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美国史读书会：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无疆界的革命
复旦大学美国史读书会
（2018年第三场）
Copyright ©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史读书会2018年第3场内容，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刘雨君和王仲达整理与编辑。经发言者本人审定，本文已授权“美国史研究”公众号全权刊发。如需转载，请注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官方公众号“美国史研究”】，感谢关注本号！
本期书目
珍妮特·波拉斯基
《无疆界的革命：在大西洋世界呼唤自由》
书名：Revolutions without Borders: The Call to Liberty in the Atlantic World
作者：Janet Polasky
出版社：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时间：2015年
《无疆界的革命：在大西洋世界呼唤自由》是美国历史学家珍妮特·波拉斯基（Janet Polasky）富有雄心的一部著作。她运用18世纪旅行革命者的小册子、报纸、书信、小说、日记乃至谣言等多种史料，打破传统民族国家的历史写作框架，尝试跨国史路径，展现了1776年至1804年间大西洋世界此起彼伏的革命事件中思想观念的交流和碰撞。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传达出的“自由”观念突破疆界，得到了欧洲、北美、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和国家的回应。本书入围美国2016年乔治·华盛顿奖（the George Washington Prize）最终名单。
时间：2018年6月6日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1907室
主持人：刘雨君
本书作者
珍妮特·波拉斯基（Janet Polasky），1978年自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执教于新罕布什尔大学历史系，任首席教授，通晓英语、法语、德语等多门语言，主要研究方向为18世纪大西洋革命史、比较史学、城市史和欧洲女性史。
开场
刘雨 君 复旦大学博士生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珍妮特·波拉斯基（Janet Polasky）的《无疆界的革命：在大西洋世界呼唤自由》。我想先从本书的方法论和史学史角度、采用的史料、选择的群体对象，以及作者对18世纪末“自由”观念的探讨等四个方面作一简要说明，然后请大家各抒己见。
波拉斯基凭借法语、德语等多国语言优势，运用多语言史料，专治欧洲史，并且关注性别史研究。这些集中在一起论述18世纪末的大西洋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革命，就是《无疆界的革命》一书的突出特点和优点。
首先从方法论和史学史的角度看，波拉斯基采用跨国史路径，展现自1776年美国革命爆发至1804年海地革命为止，近30年间“自由”的革命思想观念在大西洋世界的传播过程。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专业史学兴起的时代，就有美国“帝国学派”等史学家将近代早期欧洲和北美的历史放置于大西洋背景下加以考察；在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将“大西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分析框架，研究这个区域内的人口迁徙、商品流通、政治意识和宗教思想等因素，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和路径。与此同时，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框架局限性日益凸显，研究领域狭窄，过分强调本国本民族历史的独特性，忽视国家间的互动，加之民族主义立场威胁到史学研究的客观中立，因而在史学领域出现了“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跨国史应运而生。在入江昭（Akira Iriye）看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跨国史”或“跨国视角”（transnational history或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强调以跨国的立场重新解读民族国家的历史，试图突破国家例外论的叙事立场，讨论文化、宗教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跨国史路径把民族国家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将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纳入到研究之中，拓展了研究思路，加深了对传统历史研究中所忽略面相的理解和认识。
入江昭
《全球史和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
其次，波拉斯基依据不同类型的史料安排篇章布局，令人耳目一新。
大致看来，作者每章都追溯一种特定体裁的文本，论述某个核心问题。例如作者在第一章开篇便指出“是小册子而非毛瑟枪引燃了从北美到欧洲的革命”，她强调这种便携文本在大西洋世界中传播革命思想观念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三章主要使用回忆录、日记等文本，记录旅行中的革命者的所思所感，从个人视角展现出他们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革命的观察；在第四章，作者利用报纸展现当时在公共领域中迅速增强的政治论辩和煽动性言论；第五章则以谣言为依托，描绘大西洋世界不同区域和不同身份的人群，特别是边缘群体对各种信息的理解和解读，进而阐释当时“自由”革命思想观念在大西洋两岸的流传；波拉斯基以小说作为第六章的核心材料，展现当时旅行革命家的妻女的思想情感变化，重点考察革命对家庭生活的影响；第七八两章则基于跨大西洋交通网络之间传递的私人信件和外交书信展开论述，凸显信件在外交、商业、社交等方面的功能，从个人情感和公共事务两条主线展现革命时期大西洋世界的意识形态流变。
虽然波拉斯基对每一章安排了某种特定文本作为主要论述材料，但是不同体裁的材料也在各章中穿插使用。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学习和借鉴这种方法，依据所讨论的具体问题的特质选取史料，兼顾各种不同材料的特点丰富论述，令行文更有层次感，视角更加开阔。
再次，作者选取多元的叙述对象，既有对拿破仑、华盛顿、杰斐逊等传统政治精英人物革命行动的展现，也结合分析了革命中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思想情感变迁。
一方面，擅长性别史研究的波拉斯基用一章专门论述旅行革命家妻女的文字信息，包括她们的书信和文学作品，这些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有文化的女性，善于观察和表达，将个人情感与对革命的认识记录下来，呈现出同以往精英视角完全不同的史料信息和价值，展现出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云波诡谲的思想观念转变对个体家庭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波拉斯基兼顾对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思想、行为的揭示，从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效忠派在不同革命时期，跟随英帝国从美国向新斯科舍转移，进而到达非洲的塞拉利昂、欧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建立新家园的愿景，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自由”思想观念的理解和呼唤。
受制于文字史料，完全从底层群众的视角揭示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的革命显然是“高贵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因为不识字，他们的诉求表达纷繁复杂，难以流传下来。但是，波拉斯基另辟蹊径，从文学的角度窥探时局，以精英人物身边的亲人、助手，以识字的黑人革命领袖的记录作参照，展现出那个时代上层群体之外的其他人群的情感和思想观念，不失为一种折中方案。
除此之外，波拉斯基从“自由”观念的认识和发展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角度，考察了18世纪末的整个大西洋世界的革命。
R. 帕尔默
《民主革命的时代》
不同于R. 帕尔默（R. Palmer）以“民主”为核心书写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史，波拉斯基以18世纪末“自由”思想在整个大西洋世界的发展为主线，展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这种意识形态内涵的演化。从有色人种的角度看，在美国革命时期，他们希望摆脱被奴役的命运，从而获得人身自由；随着革命的推进，有色人种不仅需要人身自由，还强调获得土地财产的自由。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自由”的内涵也不尽相同，例如有些地区并未受到暴君的压迫，在开明君主治下仍爆发了革命；普鲁士地区选择了维持传统，抵抗法国式的自由共和制度；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通过军事手段从五个方向干预邻国，在这个过程中，被掠夺的国家和地区对法国的“自由”信念产生了动摇，这种干预到底是给他们带去自由，还是只是满足法国自身的利益？
以上是抛砖部分，下面请大家畅所欲言。
史料体裁和篇章布局
孟 凡 复旦大学硕士生
首先，从结构框架和分章布局看，这本书特别新颖。一般历史学的叙事都是按照线性时间顺序设置章节，波拉斯基别出心裁，依照史料的体材重新编排架构；同时也遵照了时间线索，从前到后，附录大事年表是从1766年开始，从美国大革命的兴起一直到海地宣布革命。不过，各章之间相互在时间上是有穿插的，并非严格按线性的时间叙述。她使用的材料确实很丰富，但是感觉历史书写的对象的有一些精英化倾向。
另外我感觉她大部分用的文字的史料，在丰富史料的物质性层面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巴士底狱被拆毁，很多人卖巴士底狱的砖，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巴士底狱的砖象征着“自由”，能够传达出当时的政治观念。另外我还看过维尔日妮·马丁（Virginie Martin）的博士论文《革命外交——结构、代理人、实践和外交情报：外交官在意大利（1789-1796）》[La diplomatie en Révolution. Structures, agents, pratiques et renseignements diplomatiques. L’exemple des diplomates français en Italie (1789-1796)]，法国大革命通过对外的军事征服，在欧洲各地建立很多姐妹共和国，在每个代理使节的国家都要重建一个有别于先前君主治下的大使馆，马丁从建筑史和物质史的角度研究了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上的巨大差别。
刚才师兄提到这本书更多地运用文字材料，而缺少实物材料，但是我觉得作者对所用材料的物质性的介绍很有意思。比如私人信件，她提到信件写出来之后要用什么东西来密封，还特别提到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信件是一问一答的形式，这是因为回信就在另一面上。
张瑶婷 复旦大学硕士生
于梦圆 复旦大学硕士生
我觉得写一篇文章之后再去看这本书，会对自己的研究有更多的想法。比如说我写的是1763年至1775的政治漫画，与这本书的脉络相似。为把1776年到1804年复杂的脉络梳理清楚，作者用了很多材料，包括书籍、期刊、报纸、书信等，还把不同国家的群体和个人放置在革命的各个时期，可以看到“自由”“平等”观念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旅行革命者和政治漫画是不同的载体，在18世纪大西洋世界都起到了传播政治思想的作用。对作者来说，通过革命旅行家可以展现跨国视角。另一方面，一种普遍的“自由”观念通过革命和政治事件逐渐将大西洋世界联系在一起。这是否是18世纪大西洋世界的独特之处？还是说整个世界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
作者在最后提到这是一个全球的现象。从1500年之后，世界的联系就一直在加速，历史进程也有一个加速的过程，法国大革命之后尤其明显。莱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曾从概念史的角度做过解释。
莱因哈特·科塞勒克
《未来的过去》
刘雨君
王仲达 复旦大学博士生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讨论：作者为什么要按材料的不同形式来编排章节？我们在以往阅史过程中，很少会见到作者这样组织史料。作者这样安排的用意是什么？
我感觉表面上看作者按材料的体裁编排，实际上背后反映出的问题是不同的。例如书信更多体现出的是价值观；谣言背后可能探讨的是普通民众如何参与政治抗争；奴隶写请愿书，实际上是前黑奴自由话语的表达，等等。我认为实际上跟材料遗留者和书写者身份认同有关。
孟 凡 刘雨君
我认为有时效性的考虑。最一开始是小册子，对政治事件的煽动性比较强；接着是报纸，时效性和煽动性没有小册子那么强；最后是时效性最差的书信，还特别容易寄丢。我觉得这是从材料角度对革命直接反映到对革命间接反映的安排，从不同的材料维度展现大西洋世界革命的复杂性。
我觉得她的史料编排有一定逻辑性。作者根据空间转换对不同史料作编排，从第一章欧洲小国到了第二、八章的法国，再到第五章的加勒比海地区，这样的视角转换透露出时间线索。在第一章欧洲小国革命失败之后的流亡者，在第二、八章就出现在了法国，经过法国大革命，又参与到第五、九章的加勒比海地区革命。这些地区和国家革命的消息传送到了加勒比海地区，以谣言的形式鼓舞了黑人奴隶开始反抗，从而呈现出一种时空转换。
蔡梦竹 复旦大学博士生
李剑鸣教授
我感觉这个问题比较好理解。材料的类型及其所包含的信息，和她所要讨论的主题，碰巧有高度的吻合性（coincidence）。她每讲一个问题，依赖一种类型的材料来讲，一般的史家不会这样做；而这本书材料和她说要讨论的问题恰好若合符节，所以呈现出这种对材料的独特的使用方法，无意中使形成了一个特色。
跨国网路和群体对象
夏刘锋 复旦大学博士生
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更关注旅行革命者是如何传播政治信息和“自由”的革命思想的。具体而言有两点：其一是他们如何通过报纸、俱乐部向普通民众传播政治信息；其二，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和地区如何传播“自由”的革命思想，它们之间是否形成跨越疆界的信息传播网络。我就以本书第四章为例，具体谈一下革命信息传播的问题。
作者在第四章关注政治信息和政治新闻传播中的“报纸”（press）和“俱乐部”（club），包涵两个层面，其一是精英如何将政治信息传达给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不识字的人；其二是在大西洋世界里如何传播“自由”和革命的理念。
原先法国人不太关注政治事件，但1789年革命爆发后，报纸上政治信息迅速增多，所占比例陡增。作者提到法国、英国、波兰等国形成了“俱乐部”，普通人可以在里面阅读报纸，了解国内外时政，参与讨论；有些俱乐部派人给不识字的普通会员大声朗读报纸上的文章，以启蒙普通民众。这样，在传统的议会权力机构之外，形成了充满活力的新的公共空间。
另一方面，译员、流动的革命者和媒体人翻译和传播了大西洋两岸的政治新闻。一旦国外发生重大事件，通过翻译，新闻就在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波兰的华沙、美国的费城等的报纸不断转载。他们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意识形态的信息传播网络。旅行革命者借此传播和宣传他们的“自由”意识形态。
第四章讲法国的时候还提到了女性，她们走上了街头，表达她们的参与意识。不过最终因威胁到政治秩序而被雅各宾派抑制了。
莫娜·奥祖夫
《女性的话语：论法国的独特性》
刚才师兄提到了材料网络。当时尚未形成正式的信息传播网络和邮政系统，而是运用形成已久的跨大西洋交流网络，用货轮来帮助亲朋好友传递信件，革命爆发后，又借此传播革命信息。作者展现了在私人空间中革命理念的传播，而且革命把不同家庭联系起来了。例如旅行革命者的妻子处在比较隔离的家庭里，他们通过私人网络互通信件。
张瑶婷 孟 凡
作者在书中谈到的大都是精英女性，如大西洋世界中政治家的妻子或者女儿。另外她也谈到了族裔的问题，比如一些黑人奴隶和获得自由的前奴隶。但是这些人非常特殊，他们识字，受基督教影响很深，通过自传和小说，诉说自己的经历。实际上他们很难真正代表当时底层人群和边缘群体的所思所想。
我们可以从她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中看出，本书深受法国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的影响。因为书籍、公共舆论、俱乐部、咖啡馆、酒馆等正是它们的研究对象。新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人关注法国大革命前夕公共空间中的政治文化；他们的前辈学者达尼埃尔·莫尔内（Daniel Mornet）也通过书籍、谣言、政治言论等做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的研究；波拉斯基做了很多扩充，将女性史纳入其中。相对于前人，她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即关于“自由”的传播和理解。
达尼埃尔·莫尔内
《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
林煜堃 复旦大学硕士生
蔡梦竹
我们现在生活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常常关注“有疆界的革命”（revolutions within borders），而遗忘了在18世纪跨出疆界、持有世界主义的思想的革命者。作者写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传阅他们的故事，揭示“民族国家”（nation-state）所看不到的部分。另一方面，我觉得她对“革命”（revolutions）的界定可能受到加里·纳什（Gary B. Nash）的影响，不仅仅是政治革命，还将带有废奴主义、黑人、女性等社会革命色彩的内容纳入其中。
道德观念和革命思想
夏刘锋
作者在书中叙述的是具有流动性的旅行革命家，他们具有世界主义精神或普世主义精神，他们所追求和传播的就是反复提到的“自由”（liberty），这是本书的核心观念、理念或意识形态。行文中展现出“自由”的革命精神和意识形态是如何传播的，这些传播进而又对大西洋两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点燃了大西洋两岸诸国家的革命的火焰。
这本书题目是“跨越疆界的革命”，是指革命是在整个大西洋地区此消彼长的过程。谈丽老师课上提到在美国革命之初，革命者持有一种世界信仰，这体现在一些流亡革命家的日记之中；后来它逐渐萎缩，变成了条顿起源和生源论的观点。作者运用不同的材料，一方面反映了在革命期间公共领域内，白人男性如何分享世界信仰，另一方面是奴隶和妇女等边缘群体所受世界信仰的影响。
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和“生源论”
张瑶婷 林煜堃
就道德观念而言，美国人深受共和主义的影响，推崇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品质，鼓励个人为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献身。随着革命的爆发，美国人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乱象。他们内心疑窦丛生，觉得革命并不是创造新生，反带来了混乱和毁灭。于是在回国之后，他们没有采取激进的措施，而是选择了平稳过渡，从而影响了建国初期的法律的制定。但是倡导艰苦朴素，抵制铺张浪费更多是一种精英层面上的看法，而非事实，这是一种上层精英对下层民众的规训。下层民众对此并不理会，反而继续购买奢侈品，让自己获得享受。更有趣的是，政治精英一方面在批判下层民众的这种行为，另一方面他们自己本身也在消费奢侈品。
李剑鸣教授
我们所讨论的大西洋世界革命理念的旅行（travel of ideas），实际上与自16世纪以来的整个大西洋异常活跃的人员、资本、货物的交流和网络相关联。大西洋世界网络并非从美国革命开始，而是革命以前就有的，如捕鱼，移民，奴隶贸易、三角贸易，还有邮政、报纸等。殖民地的报纸转载伦敦的消息，美洲的印刷商翻印、盗印欧洲的出版物，这都是信息交流，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网络。
像“自由”、“平等”的思想的传播，不同人说这些词的时候，在特定语境和环境中，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复杂多元的革命集合。
于梦圆 蔡梦竹
我觉得作者认识到了“自由”在当时的革命者眼中是一个复数的概念，以及它的异质性。例如有个欧洲人初到美国，看到南方大量蓄奴，发现自己对“自由”的理解与美国完全不同；另一个人到了法国，发现其“自由”话语过于激进，不适于他原先对“自由”的向往。所以作者认为革命者对“自由”的理解是复数的、有异质性的，只不过他们的指向都是反对“暴政”，所以这些革命被安排在一起，构成一个主题。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有种越来越熟悉的感觉。我下午跟刘锋讨论的时候，他一直在说“呼唤自由”（call for liberty）。“自由”是什么？大家都意识到它是一种大西洋世界的想象。有很多种“自由”，从概念上看，有普遍性的“自由”，有带疆界的“自由”；在法国，最后变成是压迫别人的“自由”。在波拉斯基最后讲到法国不断地传播“自由”的时候，我想到了美国第十一修正案，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和约翰·杰伊（John Jay），甚至是从1787年到1792年这段时间，联邦党人也试图在美国人民中传播一种普遍性的观念。我发现在大西洋两岸都出现了普世主义的思想：美国抵抗这种普世主义的“自由”，它是革命的遗产，产生了以联邦为本位和以州为本位的两种自由观；法国人则要将这种想象的“自由”扩散开来。
但是“自由”有物质性的疆界，不同的政治社会对“自由”的理解不同，对此作者并未作明确区分。在不同国家、民族、时期，“自由”的内涵有非常大的差别。例如法国人理解的“自由”与其他国家的人理解的“自由”是不同的，在传播过程中，“自由”的实质（substance）发生了转变，甚至异化为强迫式的“暴政”（tyranny）。从概念和观念上来看，当法国人要去传播“自由”，把欧洲的君主国转为自由领土的时候，我想到了联邦党人，我想到了林肯的论辩。我有一个疑问：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政治观念，这种普遍性的“自由”是否真的能在广阔的疆界里实现呢？
林 斌 复旦大学博士生
李剑鸣教授
林斌刚才提到法国革命时期的“自由”。法国的革命者是一拨人吗？不是，而是几拨不同的人，他们相互残杀，一派干掉一派。他们都认同一个“自由”吗？如果是一个“自由”，还会一派干掉一派吗？可见，法国革命中的“自由”是非常多样化的。从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和拉法耶特（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La Fayette），到马拉（Jean-Paul Marat）和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Franc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再到热月党人，乃至拿破仑，“自由”的涵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具有高度的多样性。法国在占领地区构建符合他们的价值目标和政治利益的政权的时候，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各不相同。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地所面对的问题千差万别，他们在用“自由”话语表达各自的诉求的时候，各自有特定的界定。这样看来，“自由”就不是一个普遍的、抽象的东西，不是一种政治哲学上的观念，不能用一种定义涵盖一切。各国的“自由”有共同点，也有各自切身诉求在其中。波拉斯基的研究表明，不同的革命者，包括像拿破仑这样权倾一时的人物、在塞拉利昂建立定居点的黑人、为家庭和自身地位思考的女性、在海地造反的黑奴等，虽然都在追求“自由”，但追求的不是一个有永恒定义的“自由”。
方法路径和问题意识
孟 凡
我认为波拉斯基是想做一个专题性的研究，从全球视野去审视大西洋革命这个题材，她的野心是很大的。这本书在介绍大西洋世界交流的时候，主要探讨人口和政治文本思想观念的流通，似乎没有提及资本的流动。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着眼，比如说大西洋世界中受革命影响的物价水平、港口中进出口船只的数量等，可以从经济维度展现这个时代更丰富的内容。
她书中着重提了一个概念，叫“替代性政治空间”（alternative political sphere），她用的是谁的概念，具体是怎么界定的？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使用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国际性公共领域”的概念，即在国际领域中有一个话语平台，很多观念在其中流通，但是不受各个民族国家政府的干扰。
于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夏刘锋
她没有明确说是“公共领域”，也没有作具体界定。
我觉得这本书也可以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去理解。这本书涉及的题材会让我联想到一些美国史学家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如《叫魂》和《施剑翘复仇案》等，它们展现了具体历史事件借助大众媒介和官僚网络体系的传播，进而揭示出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和大众心理在其间的发展与变化。初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她会在一些章节采取与之类似的研究方法，但是，作者在讲海地、牙买加政治谣言传播的时候，侧重通过史料讲其传播的过程和结果，而忽略了社会心理、大众心理、政治结构等方面对谣言的反作用。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深入考察的话会更有意思。我认为，此书依然是从比较经典的政治史视野下看问题，这样就把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排除在外了。
林郁沁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此外，我猜想波拉斯基作为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大学中接受历史学教育的女性史家，可能在史学训练中受到较多文化转向、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新政治史的影响，所以在本书的写作中，她似乎更强调历史叙事而非分析框架，这就使得本书“论”的部分略显单薄，这是我觉得稍显遗憾的地方。如果波拉斯基能更进一步，把大西洋两岸某些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发掘出来，会更具有史学深度。
孔飞力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王 仲 达
李剑鸣教授
这里有三个概念。一个是“大西洋史”（Atlantic history），另一个是“跨大西洋视角”（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还有一个是“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这三个概念是一回事吗？作者用的是哪一个？
跨大西洋视角”侧重的是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把两岸设置为不同的历史主体，研究其往来、联系和互动。从波拉斯基的写法看，从美国到海地再到拉美，没有跨洋；从法国到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也没有跨洋。所以，这本书用的并不是“跨大西洋视野”。这本书也不是“大西洋史”。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说的大西洋史是什么？首先是把大西洋世界，主要是北大西洋，视作一个整体，考察在这个整体框架之内发生的事情。贝林发现人口运动最能够体现大西洋世界的共同特征。可是，本书多次提到“national borders”，可见是一种典型的“跨国史”，比“大西洋史”或“跨大西洋视角”要复杂得多。波拉斯基讲的是两岸不同国家、人群和革命者的共同故事。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说这本书只是叙事，难道作者没有问题意识吗？
自从帕尔默提出“民主革命的时代”以来，关于大西洋世界的叙事就叫“日月当空”，也就是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两条主要的叙事脉络去代替其他的事件。我认为波拉斯基这本书的目的，是把大西洋边界上面一些小的民众反抗运动，如欧洲小国的革命、加勒比海的革命，以及黑人到塞拉利昂建立定居点等，提高到应有的地位。她意欲将帕尔默的双线主流叙事，转变成我们现在所讲的众星璀璨式的叙事模式。比如说我以前看过小罗伯特·J.奥尔德森（Robert J. Alderson, Jr.）的《幸福革命的光明时代》（This Bright Era of Happy Revolutions: French Consul Michel-Ange-Bernard Mangourit and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ism in Charleston, 1792-1794），他的问题意识特别好。当时大西洋世界中只剩美国、法国和海地这三个最显著的共和制国家，它们的意识形态高度相似。但在君主制虎视眈眈的环境里，这三个共和制国家为何相互为战？作者采用一些概念去分析这个问题，我感觉非常有价值。
小罗伯特·J.奥尔德森
《幸福革命的光明时代：法国驻查尔斯顿领事米歇尔-昂吉-伯贝尔纳·芒古里与国际共和主义（1792-1794）》
我感觉她没有提出特别鲜明的问题，还是以叙述为导向，通过奇闻轶事，引起读者兴趣。大西洋世界的信息交往和人员流动网路是一个常规性的描述，作者没有深入进去研究。我以前看过对法属大西洋的人员交换的研究，通过功能性分析其运作方式和规则；而这本书基本是叙事性的分析。所以感觉她没什么问题意识。
孟 凡
李剑鸣教授
我不认为波拉斯基没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没有提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她还是很有想法的。一提到“大西洋革命”，我们就想到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再早一点，还有16世纪的英国和荷兰革命。波拉斯基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大西洋革命说”和帕尔默的“民主革命说”，而且把很多新兴起的研究路径放在一起，重新考察美国革命开始以后20余年间大西洋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包括政治观念和社会的变化。这些新路径包括跨国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性别研究、底层群体研究等，她把很多东西揉合在一起。这本书所呈现的革命的面貌，不仅要表明除了两场革命还有其他的革命，也不止于强调制度的变迁，以及上层领导人高呼“自由”的口号，更重要的是指出革命涉及各种不同群体，特别是那些我们过去认为跟革命无关的边缘群体。实际上，他们在这场跨越疆界的革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既受到了革命的冲击和感染，也加入了革命，点染了革命的底色。
小结
李剑鸣教授
波拉斯基有很大的学术勇气，很强的学术能力，能够基于十分有限的材料，勾勒出跟过去非常不一样的大西洋世界的画面。她突破成说，打破既有的路径，做了新的有益的尝试。虽然每一个单一的路径都不是她发明的，但她把它们糅合在一起，并且很好地发挥各种路径的长处，把她所掌握的有限材料中的信息提炼出来，构成一个非常有意思、有层次感的历史变动的画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尝试，她的学术能力、学术眼界令人钦佩，值得我们学习。
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取向，就是肯定美国革命的正面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现在美国的美国革命史研究有两股特别强势的潮流，一种潮流是贬低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不仅谈不上什么世界意义，而且对美国也没那么重要；另一种潮流是不讲美国革命的核心成就，比如《独立宣言》、联邦宪法、自由、民主、共和等等，他们都不怎么讲，而是大讲下层群众和边缘群体，讲他们的抗争、他们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革命对他们的影响和意义，以及他们参与革命对革命性质的改造和对革命意义的提升。波拉斯基却肯定美国革命的传统价值，也就是美国革命树起了反抗暴政和压迫的大旗，确立了一个追求自由的榜样，对美国以外其他地区的边缘群体和不满现状的激进分子产生了激励。她虽然不是研究美国革命的专家，但她对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有鲜明的界定。相对来说，她这样做不会冒太大的政治风险，因为虽然她强调美国革命的传统价值，但是讲的是美国以外的故事，讲的是其他地方那些被忽视、没有得到表现的群体，讲他们如何在美国革命的影响下采取革命行动。
但是她的书也有一些问题。
第一，她的研究明显受制于材料。她的材料十分有限，有些是偶然发现的，顺藤摸瓜带出了别的东西。如果她没有碰到这些材料，也就想不到要写这样的内容。她是一个做欧洲史的美国学者，有天然的语言优势，能用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地的法语、德语资料。不过，材料的限制还是难以克服的。
第二，像孟凡刚才说的，她把美法以外的偶发性事件的意义拔得太高。有几个人听说美国人革命了，他们的理念挺好，于是就模仿一下，有的刚起事就被镇压了，有的是他们自己先跑了。这些偶发事件在当时的世界并没有留下很大的影响，虽然有些人也知道这些事，可是只是在书信里偶尔提了一句，或者在日记里记了一笔，它们同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们才是真正引起广泛关注的重大事件。那些零星的偶发事件同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些偶发事件嵌入到大的画面中以后，看起来好像很重要，这是因为用探照灯把光亮打在了上面。但是，同更大的事件相比，它们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第三，她讲革命没有疆界，革命争取“自由”的行动具有很强的传染性（contagion），但是只有法国革命的情况更特殊一些。因为法国军队越出了边界，占领和改造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亲法的政权。至于那些像受美国革命影响的瑞士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包括一些逃亡者、效忠派、黑人等，要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由，这并不是通过简单的联系、“传染”就能解释的。它们各自都有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或者是恰巧发生在某个时间点上。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讲，有一堆干柴，碰到火星就烧起来了；但波拉斯基更强调火星的作用，而不太重视那堆干柴的情况。这样就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跨国的联系和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在某一点上做了有意义的尝试，就是很了不起的。要是她不写这本书，我估计其他美国史家也写不了，因为她是个研究欧洲史的学者，又是个美国人，还在美国大学教书，才会有这种学术自觉来写这样一个题材。
编 辑：于鑫 责任编辑：王仲达
编 审：张勇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