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活动｜增进学养，拓展眼界，温故求新——4月23日美国史学者信息交流会纪要

最近十余年来，国内年轻一代美国史研究者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他们研究的课题涉及外交史、冷战史、移民史、劳工史、史学史、奴隶制、环境史、医疗社会史、政治文化、国族构建等诸多领域，其研究成果富于新意和价值，并在国内外获得了重要的学术奖励，包括“杨生茂美国史最佳青年论著奖”、“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戴维·西伦奖（David Thelen Award）”等。为交流研究经验，分享新的学术思考，经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部分美国史同仁提议，20余位学者于4月23日在线上相聚，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小规模信息交流会。会议由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和四川大学刘祥博士主持，会议纪要稿由四川大学许镇梅博士整理编辑，并经各位发言人审定。以下为参会学者的发言要点：

翟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找到有意义的研究问题，首要是选题。选题应该从学术史梳理和理论学习这两个方面入手，前者与导师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尤其是初学者在刚起步时很难脱离导师的学术关怀和指导；后者需要广泛阅读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历史学之外的书籍，多学科的知识学习有助于我们提高学养，避免常识化、平庸化的历史解读。其次，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还需要在发表和教学过程慢慢积累经验，练就问题意识，也需要强烈的现实关怀。此外，还应聚焦可持续研究的问题，将自己的研究与大的学术问题关联起来，这样才能做得更加深入和有立体感。关于如何拓展研究题材、路径、方法和视野，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高校教师一般都比较忙）来加深自己对美国史的了解，只有足够熟悉和精通美国历史（而不仅仅是自己研究的那一段），在遇到史料时才能真正触及头脑中的知识库，产生有意义的问题和想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用心专注于世界史教学，在通史教学中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史。对于如何提升美国外交史研究水平，我有两点建议：一是在尽量扩充史料的同时把基本史料读透读懂，如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其实还是没有很好地、完全利用起来；二是关注美国外交史中的“大问题”，像美国对外宣传史的一些重大问题，自由国际主义与美国对外宣传史的关系，美国对外宣传的机构沿革和政治文化，等等。不用非得做特别小的问题，也可以做出成绩的。

杜华（武汉大学副教授）：最近几年，在反思自己的学术历程时，我越发感觉到，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自觉，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我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废奴运动如何推动奴隶制问题的政治化，使奴隶制从一个社会问题演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问题。我的思路可能受到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美国史领域中的社会政治史路径。这方面我主要受到李剑鸣老师的《美国政治史的衰落和复兴》一文和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的《大西洋的跨越》（Atlantic Crossings）一书的影响。二是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孔飞力的《叫魂》和林郁沁的《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这两本书，它们在题材界定、路径选择和理论应用等方面都给我很大启发。三是社会科学理论，特别国家构建、抗争政治、公共领域等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给我很多启示。我个人认为，方法论的自觉和问题意识的敏锐性是相互促进的。前者可以使文章的问题意识更加明确，后者则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恰当的理论与方法，最终的结果是让文章变得更加锐利，更具思想的冲击力。在写作过程中，我逐渐地意识到，需要把理论内在化，即让理论提供一种研究思路，但也不能完全受到它的局限，让研究沦为理论的注脚。正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说，理论最重要的用处在于帮你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我最近在做的研究是从跨国史角度考察美国的奴隶制政治，尤其是奴隶制与美国早期的国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我目前最大的紧迫感是根基不牢，需要在很多方面努力。一是要精读美国史领域的重要作品，尤其要加深对殖民地史和革命史的了解。二是要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核心史料进行细致的爬梳和深度的阅读，建立基本的“史料基地”。三是要真正读懂一些关键性的理论著作。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要读的书太多，但是时间严重不够。

王禹（四川大学副教授）：我认为选题一般有三种产生方式：一是随机性选题，即在日常阅读和与他人的交流中偶然受到启发继而深入探究后形成的题目，其特点是小而巧；二是受项目、课题和评审机构的指挥棒指引而产生的题目，研究者此时或许会有些被动，但也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将其做成好题目，这类选题的特点是具有新意和富于应用性；三是立足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的经典题目，此类选题往往经过长时期的文献和理论积累（如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转型等话题），其特点是基础性和理论性。我个人近期的思考所得是，不仅需要从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出发，可能也需要从美国或世界的政治社会现实出发，真正去理解当下美国和世界的困境，思考美国人和全人类如何走出这些困境。这种思考会涉及人类整体发展境况的一些宏观题目，如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对认同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分析，对民主的重新界定，对国际关系的新理解，等等。对这类题目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成果，大概也将有利于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个人也曾按照随机性方式积累了一些小题目，但这种研究的推进是偶然的，常常面临下一步写什么的问题。受李剑鸣老师的启发，这一问题或许可以通过“写书”的方式得到解决。以专著的结构来组织单篇论文，会使研究在某个阶段形成一个中心，也更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关于研究生活如何在严酷环境下继续，我个人认为有三种过法。其一，继续拓展跨学科的视野，涉猎各种前沿知识，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文艺理论、制度经济学和哲学中的现象学，等等。其二，通过阅读艺术类的读物来稳定心性，具体阅读的内容包括翻译的经典文学、艺术史、中国古典文学（诗歌）、电影、音乐、戏剧等，这些涉猎既能给人带来审美的享受，也能使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再那么单一。其三，在必要时学习新的外语（法语、德语等）。

蔡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我感觉从读博到现在最大的进步是能读懂书了。整个读博期间和工作的前几年，很多情况下我读书的目的是从书中汲取史料，这种读法不能叫读懂了。近几年，我读书时会带有一种方法论的自觉意识。我个人的心得是过一段时间会换一个学术偶像，学习、模仿他们的研究。最近我的两个学术偶像是美国学者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和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他们分别研究法国史和中国史。我感觉自己与他们的立场相似，都是外国史研究者，都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间有着时间、语言和文化的隔膜。但他们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把握能力和了解程度非常之高，以至于能在大量生动的细节铺陈和信息提取基础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又能做到不沉迷于细节。他们用从细节中得出来的论点拼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画面，但这画面具有非常强的理论和方法论含义。他们的研究既有宏大理论的创建和极强的方法论自觉，又有活生生的细节和敏感的、高超的材料处理技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此外，我个人感觉我们不该轻易忽视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学术资源，这一时期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层出不穷的文化理论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知识宝库。虽然现在都在提倡使用新的理论方法，但历史研究不是新方法对旧路径的绝对取代，我们仍然能从过去的经典中获得很多启发。

伍斌（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我最初的研究对象是美国的欧洲移民，但在美访学期间转向了亚洲移民。部分是由于我看到亚裔在美国不受重视，我感觉我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现实关怀和学术冲动，推动着我继续关注亚裔移民史。关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如何做出特色，以亚裔移民史为例，我认为我们还是有一些优势和取径的。首先，中国学者具有语言优势，学习亚洲其他语言也相对更为容易。美国学者大多不懂亚洲的语言，一些学者的研究更为杰出，也部分是因为他们精通亚裔语言。他们在研究华人移民时很少参考中文的研究成果（尽管一些中文成果是很出色的），甚至也很少利用汉语的原始文献。一些美国学者的著作使用了汉语资料，但在处理史料时还存在不少问题。其次，如同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指出的，华人移民史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但现在中国史和世界史都把华人移民史边缘化了。如果我们把亚裔移民放在美国与亚洲的关系中进行考察，或许会获得一些新的认知。再者，我们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获取研究灵感，例如在从经济层面透视亚洲移民、考察经济因素对亚洲移民境遇的影响和华人遭到排斥的经济动因等方面，或许都可作思考、探索。另外，突破美国人传统亚裔研究的边界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固守学术、方法上的边界会阻遏学术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移民史可以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视角相结合，这同样适用于亚裔移民。我们还可以关注国际关系对移民的影响，在资料方面，移民史研究已开始重视对FRUS的利用，在某种意义上它应该是美国移民史研究的必备史料。最后，我们需要切实地修炼跨学科的素养，即使有限地阅读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都能带来很大启发，如果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专研这些学科的理论，可能选题的问题意识、论述的逻辑深度等都会有所提升。

王睿恒（南京大学副教授）：我在最近的教学、科研中都比较关心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跨国转向。近期，我带领学生搜索和归纳了国内、外学界近20年在中美关系史领域发表的最新中英文著述，发现跨国史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新视角，它对我个人所关注的美国对华宣传、文化外交等问题，非常具有启发性。目前，国内外学者们关于宣传和文化外交的研究集中于政策和文本分析，我觉得有必要从微观视角出发，考察更为鲜活的、以人为主体的文化交流史。跨国史方法强调交往双方对彼此的反应与文化传播的在地化问题，可以补充单向文化输出模式和外交决策模式的不足。比如我目前关注的二战时期美国对华文化项目就资助了一批中美专家互访，他们建立起了广泛的跨国学术联系与互动，对重新评估美国文化外交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我对伍斌老师的发言深有同感。外交史和移民史两个领域未来的联系会更加紧密，因为跨国交往最主要的载体之一就是流动的人。比如欧阳梅(Meredith Oyen)的代表作《移民外交》(The Diplomacy of Migration)，就是将外交史与移民史相结合的一种尝试。我以前觉得移民史主要涉及美国国内史，现在再来看，包括留学生、访问学者、劳工在内的移民群体已变成跨国联系、知识传播和影响外交的重要因素。此外，美国对海外的宣传和文化外交，一方面借用了很多国内的政治经验，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美国自身的政治进程。由此可见，外交史与美国内政史的边界也在逐渐模糊。在提升研究水平方面，除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之外，我认为深入挖掘史料也很重要。现在，中美关系史、外交史都在强调多国语言、多国档案的使用，美国学者对中文材料的使用还很不到位，我们可以利用自己对中文史料更熟练的掌控，以及向中国史学者取经，来增强自己的研究优势。尽管现在国际交流受限，但国内史料很大程度上还有待开发，这是中国学者可以追赶美国学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我们对待国外学者的成果时，除了学习其中的知识和方法，也要带着批判意识进行阅读，看到它们的不足之处，目前国内的书目推介、书评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充分。

薛冰清（复旦大学青年副研究员）：我本科期间在谢国荣老师指导下写过一篇关于皮尔博物馆的小文章，选题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最初的文章偏重叙述，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后经李剑鸣老师建议，可以从政治文化的路径上对这个故事重加阐释。以往对皮尔博物馆的个案研究，大多是在文化史、艺术史、科学史的框架下进行的，引入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的核心概念后，这个并不太新的题目也有了一些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将革命和建国初期的政治史与博物学史、景观史、边疆史等研究相结合，是一个可能的方向。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了一些反馈，表示对博物馆这类文化机构和美国国族构建等问题很感兴趣，甚至还有读者来信探讨。我最近上课和指导学生的一个感受是，现在的同学们对经典的政治史、革命史、外交史兴趣下降，更为偏爱社会文化史的选题。我个人做研究时，也尝试吸取一些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养料，把较为枯燥的政治史做出一些新意，因此会借鉴诸如人际和思想网络、印刷文化、物质文化、旅行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此外，跨国史是我正在不断学习和尝试的另一个方向。我目前讲授的课程基本都跟跨国史、大西洋史相关。教学和研究的经历启发我，跨国史视野下的美国早期史有许多待发掘的题材，如大西洋革命年代里美国和拉美的互动。不管是引入政治文化的路径，还是采纳跨国史的视野，都是为了提升政治史研究的品质，并有所创新。但这些既涉及不同史学领域的交叉，也对史料的类型和解读提出更高的要求，文化阐释等还需要借助种种社会科学的理论，都在摸索的过程之中。

董瑜（南开大学副教授）：关于选题，虽然当下美国学术界的研究目光已投向不同的性别、种族、阶层等群体，而中国学者还在研究政治、经济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法同他们展开学术对话了。我认为如果能从当下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语境中找到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用新的视野、方法和路径展开研究，同样能让一些看似陈旧的题目变得新颖。每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和个体的思想、兴趣、生活经验等，都会影响历史书写。若我们从当下的社会政治环境出发，或许就能从中找到新的视角，挖掘出以往未曾被看到的历史面相。通过新的方法、新的解释，就有可能提高学术水准，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理解当下、关注人类共同体的命运。至于如何扩展研究视野和方法，我有以下几点思考。第一，我会通过阅读各位师友的好文章，揣摩大家的思考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多收获。第二，定期浏览、关注国外很多期刊上的文章，了解国外学界的研究动向和讨论主题，思考能否从中借鉴一些好的视角和方法。第三，我也会不知不觉地从中国史的一些优秀著述中借鉴研究路径和方法，例如我的硕士论文就从王笛教授关于近代成都茶馆与公共领域的研究中获得启发。我后来将研究兴趣转向美国早期商业公司，主要是受到政治史领域文化转向的影响，试图以此为切入点打破传统政治史、经济史的界限，探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之间互通互辖的关系。最近几年，我更多地把精力放在跨国史、跨大西洋史上，尝试从这个视角切入来考察美国建国初期商业公司的建立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总之，要提升研究水平，需要付出100%的努力，回归到学术本身，踏踏实实地读书，尽力调动自己的知识理论、方法，提高自己的学术素质，才能事半功倍。

刘义勇（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在以前的学术会议中，经常听到有声音说美国史研究过于专业，需要那种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写作。我个人觉得这不太现实，因为专业写作跟通俗写作有很大区别，而现在是史学的专业化时代，难以再做到雅俗共赏。当然，以专业为志向的学者，也应该做到在史学写作中锤炼好文字，提高文章的可读性。以前也经常听到要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弯道超车”的说法，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妄言”，有些领域（例如奴隶制研究）我们基本上很难超越美国的研究，另一些领域（像文化冷战）还是有希望进行一些平等对话的。我最近的思考是要多回归传统，可能会有温故而知新的收获。在进行关于美国外交的跨国转向的教学中，我发现若不了解以往的历史书写传统，就很难讲清楚跨国史究竟有何新颖之处和突破性贡献。因此，我们越是关注前沿问题，越是需要向后看，从传统中不断汲取营养，来考察新方法究竟在知识上有什么增量。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可能忽略了之前最重要的一些经典研究，像美国外交史领域的许多经典著作现在都还没有中译本（如威廉·威廉斯的《美国外交的悲剧》），而国内前辈学者的研究也都需要传承。至于如何汲取资源来更好地研究美国史，我认为中国史就有一些很好的传统，如乾嘉学派、梁启超、钱穆等人的研究成果就不能忽略。如果社会政治环境变化压缩了学术讨论的空间，我们或许可以借鉴乾嘉学派的做法，在大问题无法得到解答时先专注于小问题。关于跨学科的研究，我认为这首先需要我们对自己的学科有充分了解，让其他学科为我们提供有用的概念和方法，进而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

张勇安（上海大学教授）：在中国的美国史学界从最初建立到现在的40多年间，一代代学人传承下来的学术美德和共同体精神，是我们今天赖以生存、并能很好发展和形成良好口碑的前提。我认为，这样一个自发创立而非官方评定的奖项，相对而言更能代表学界对学术的认同。它更多考虑获奖成果是否能够代表学术的前沿方向，是否能够成为后来者学习、模仿的范本。各位获奖者分享的对未来学术的设想和打算都比较实在，考虑的主要是如何把美国史研究层层推进。在青年时期能够整体把握自己未来的学术方向，并在长时段的耕耘后成为某一领域的奠基者、引领者，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关于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的学术研究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外界的声音期望我们能有一种更宏大的关怀和叙事。但矛盾之处在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到底应该是向大众普及历史，还是坚守具有深度的专题性研究。我的思考是，每一代学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我们能为后人留下什么，放在这一视野下来考虑或许会更清楚一些。此外，更年轻一代的学者需要思考如何跟欧美学者站在更齐头并肩的渠道进行交流，在阅读海外中国学的书籍时反思为何他们的外国史做得更好，而我们的美国史研究却难以达到那种地步。我感觉未来有可能在年轻一辈的中国学者身上实现与欧美学者之间的有效对话。关于伍斌老师前面提到的为何研究华裔移民的美国学者都不看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语言的障碍，之二可能是我们的研究尚未成为国际学者关注的问题。我记得多年前中国学者研究黑人运动史的成果中，有些就出版了外文版。这次王禹老师在《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发表文章，其中就蕴含着一种有效对话的可能性。包括王睿恒老师所讲到的，美国史研究开始关注中美关系、中国问题，这些话题可能也是以后我们可以同国外进行有效对话的领域。冷战史的研究比较接近前沿，其中也隐藏着美国史未来可行的尝试。

赵学功（南开大学教授）：美国史研究是中国世界史学科中成果较多、发展较快、研究方法和视野较新的领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同国外学者的对话、交流（尤其是学术观点的争论）上，我们的理论素养、研究视野、问题意识、材料使用等还有不足之处。跨国史、全球史可能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对多国材料（包括国际关系史、外交史）的掌握还不够充分。刚刚几位学者提到的学习新语言，使用多国的、跨国的相关资料，是我们在提高研究水平、真正实现同国外学者的有效对话时必须做的一项工作。我认为美国史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是启蒙和普及，让大家更多地了解美国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争取同国外、国际学者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不断提升和推进国内美国史的研究水平。

王立新（北京大学教授）：几位获奖者视野都比较开阔，既关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又能让自己的选题贴近当下中国的现实需要，而且有很强烈的方法论自觉，主动采用新的（包括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而非直接地从史料出发、简单地描述历史过程。这些都反映出了这一代新学者的成长，也部分是由于我们拥有一个能够促进年轻人成长的良好共同体。美国史共同体这种团结的风气，应该而且必须延续下去。关于如何找到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问题，我之前也谈到过要有三只眼睛：一是学术史，一是现实关怀，还有跨学科的知识和视野。我们对历史的把握和解释，特别需要我们对当下的了解和深刻体察，这有助于我们重建历史和解释过去。当下关切既包括中国和美国的现实，也包括整个人类的处境。当下关怀、现实关切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更重要的是使我们产生困惑。这样的困惑和疑问会促使我们到历史中寻找启发、参照和答案，这就是历史与现实之间很好的对话，也是提出有意义问题非常好的途径。跨学科方法，不仅能帮助我们提高眼光、扩大视野、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也能启发我们构建一种对历史的解释。关于几位年轻学者所提到的未来规划和现有困惑，我个人的建议是自己未来的规划不宜太分散，关注点不宜太多。阅读可以广泛，但未来的研究还是要相对集中一些。如果有多个关注点，各关注点之间应该有相互的关联性。学术研究可能不是一场游击战，或者说它不是一种游牧生活，而是一种农耕生活，相对来说，应该有自己稳定的研究领域。伍斌提到能否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亚裔移民史，我认为当然是可以的。马克思作为非常杰出的思想家和社会学的鼻祖之一，他的很多著作当然会对我们有所启发。扎扎实实地阅读其中一些篇章，对我们理解人类（特别是欧美的）历史进程，肯定是有帮助的。关于如何应对未来美国史研究的总体环境和条件，我认为我们可以一方面“高筑墙”，即保护好自己，建立起研究的领地；另一方面“广积粮”，即积累知识，丰富自己的学养。

原祖杰（四川大学教授）：我们如何像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史（或其他外国史）那样研究美国史，这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尽管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很少引用中国学者的著述，但我们做美国史似乎离不开美国人的研究。这或许是一种必然趋势，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美国人确实是走在前面，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美国史（不只是中国学者）也很难离开美国人的研究成果，我们想超越的确不太容易。但我们还是应该要有这种雄心和期待，首先要考虑能不能像美国人研究中国史那样研究美国史。像蔡萌提到的，裴宜理研究中国史会把一个问题穷尽，把所有的材料搜集到，同理，我们做美国史也应该像她一样盯住一个问题深入细致地研究。这里首先是选题的问题，我个人感觉我们跟美国人在历史发展上有一个错位，如果从现实出发去考虑的话，我们所想的问题跟美国学者所想的问题是有差距的。他们研究美国历史更多从美国的现实出发，而我们可能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我们的实地考察也是短板。几位学者提到再学习一门外语，把广度、深度都做得更好，这也是一种选择。关于在哪些方面我们还能进行突破，我想我们的瓶颈在材料和时间上。如果我们能走一条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目标方向，就不需要弯道超车了，可能就能做出中国人的学问、发出中国人的声音。在这个方面，我们能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学术共同体、自己的话语、自己关注的问题和自己的讨论是很重要的。关于如何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研究中国史基本上不读中国的二手材料，他们拿到中国的一手材料，做一些实地考察，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更多地是借鉴法国人、德国人的理论，来做中国史研究。这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加上美国的一手材料，来研究美国；如果数据库足够强大，研究美国的一手材料也是可以弥补不能到美国实地考察的短板。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努力和尝试的地方。

李剑鸣（复旦大学教授）：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史？据我所知，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做研究，很少是为了在中国发表文章，他们是为美国人写中国史。同理，我们研究美国史的立足点也应该是中国，要为中国人写美国史。我们的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如何把我们的研究更好地嵌入中国史学，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二，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美国史学？我们当然要高度关注美国史学的发展动向，具体了解美国学者在研究什么，怎么做研究，提出了什么新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紧跟他们，效法他们，把他们的问题意识变成我们的问题意识。美国学者处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语境，有他们自己的现实关怀和学术兴趣。我们固然要努力在学术上与美国学者对话，不能另讲一套；但是我们研究什么，怎么做研究，还是要从中国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语境出发，把美国史研究与中国目前的世界史（外国史）的整体知识框架和研究趋向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对美国史学既要深入了解，认真取法，同时还要保持“区分”的意识。第三，跨学科研究往往很难操作，但多学科意识对我们的研究同样很重要。中国社会科学的状况，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研究者的学术训练，对我们进行真正的跨学科研究都是非常不利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仅仅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分析工具，而是要实质性地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跟其他学科的学者分享研究材料，或者进行合作研究。虽然我们做不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但要有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的兴趣，不要只看到自己的课题，要了解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第四，面对社会政治和中美关系的变化，我们要因时顺势，及时调整研究方向，找一些相近的路径开拓生荒。第五，怎样才能做出“好的学问”？每个人的天赋、条件、能力和特长都有所不同，但只要有好的题目，好的资料，好的分析工具，好的想法，好的眼界，再加上好的笔法，就能写出好的文章。相对来说，前面几项都不难做到，最大的难点在于要有好的眼界和好的笔法。好的眼界，用严耕望先生的话说，就是“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这是学术成长期要特别重视的问题。笔法涉及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技巧，特别是尽量避免“俗词”、“俗句”。吴于廑先生的文章十分讲究笔法，词句精妙，境界高远，极有分寸感和节奏感。我们平时要留心读好书，读经典，提升眼界，锻炼笔法。

在互动环节中，对于北京大学的许翔云老师所提出的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平衡看史料和读书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李剑鸣教授和王立新教授都给出了指点和解答。李老师结合个人早期的读书经验和感悟，建议青年学者根据个人的作息习惯，坚持每天匀出一些时间来读最难懂和平常无法集中精力看的书，并尝试用几句话把所看内容整理一下，真正把这些内容看懂、吃透，如此日积月累，就会终身受益。他还指出，一个人的学术生涯有两个十年是非常重要的：一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这十年主要是学习怎么做学问，关键是要打好基础；二是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这十年是爬坡、冲刺的阶段，冲上去并且站稳之后，才能做自己想做的学问。王老师认为，在平衡阅读和做学术的时间上，一个简便的办法是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进行跨学科的阅读。他指出，如果没有跨学科的眼光，在阅读材料时可能会遇到思想枯竭的状况，即陷入材料中，从材料里读不出它的意义，或难以发现独特的、有价值的意义。这时就可以将材料放一放，读一读跟选题相关的二手研究和其他学科的著作，这或许是在时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一种有效的平衡方法。

编    辑：李小宇     责任编辑：刘祥

编    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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