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华: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美国历史学家会2018年年会侧记
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美国历史学家会2018年年会侧记
杜华
2018年4月12日至14日,美国历史学会第111届年会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举行。根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美国历史学会(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简称OAH) 在2012年达成的双向交流合作机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每年派出三名会员赴美参加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年会,并在会后各自选择一所学校或研究机构进行短期访问。我有幸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所选派的三名参会者之一,赴美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会后前往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进行了十多天的原始文献研究。美国历史学会是美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美国历史研究者的组织,其年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出美国史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因此,我将参加此次年会的印象记录下来,希望可以引发国内学界师友的关注和思考。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历史的形式”(The Forms of History)。具体而言,是指“历史以很多方式被理解、误读、书写、设计、分类、表现、分析、歌唱和传授”。 与此前几届年会的主题相比,这个主题似乎更加宽泛。比如,2017年年会的主题是“传播”(circulation),包括思想、人口、物质、疾病等因素的跨地区和全球范围的传播与流通。 2106年会的主题则是“领导力”(leadership),涉及美国总统、大学校长、国家公园管理局领导者、美国革命的领导者、非裔美国女性的领导者等。 但是,本次年会的这个相对宽泛的主题,却能更加全面、直观地体现美国史研究的一些新趋势。正如在此次年会上就任的新一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爱德华·艾尔斯(Edward L. Ayers)所言,“美国历史的丰富性不仅在于主题,也在于解释和书写的可能性”。 在此次会议上,发生了不少有关重新解释和书写美国历史的讨论。我以自己较为熟悉和关注的领域为中心,介绍相关的前言研究。
一、美国早期国家构建
在此次年会上,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引发了较多的讨论。4月12日下午,有一组名为“重新把国家带走:联邦政府在西部的不相关性,1803-1861”。从主题设置来看,这组讨论从两个层面直接挑战了既有的关于国家构建的研究。第一,首先,它挑战了政治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所主编的那部推动了国家构建研究的名著——《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 其次,它挑战了过去数十年中历史学家对早期国家构建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美国学者重新考察美国早期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的发展,挑战学术界盛行的美国联邦政府在19世纪末之前弱小、消极的神话。在此背景下,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约翰(Richard John)重写了西部史。他认为在西部发展的过程中,个人和地方因素的所发挥的作用更小,联邦政府所发挥的作用的更大,西部的发展比美国的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加依赖联邦政府。
但是,在此次讨论中,四位发言人认为,在19世纪上半期,在经济发展、对外关系、资源开发、社会制度等诸多领域内,联邦政府所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微弱的。其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副教授雷切尔·约翰(Rachel St. John)的发言让人印象最为深刻。 在大多数历史著作中,美国在19世纪的发展和领土扩张是一个必然的、无可比拟的历史进程。但是雷切尔认为,这种描述具有很多神话和决定论色彩。事实上,美国的领土扩张具有很多偶然性因素。而且,如果放宽视野,会发现在19世纪上半期,北美大陆上除了美国、墨西哥和英属加拿大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比如下加利福利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ower California)、切诺基国(the Cherokee Nation)、德克萨斯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exas)、南部邦联。受财富、权力、观念等因素影响,这些国家在努力捍卫其主权,很多国民也不愿成为美国人。
19世纪西进运动
在4月13日上午进行的一组名为“重新解释美利坚国家:来自数据历史的解释”讨论中,四位发言人利用最新的数据统计技术来考察19世纪的美国国家构建,并探讨了如何将历史研究与大数据结合起来。此次讨论的主持人、丹佛大学历史系的苏珊·舒尔腾(Susan Schulten)指出,尽管美国国家构建领域的专著颇多,但是只要粗略地翻翻这些著作,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几乎看不到什么地图,这意味着我们其实并不清楚地理和空间意义上的美国到底在是什么样的。近年来,虽然地理信息系统等数据工具的出现,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在此情景下,历史学家更需要从空间维度出发,为国家构建研究提供新的解释。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卡梅伦·布莱文斯(Cameron Blevins)的发言恰好相应了这一号召。他认为,从1860到1890这三十年间,美国西部西区在人口、土地、资本、资源等方面发展迅速,联邦政府在该地区的权力和功能也迅速建立起来。在考察美国国家构建的过程时,必须要对这一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他利用Gossamer Network 网站上超过1万份邮局地图,分析美国邮政体系在西部建立的过程,以此来揭示美国的国家权力向西部扩张的图景。
二、种族、奴隶制与内战史
奴隶制与内战史是此次年会中最热点的领域,相关的专题讨论将近20场。我印象最深的是4月13日上午举行的“废奴与奴隶解放前沿论坛”。这个论坛可谓是大咖云集。来自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斯蒂芬·坎特罗威茨(Stephen Kantrowitz)教授以研究种族问题与美国早期公民身份的演变而知名,他的《不至于自由:在白人共和国中为黑人公民权而战,1829-1889》(More than Freedom: Fighting for Black Citizenship in a White Republic, 1829-1889,Penguin, 2012)一书曾同时获林肯奖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奖的提名。来自乔治城大学的钱德拉·曼宁教授是内战史领域的杰出学者,她在2016年刚刚出版了十年磨一剑之作《不平静的避难所:在内战中为自由而奋斗》(Troubled Refuge: Struggling for Freedom in the Civil War. Alfred A. Knopf.),获得了美国内战博物馆所颁发的杰斐逊·戴维斯奖(Jefferson Davis Award)和林肯奖提名。来自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的马尼莎·辛哈(Manisha Sinha)的教授是目前废奴运动研究领域中的领军学者,她在2016年出版的《奴隶之业:美国废奴运动史》(The Slave’s Cause: A History of Abol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是近三十年中所出版的唯一一部全面描述废奴运动兴衰的著作,获得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此外,还有两位在反奴隶制研究领域非常出色的年轻学者。
会议书展现场
在该组的讨论中,几位学者的发言均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种族和奴隶制问题如何影响美国人的公民权(citizenship)?如何理解奴隶制对美国历史留下复杂遗产?这其实是美国历史的最核心问题之一。自内战以来,历代的美国历史学家一直在不断进行思考。斯蒂芬·坎特罗威茨、钱德拉·曼宁和马尼莎·辛哈都强调,内战具有无比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开启了美国人争取公民权的新时代;但是,这一历史进程又是极为复杂的,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充分思考不同的个人和群体的遭遇。斯蒂芬·坎特罗威茨的关注点是公民权研究领域中受重视程度不够的美国原住民。在内战的历史语境中,人们普遍认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公民权的界定具有普世性;但是,自重建后期开始,这种普世性就一再受到质疑和挑战。在这种新的语境之中,部分白人立法者和政府官员将“文明”视为个体获得公民权的必要条件,并以原住民不符合“文明”的定义为由,限制其公民权。公民权不再是通往个人的部分自主权(partial autonomy)的路径,而是一种种族权利和国家的纪律工具(disciplinary tool)。
马尼莎·辛哈认为,黑人的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内战只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只有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出发,才能充分理解内战与黑人解放之间的关系。而且,在研究长时段的黑人解放历史时,我们需要将高层政治(high politics)与运动政治(movement politics)结合起来,全方位考察不同的个体和组织在反奴隶制政治(antislavery politics)兴起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尤其强调废奴主义者的卓越贡献,认为他们不仅全方位地挑战了内战前的奴隶制政治的格局,还对共和党的政治理念和内战期间的“宪政革命”贡献颇多。
在内战期间,超过40万南部黑人奴隶向北部逃亡,极大了推动了战局的演变。学者们此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黑人逃奴对联邦政府的奴隶制政策的影响,钱德拉·曼宁则从黑人的切身经历入手,阐述黑奴难民营与黑人公民权的关系。她认为公民权不仅是一种法律身份,同时也是非裔美国人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一种关系。黑人难民营以多种方式塑造了这种关系,比如加入军队、黑人女性的劳动等。黑人难民以他们的劳动和忠诚,换取了联邦政府对他们的权利的保护。在这一过程中,黑人难民其实是将公民权作为保护其个人自主权、家庭和共同体安全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黑人公民权的获得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间充斥着黑人难民与联邦政府之间的竞争:当二者的利益一致时,黑人的公民权就有所保障;当二者的利益冲突时,黑人的公民权就会受到限制。这种竞争关系在内战结束之后仍然存在,对黑人公民权的演变产生了持久影响。
4月13日下午,马尼莎·辛哈参与的另外一场讨论也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是一场小型的圆桌对谈,主题为“关于美国早期废奴主义的新著作”,由马尼莎·辛哈对话两位史学名家加里·纳什(Gary B. Nash)和马库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加里·纳什教授在美国革命史领域著述颇多,尤以对革命时期的种族和奴隶制问题的研究最具影响。即便对国内的普通美国史读者而言,纳什也是个非常熟悉的名字,这主要因为他所主编的经典美国史教材《美国人民》已被译成中文,成为很多人的第一部美国史读物。与纳什相比,马库斯·雷迪克教授可能只是少数美国史研究者的“熟人”。事实上,马库斯·雷迪克教授也是美国史学界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在劳工史、跨大西洋史、奴隶制研究等领域均做出过出色的研究。在此处对谈中,两人所谈论的是他们最近出版的关于早期废奴主义者的新著。
加里·纳什发言现场
已经85岁的加里· 纳什在去年出版了《沃纳·米夫林:坚定的贵格派废奴主义者》(Warner Mifflin: Unflinching Quaker Abolitioni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7),考察了沃纳·米夫林在革命时期通过游说州和国会议员制定废奴法律、感召南部奴隶主释放奴隶、发动呼吁禁止奴隶贸易的请愿活动等方式来推进废奴事业的历程,并由此分析了贵格派对早期废奴活动的贡献。马库斯·雷迪克在同年出版了关于贵格派废奴主义者本杰明·雷的著作(The Fearless Benjamin Lay: The Quaker Dwarf Who Became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Abolitionist, Beacon Press, 2017)。他认为本杰明·雷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革命性的废奴主义者,要求无条件地立即解放所有奴隶,呼吁给予自由黑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并且终身为此目标而奋斗。这种身体力行的激进主义虽然在当时反响不大,但是为美国废奴主义在此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马尼莎·辛哈指出,这两位前辈学者的新作,体现了废奴运动研究的新趋势——向早期回溯。长期以来,废奴运动研究的核心是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激进废奴运动。但是,从更长的时段来看,这激进废奴运动只是第二波废奴运动。在此之前,是长达将近一百年的第一波废奴运动,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关注明显不足。废奴运动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之一,其缘起、流变、影响,均值得我们持续进行深入地研究。
三、多领域的交叉和融合
在此次年会上,无论是旁听各个小组的讨论,还是浏览出版社展示的新书,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既美国历史研究有个明显的趋势——多领域的交叉和融合。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移民史、城市史等多个研究领域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很多研究均跨越多个领域,涉及多个主题。
在4月14日上午举行的“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研究的新趋向”的讨论中,主持人南希·昂格尔(Nancy C. Unger)教授明确指出,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研究的最主要趋势是多个研究领域的相互交融,女性与性别、艺术、资本主义、总统、劳工组织、城市化、宪政史、“世界中的美国”等多个研究主题和路径经常出现在同一篇论文之中,以至于你无法将其归类到政治史或劳工史等某个单一的研究领域之中。在过去二十年中,环境史是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研究中进展最为迅速的领域,相关的成果众多。但时至今日,环境史研究的边界正在扩展,民主、城市化、种族、性别、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等问题,已经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主题,环境政治或“政治化的环境史”是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研究的最核心问题之一。
在其他的研究领域中,多主题和路径相互交融的趋势也非常明显。传统上,奴隶制研究就涉及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多个领域。如今,它进一步与医疗史、环境史和国际史相结合。在4月14日举行的一场名为“大西洋世界中的奴隶制、动物与环境机构”的讨论中,发言者从跨大西洋的种族科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等角度,论述了奴隶制的“知识合法性”的构建过程。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的医疗史,也在与政治史和社会史等传统研究领域相融合,将种族、奴隶制等传统主题纳入到其研究范畴之中。4月13日举行的一场名为“美国早期的医疗科学与种族道德”的讨论中,三位发言人均将医疗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探究了医疗科学和传染病(霍乱、黄热病)对美国早期种族政治的影响。在4月14日举行的一场名为“将美国医疗史本土化:健康、疾病与印第安人研究的新趋势”的圆桌讨论中,对谈者将医疗史与政治史、妇女史、印第安人史研究结合起来,从霍乱与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印第安女医生与美国医疗事业和女性权利意识的发展、流行病与美国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等角度,描绘了一幅复杂而多元的印第安人史的图景。
与同来参会的国内同行合影
在会议开始之初,我与同来参会的国内同行都有同样的困惑:为何跨国史和国际史这一非常前沿的研究方法并未成为此次年会的热点?随着会议的进行,这一疑问逐渐得到解答——跨国史和国际史已经成为一种“常规化”的研究视角,融入到相关的研究领域之中,因而没有那么显山露水。比如,南部史这一带有明显的地方研究色彩的传统研究领域,也引入了国际史的研究路径。在4月14日进行的一场讨论中,发言者从跨大西洋思想交流的角度,重新考察了南部地区如何通过校址选择和阶层来实行居住隔离的。在当天进行的另外一场讨论中,三位发言人则从跨国史的角度阐释了美国女权运动研究的新趋势。在此次年会上所举行的两场关于新资本主义史的讨论中,与会者也一再强调要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图景出发,来重新思考奴隶制、种族问题、劳工运动等传统问题。
与前来旁听会议的国内博士生合影
在这种多领域的交叉和融合的趋势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政治史。自二十世纪50、60年代以来,社会史和文化史交替引领美国史学的潮流,曾长期在史学界一统天下的政治史雄风不在,有关政治史“衰落”、“消亡”的论断不绝于耳。但是,随着“政治”一词的内涵被重新认知,政治史开始以一种“隐形”的方式悄然复兴。在此次年会上,虽然没有一场完全单独的政治史讨论,但是在妇女史、社会史、文化史、医疗史、环境史、劳工史等相关的讨论中,政治几乎从未缺席,种族政治、环境政治、性别政治、知识政治、社会政治、公民身份、国家构建等理论无不是研究热点。本届年会首次利用统计技术对会议主题和关键词进行了可视化的处理,以方便人们可以快速直接地了解与会者的关注焦点所在。统计结果表明,最热门的研究主题竟然是国家政策(policy),政府、政治、权力这些词汇也高居关键词排行榜的前列。
四、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2013年4月,我趁在耶鲁大学访学的机会,曾前往旧金山参加了一次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与那次会议相比,此次年会给我带来了一次更为强烈的冲击:美国的历史学界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
在过去几年中,随着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民权运动的遗产遭到质疑,种族和族裔再次成为焦点的社会议题,并无比强烈地撕裂着美国人的社会认同和身份意识。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之中,种族和族裔问题自然引起了美国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次年会上,与种族和族裔直接相关的讨论就超过30场。在一些重要的讨论会场,还有一些非职业历史学者参加,比如中学教师、历史爱好者、个体研究者等等。他们不仅仔细聆听最新的学术成果,还与专业历史学者展开激烈辩论。
在4月13日上午举行的“废奴与奴隶解放前沿论坛”,会场涌入的听众大概40人,超过了此次年会其他所有的讨论小组。他们与发言人就内战的历史意义、公民权的实质性内涵等问题展开争论。其中,一位黑人女性教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首先质疑了斯蒂芬·坎特罗威茨、钱德拉·曼宁和马尼莎·辛哈这三位大牌学者对内战的积极意义的强调,认为黑人的现状表明,内战对黑人公民权的演变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她还认为废奴主义者不够激进,算不上真正的社会改革家。钱德拉·曼宁和马尼莎·辛哈回应道,我们应该从历史语境出发,思考内战的意义和废奴主义者的革命性。这样的回答显然无法令这位女士满意。她情绪激动地大声反问:“如果历史真如你们这些名牌大学的学者所讲述的那样,那么为何黑人今天仍然无法得到完整的公民权?你们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番言论为她赢得了满场的掌声。
这位女士的问题,也是无数职业历史学家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应该保持何种关系?现实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又能以何种方式为现实服务?在一场关于废奴主义者的讨论中,加里·纳什教授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说,在当今这个沮丧失望的时代,美国人似乎失去了追求真理和变革社会的勇气,这无疑会使美国更深地堕入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深渊之中;他之所以要研究早期的废奴主义者,就是希望美国民众可以看到,在美国历史上那些更加迷惘和危险的时刻,还有一批像废奴主义者这样的坚守良知、挑战强大的不合理秩序的勇士。纳什的这番言论,同样赢得了持久而热烈的掌声。
4月14日下午五点,美国历史学会新任主席爱德华·艾尔斯教授在进行主席演讲时,同样对这位女士的问题做出了解答。此次演讲的题目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Everyone Their Own Historian"),与卡尔·贝克尔在1931年12月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演说词同名。艾尔斯指出,贝克尔在发表他的演讲时,美国的历史学已经初步完成职业化,他的演说给了专业历史学家一记响亮的耳光。因此,很多职业历史学家认为,贝克尔的演讲冒犯了他们,破坏了历史学专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让学术屈服于庸众。事实上,这是对贝克尔的误解。在这个社交媒体无比强大、美国的政治却又相当晦暗不明的时代,我们需要再次回到贝克尔那里,重新认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一方面,美国的历史学家要直面现实,从“职业”、“高深”、“科学”的高坛上走下来,承担起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并将之作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在解读材料、选取研究方法、进行历史叙事时,历史学家应保持个体的独立,“不要丢掉灵魂”。而且,美国的专业历史学界应该在历史教学和公共历史等领域,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与更多的民众交流和对话,逐步消解专业史学与公众之间的壁垒。
从我在本次年会上的见闻来看,美国历史协会已经在很多方面践行了爱德华·艾尔斯教授的呼吁。在本次年会上,有20场与历史教学直接相关的讨论。包括如何利用新的数据技术进行历史教学、如何教学生使用原始材料、如何挑战教育中的家长制、如何讲授医疗史和环境史、如何给12岁以下的孩子讲授同性恋和跨性别恋者的历史、如何给国际学生和移民学生授课等。年会还就美国社会今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展开了讨论。4月13日晚,爱德华·艾尔斯教授主持了一场大型座谈会,有超过50人参加。艾尔斯教授指出,这次座谈会召开的原因是夏洛茨维尔市发生的关于是否迁走罗伯特·李将军塑像的争议。这起事件表明,内战所造成的伤害、争议和矛盾,并未随着时间消失,反而在政党冲突和社会分裂的时刻重新浮现,种族主义和地区仇恨的幽灵再次被释放出来。在这个危险时刻,历史学家必须站出来,为过去做出正确的解释,让公众可以直面历史。此外,年会还就女性学者的境遇、历史学家组织与政党政治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展开讨论。专业历史学组织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国内的学术界确实难得一见。
五、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之行
萨克拉门托位于加州中部,这座在19世纪中期的淘金潮时期兴起的商埠,如今是个安静优美的小城。可惜时间紧迫,我无暇游览。4月15日一早,我就直飞波士顿,前往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查资料。
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成立于1791年,是美国建国之后成立的第一个历史协会,藏品非常丰富,尤其以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和托马斯·杰斐逊这三位总统的个人文集而知名。当然,协会还收藏了大量的马萨诸塞州的地方档案和文献,关于美国早期史和十九世纪史的资源尤为丰富。就我个人而言,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有两个极为重要的资源。一是亚当斯家族文集(Adams Family Papers)。这是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的镇馆之宝之一,涵盖了1639年至1889年间,三代亚当斯家族成员的文献。我最感兴趣的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他的儿子约翰·弗朗西斯·亚当斯(John Francis Adams)在19世纪上半期留下的与奴隶制问题有关的资料。二是有关废奴运动的资料。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波士顿一直是废奴运动的中心城市,马萨诸塞州也是反奴隶制政治的重要阵地,因而留下了大量关于废奴运动的文献,其中的大部分均收藏于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
赴美之前,我已经通过邮件与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的工作人员Anna Clutterbuck-Cook女士取得联系。我提交自己的简历、研究计划和所需材料。她的回复极为专业和细致。她不仅详细列出了马萨诸塞历史协会所藏有的与我的研究相关的资料,还写明了查资料的程序和注意事项,比如所需的证件、开闭馆的时间、禁止事项等等。而且,她还提醒我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有我需要的材料,并贴心地告知了我可能需要的联系方式。得益于她的帮助,我查找资料的过程异常顺利。
4月16日,在抵达波士顿之后,我先注册了马萨诸塞历史协会的门户系统(portal 1791),填写了我要查找的资料,并预约了查资料的时间。4月17日上午9点,我准时来到马萨诸塞历史协会。这是一栋不起眼的四层的小楼,位于博伊尔斯顿街1154号,旁边是大名鼎鼎的伯克利音乐学院。查资料的第一步是填写自己的简历和研究计划,提交签证,办理一张图书卡。工作人员看到我的签证之后,立刻告知,Anna Clutterbuck-Cook女士已经帮我填好了相关的资料,所以我只需提交签证即可。不到两分钟时间,工作人员就已经帮我打印好图书卡,并将我介绍给负责19世纪美国史的专业人员。这位工作人员详细地向我介绍了缩微胶卷、胶片、印刷品、政府档案等各种文献的分类情况,并手把手地教授我使用缩微胶卷和胶片的方法。
借阅图书证
在掌握了上述的方法之后,我正式开启了一段非常愉悦的查阅原始文献的旅程。每天上午来到文献索取区,昨日所预约的文献已经在等着我。我只需查找的保存所需要的部分。所有的所谓胶卷和胶片,均可以保存为pdf文件,免费发送到自己的邮箱之中。纸质版本的原始文献,则可以用相机或高拍仪免费拍摄。如果当日所预约的材料无法读完,只需写一张小纸条,让工作人员继续保留,第二次就可以继续查看。总之,整个查阅过程异常高效和简单,而且全程没有产生任何费用。协会内部的环境异常安静,陈设以舒适至上,可以有效缓解长时间查阅资料所带来的疲惫感。
受到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的这段愉悦经历的启发,我查阅了其他一些地方性历史机构,发现了不少值得分享的信息。国内的同行,尤其是硕博士生,可以多关注美国这些地方性历史机构的网站,比如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宾夕法尼亚州历史协会、新英格兰历史协会、纽约历史协会等。它们会常年设置一些短期的研究项目,时间从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提供部分经费,并为国际学者支付单程机票。虽然时间不长,但如果做好前期准备,不失为一个寻找一手材料的好机会。需要注意的而是,这些项目一般都是秋季开放申请(10月),次年春季(1月)结束申请,有意申请者不可错过申请时间。
4月27日,我离开波士顿,前往去纽约乘飞机回国。这段将近二十天的旅程可谓收获满满。我不仅有幸目睹了到美国史学发展的前沿,收集了与个人研究直接相关的原始文献,更是对美国的学术组织和学术机构的专业化和开放性有了切身感受。真心地希望美国历史学会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之间的合作项目能够持续下去。在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化遭遇挑战的时代,中美这种学术交流无疑更加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