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赵学功：放射性尘埃、全球反核运动与美国的核禁试政策（1958-1963）

2022年5月2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江学者赵学功受邀通过线上腾讯会议平台发表了题为《放射性尘埃、全球反核运动与美国的核禁试政策（1958-1963）》的学术演讲。此次讲座为“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人文社科高端前沿讲座”之一，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王睿恒副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系主任祝宏俊教授致欢迎辞，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一百五十余名师生参加。

赵学功教授在感谢南大邀请并祝贺南京大学喜迎百廿校庆后，简要介绍了本次讲座的题目由来以及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他认为，核研究中的“放射性尘埃”问题事实上是一个涵盖极广的问题，涉及跨国史、冷战史、环境史、社会史等多个视角。本次讲座主要围绕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全球反核运动与美国的核禁试政策展开。

在对本次讲座题目进行了明确界定后，赵老师以1945年3月1日发生的“福龙丸号事件”为切入点，展开讲座第一部分“美国核试验与国际社会的反应”的论述。冷战初期，国际社会对美国核试验的反应强烈，无论是美国的盟友（如日本、英国、加拿大等）还是印度、印尼等国家都对美国的核试验表示抗议。苏联也多次提出就核禁试问题进行谈判。西方一些国家的和平组织、妇女组织等民间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希望美国停止核试验的愿望，其政府有时并不表态，有时则会站在民众对立面。而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将停止核试验的要求诉诸联合国，并于1956年3月至1958年底这一时段频繁向英美施加压力，促其停止核试验。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有关禁止核试验的声音亦是不绝于耳。各类民调数据均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放射性尘埃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感到担心，进而掀起了国内轰轰烈烈的反核运动，他们通过舆论宣传、民间组织活动、核危害知识普及等活动表达自身诉求。国内的反核运动延伸至国际，便是国际科学界、学术界的反核运动兴起。诸如法国医学家、哲学家施韦策，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著名化学家莱纳斯·鲍林等人都发表了要求停止核试验的声明和倡议，并呼吁美国尽早与苏联展开谈判，停止核军备竞赛。

讲座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的是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核禁试问题的争论。最初，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出于巩固对苏战略优势的目的，坚持要求继续进行核试验，强调核武器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和基础，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美国的核力量，确保核优势，需要不断进行核试验。为证明核试验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以特勒、欧内斯特·劳伦斯为代表的美国反核禁试科学家也参与了美国政府内部有关核禁试问题的讨论。特勒等人认为，无需核禁试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与其他辐射源相比，核试验所产生的辐射无关紧要；二是核禁试无法实施有效监督，苏联有可能因此秘密进行核试验且不会被发现；三是为了研究“清洁”的核武器，美国应更多试验，在今后六到七年内即可研制出不产生放射性尘埃的核武器。

然而，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对待核禁试的态度与军方及反核禁试科学家相左。杜勒斯认为，鉴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为影响世界舆论，改善美国的形象，美国应当做出姿态，通过谈判来扭转美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境地；同时他也认为，阻止第四个核国家的出现是“当务之急”，也是美苏之间“一个主要的共同基础”。国务院的不少官员也与杜勒斯持类似观点，这使艾森豪威尔在核禁试问题上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一方面，为了扭转这一时期出现的所谓“导弹差距”，美国亟需进行更多的核试验，不断增强自身的核力量建设；另一方面，面对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使得他不得不在限制军备竞赛方面有所行动。在反复权衡后，为谋求更大的国际政治利益（而非公共健康权利），艾森豪威尔决定就核试验问题与苏联谈判。

讲座的第三部分是关于美国在日内瓦核禁试谈判中的政策。1958年7月，美、英、苏三国就核禁试问题的谈判在日内瓦拉开序幕，三方围绕核禁试的规模、核查、监督手段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进展。通过谈判，美苏在核禁试问题上的立场已相当接近，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暂停核试验的期限以及对苏进行现场核查的次数。苏联在谈判中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多次做出妥协、让步，但美国在核查问题上态度僵硬，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致使会谈未能达成协议。

讲座的第四和第五部分是关于肯尼迪政府恢复核试验的缘由、经过与后续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面临入侵古巴失败、柏林危机等一系列危机，需要塑造“强硬”形象以稳固国际地位、对抗苏联；而肯尼迪政府受到的军方压力也远大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61年8月苏联恢复核试验后，时隔一个月，美国也恢复了地下核试验。1962年4月，美国又恢复了大气层核试验。

美国恢复核试验引起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的一片哗然。虽然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声明，大气层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将会被控制在最小限度，不会对人的健康造成危害，也不会污染环境，但国际国内社会均不认可这一说辞。印度、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瑞典等国提出了立即停止核试验的要求，美国民众也通过抵制牛奶运动等方式反对恢复核试验。对此，美国国务院指示各驻外机构应采取“积极”措施，尽可能减少美国恢复大气层核试验的影响，同时谋求通过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以安抚国内外舆论对放射性尘埃危害的担心。

讲座最后，赵学功教授得出两条核心结论。首先，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对放射性尘埃的担心是促使美国进行核禁试谈判并达成部分核禁试条约的重要因素，对美国的核禁试政策产生了多重影响。其次，全球反核运动虽声势浩大，但仍在影响力上具有局限性。

讲座结语

讲座结束后，王睿恒副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简要总结与点评，认为这次报告详细梳理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反核运动对美苏达成部分核禁试条约的影响，既关注了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外交决策，同时也考察了跨国运动、国际组织对冷战史的塑造。在提问环节中，赵学功教授回答了“联合国在核禁试问题上发挥什么作用？”“内达华试验场的建设与一系列核试验造成的环境危害与强烈的民众反对，是否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同苏联就核禁试问题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如何看待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美国禁试核武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什么原子能委员会在这个议题上与军方的观点高度一致?”等问题，线上参加的师生热情参与了上述问题讨论和交流，并表示受益匪浅。本次讲座在热烈的“线上掌声”中圆满结束。

讲座纪要撰写/李杰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