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杰：参加2018年OAH年会有感

参加2018年OAH年会有感

高艳杰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2018年4月15日，参加完美国历史家协会（OAH）的年会，我早上4点多爬起来赶往美国国家档案馆附近的宿地。由于萨克拉门托没有通往华盛顿DC的直达航班，我所购买的航班要经停摩门教圣地盐湖城。飞机二次起航后暂时进入低空飞行状态，打开遮阳板，积雪覆盖的山头立即映入眼帘，连绵不见边际。这是我第二次路过盐湖城，上一次是七年前的美国西部旅行，虽间隔久远，但盐湖城的美景似乎从未改变。此时此刻，我生活的厦门早已进入短袖模式，这种强烈的气候反差，愈发让人觉得身处异地他乡。

感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OAH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我有幸成为中方选派参加OAH年会的三位候选人之一，同时入选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侯深和武汉大学的杜华。此次赴美参会遇到一点小波折，由于自己的疏忽，临登机前才发现签证的EVUS未注册，于是赶快拿出随身携带的电脑，蹲在打包台前临时注册，画面极其狼狈。好在美国工作人员效率不错，在我转机香港时，网上注册的状态已经由pending变为enrolled，最终得以顺利登上去美国的航班。飞机最终目的地为旧金山，我提前预定了从旧金山去萨克拉门托的长途巴士。原本想在旧金山逗留一日，欣赏一下金门大桥还有金州勇士的主场，但碍于行程匆忙，只能作罢。不过天公作美，金门大桥是旧金山前往萨克罗门托的必经地。身临其境穿越其中，颇有感慨，这座承载着美国人开拓精神和华工血泪史的宏伟建筑，是中美历史的交织点。而巧合的是，临出国前上海大学张勇安老师刚刚选定金门大桥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新版网站的背景图。

抵达萨克拉门托后，我自行去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会议指定酒店价格高的令人咂舌，房间价格基本都在每晚250美元以上，幸亏OAH提供的资助标准不错，否则对于像我这样的大陆“青椒”还是有点压力的。会议正式开始第一天，我约了侯深老师一同前往会场，侯老师曾在美国求学和工作多年，对美国学术会议的情况非常熟悉。从酒店到会场大概步行五分钟，入门即看到“2018OAH ANNUAL MEETING”，会议注册现场一切井然有序，所有人员按照对应的姓氏字母在不同的柜台领取材料。会议现场罕有华人面孔，但是我们却意外碰到了东北师大美国史研究所的高嵩、吕洪艳和伍斌老师，会场偶遇，自是分外亲切！

会议开始的时间定为11点，这与国内的情形完全不同。据说这是主办方的精心安排，目的是为早上赶来会场的与会人员留出足够的时间。会议没有开幕式，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讲话和接待，直接进入不同小组的panel流程。临报道前，我已经大致研究了各个panel的主题，原本是希望借机多向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外交的同行多多请教，但整个会议流程浏览下来，发现冷战、美国外交并非会议的重点领域。虽然会议安排了分为上下半场的“The Cold War‘s Long Reach”的panel，但它显然不是会议的主角。传统的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衰落，之前也略有了解，但是切身体会且被边缘化的程度，还是令人惊愕。涉及冷战的研究，多以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公共外交为主，主要研究人群也多来是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

整个会议听下来，感觉有几点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首先，美国学术会议组织形式的专业性和氛围的活跃。OAH的年会更像是一个成熟而有序的学术festival，有大型书展、小规模酒会、颁奖典礼等等，它并非仅仅是一次学术研讨会，同时也是同行之间的聚会。无论是新晋会员的欢迎会，还是国际友人的碰面会，都处处洋溢着欢快的Party和社交色彩。

其次，研究方法的新颖性。我旁听的第一场Panel是“Beyond Good and Evil: New Ways of Thinking about Henry Kissinger”,来自纽约城市大学的Micki Kaufman教授利用全面搜集了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和录音，然后通过图片、音频软件提取谈话内容的热点词汇，进而分析基辛格在不同时期关注的外交重心，在中国国内此类研究似乎尚未有人涉及。

第三，美国学者对历史教学的重视程度，超乎想象。此前阅读过参加OAH年会的同行的文章，大体了解美国对教学的重视，但是没想到会如此重视。整个会议日程中，涉及教学的Panel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而参与这些主题讨论的人员，既包括名校的大牌教授，也包括社区大学，甚至高中的历史老师。高中老师参加历史研讨会，我只在上海的世界史年会上见过，但在中国其他地区似乎闻所未闻。

第四，对于数字化浪潮带来的挑战，构成了美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1世纪以来，大量档案被数据库公司或者档案馆数字化，结果导致学者可接触的史料以几何数字的方式疯狂增长，对很多领域而言，已经不是有没有史料可供利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和消化海量的档案资料，避免陷入史料的沼泽，是全球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第五，青年学者的焦虑。在我的印象中，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学者都是阳光而自信的，学术理想和追求似乎是他们留给中国学者的主要印象。但在OAH年会上，仅就个人所触及的人群而言，我能非常明显的感受到美国青年学者面临的生存和晋升的压力。学历史，不仅找工作难，就业后获得tenure同样不易。基本上，每个大学的历史教职背后，都有数十到几百不等的竞争者，想要在名校获得一份职位，更是难上加难。而入职后，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将长期成为美国青年学者面临的主要困难。如果“不幸”在大城市的高校工作，房价同样会压得美国青年学者们喘不过气，这些跟中国国内青年学者的困境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美国学者似乎不会为“复杂”的报销程序而发愁。

参加完OAH的年会，我转机前往靠近华盛顿DC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二馆，同时约好了跟马里兰大学的Colleen Woods博士碰面，她是我此次美国之行的研究接待方。这是我第二次去美国二档查资料，2011年在美国访学时，曾在档案馆短暂停留过一个多星期。此番二下档案馆，主要是希望系统搜集涉及美国与印尼关系的资料，尤其是1965年以后的档案。我在档案馆一共查阅了14天档案，在暨南大学研究生简宛君的帮助下，一共拍摄了三万余页档案，可谓收获颇丰。时隔七年，档案馆的规则基本没什么变化，除了周六不再开放外，安全检查的流程也略有简化，访问者不必再一一登记电子设备编号。

去档案馆查资料，除了要提前通过电子检索系统直接找到对应的资料外，还需要对档案馆的目录进行充分了解。美国档案馆的官方网站检索结果只能具体到folder的名称，并且是不完全收录，这就决定了很多研究主题，只能依靠线索，回到纸本目录进行排查。这个过程一方面很辛苦，另一方也需要一些运气。由于档案馆的编排规则不断发生变化，并且美国的政府机构在历史上也经历了一系列沿革，这意味着短期内获得某个主题的全部时段的文件，几乎无法实现。往往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抱着有多少拿多少的心态，有时候反而会有意外发现。

这次去档案馆，另一个发现就是中国面孔的增加。中国与日本学者，成为档案馆里最主要的外国人。除了跟我一同查档的华东师大博士生彭永福，我们再档案管理还碰到了华师大的另一位博士生柏友春，以及东北师大博士生王佳欣。我自己也很感慨，这些年国内的美国史、冷战史研究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博士生如果不去档案馆、总统图书馆搜集一批盒子，基本很难毕业。有的博士生已经去过两三个国家的不同档案馆搜集资料，这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可以看出，中国青年学者与欧美同行的差距正在缩小，在史料方面尤其明显。

5月6日，我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航班，从纽约返回中国，结束了这次美国之旅。再次感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OAH开展的国际合作，让我有了这次宝贵的学术经历。在异国他乡，品读不同肤色、不同国家学术同仁的前沿成果，感受他们在学术之外的喜怒哀乐，愈发觉得学术道路的不易。当然，也愈发体会体会到外行人难以理解的快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生存当然是前提，但学术追求，更多是一种满足自我内心的精神探索。

2018年5月10日星期四

厦门大学南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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