日和中韩共享的历史可以削弱历史记忆和历史教育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培育谦卑、宽容的美德，因而有助于处理当前中美关系和东北亚国际关系。总之，徐国琦教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即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去挖掘尘封的档案，以重建被淹没、被忽视甚至是被官方有意遗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