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演讲 | 吴翎君：中国与美国——企业、技术与关系网（1914-1941）

讲座一开始，吴翎君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由早年关注中美间“政治外交史”、到目前侧重研究“经济技术史”这一学术兴趣转变的原因。吴教授指出，尽管政府间的交往的确是左右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许多发生在政府以外的民间交流也同样不容忽视：正如在战争期间美国从中国“撤侨”这一案例中所体现的那样，民国时期的中美关系，往往是美国的非政府团体（此案例中为美孚石油公司）、而非是美国政府扮演着更为重要、更为直接的角色。同时，近年来国际史学界的“跨国史”与“国际史”转向也时刻提醒着史学家，以“民族国家”为唯一行为体和立足点、以“政治史”与“外交史”为主要考察重心的传统历史叙事必须被超越。而吴教授本人研究的、中美之间技术与经济交流的历史，便是践行上述学术取径的一个良好范例。

接着，吴翎君教授对她目前正在进行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介绍：该部分的讲座一共通过三个部分，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何中美之间的经贸与技术往来如此的频繁”进行了深入的解答。在第一部分中，吴教授首先简要梳理了中美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既有研究，并指出：以往所认为的“是因为较少的政府干预，才使得中美贸易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这一观点，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论是在中国政府一边（如财经部、交通部）、还是在美国政府一侧，国家力量的介入，对于两国经贸的促进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此外，在美国政府一边，非但国家机器没有对美国输华资本“放任自流”，反而是在促成其成立的过程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在为美国商人编定细致入微的投资指南《中国商务手册》（Commercial Handbook of China）方面，还是在制定十分有利于美国商人在华投资的“减税法令”（即1922 China Trade Act）方面，政府“看得见的手”都在发挥着作用。

在第二部分中，吴翎君教授结合自己长期的经济史研究，对民国期间中美经贸与技术往来繁盛的另一重原因进行了揭示，指出：中美两国之间不断走高的贸易数字，还与两国商人之间建立起的、密切的关系网络息息相关。而在这一关系网络之中，成立于1898年的“美国亚洲协会”与成立于1914年的“美国中国商会”更是起到了关键性的协调作用。两者尽管在侧重的领域上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前者较为关注中国的文化及投资环境，而后者则更为注重“商情”的传递与分享），但是它们所起到的作用是相通的，即一方面团结并凝聚在华的商人网络，另一方面向美国国内介绍有关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同时，在中国革命波涛汹涌、抑或是此后世界大战阴云密布的年代，这些商会也不仅仅只是在“商界”发挥影响力，也深深地介入到了中美更多领域的双边关系之中。

在第三部分中，吴翎君教授结合自己近年来对技术交流史研究的最新进展，揭示了民国期间中美经贸往来繁盛的又一重面相，即：在美国与中国的“技术人员”群体之间，也建立起了绵密的关系网络。吴教授指出，这一网络得以成立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中国拥有大量的“留美”技术人员群体，是他们使得中美技术人员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源自于一战之后，西方技术专家们对于自己参与“战争机器”制造的悔罪与反思——正是基于这种悔罪与反思的心态，促使着他们在战后更多地关注遥远地区民众的福祉（例如在中国建设铁路与电气“标准化”的进程之中，美国工程师们就倾力颇多），并推动着他们更主动地同发展中地区的技术人员们建立起联系，以帮助他们真正地成长（例如：美国知名工程师费礼门（John Freeman）就曾为“棉花大王”穆藕初点拨过技术迷津）。当然，同美国在华商会一样，美国在华工程师们也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组织；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当属“中美工程师协会”——它不仅团结了美国的在华技术专家，更为中国工程师的培育创造了良好的土壤：根据吴教授援引一位内地学者的研究，日后参与“万国工程师协会”的中国籍成员，几乎全部都与中美工程师协会发生过关联。由此可见，技术人员网络的达成，不仅促进了中美贸易的发达与中国国内基础设施的完善，更促成了中国籍技术人才的培育，为此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最后，吴教授做出总结，即：1914-1941年间中美贸易的繁荣，以及期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同跨国间资本与技术的流动以及承载了他们的资本家与技术专家之间的网络联结是绝分不开的——这种跨越、甚至有时是超越了民族国家边界的密切联系，使得各国得以作为一个经济与技术上的“共同体”，在向前发展的道路上不断迈进。也因由此故，我们除了要看到世界历史是一部“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竞逐、零和博弈的“政治外交史”之外，也要注意到它是一部紧密联系、相互联结（interconnected）、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t）的“共有历史”。

在随后的评论环节，王立新教授向吴翎君教授的讲座表达了感谢。王立新教授指出，吴教授的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能够为与会师生提供启迪：首先，吴教授极富信息量的报告，使得我们对于以往了解相对较少的中美间经济与技术交流史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其次，吴教授的研究对于“跨国史”与“国际史”方法的运用，为听讲学生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南，特别是讲座中多次提及的如何重建以“人”为中心的跨国网络（networking），实际上正是研究跨国史和国际史的重要方法。第三，吴教授所倡导的中美关系史的“跨国史·国际史”进路以及“技术史·经济史”取径，也极大地丰富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领域，拓展了选题范围。

在讲座的最后，到场师生们也向吴翎君教授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问题，内容涉及美国在华工程师的身份认同、中美间技术与资金流动对美国的影响、大萧条对中美技术与资金流动的影响等等，吴教授均一一给予了细致的回应，令到场听众深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