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大西洋奴隶制与近代世界的形成

2022年5月23日，“北大文研论坛”第162期在线上举行，主题为“大西洋奴隶制与近代世界的形成”。文研院邀访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杜华任召集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崇明、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勇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侯深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杜华老师以“欧美学界关于大西洋奴隶制的新研究”为主题发言，引出论坛的核心议题。在发言的第一部分，杜华老师首先介绍了大西洋奴隶制的大致发展历程。十六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在美洲的扩张，奴隶制在大西洋世界快速兴起，持续了近三个世纪之久。从1441年到1880年，大约有1100万非洲人被运到美洲殖民地，其中约有95%（1050万奴隶）被运到拉丁美洲，其余50万被带到北美地区。在早期欧洲人抵达非洲之前，当地就长期存在奴隶制。非洲的奴隶制规模普遍较小，但在如今的贝宁（Benin）和尼日利亚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存在奴隶人数过千的大种植园。美洲奴隶一般被认为来自非洲沿海、大西洋沿岸地区，但最近的一系列研究显示，早期的奴隶贸易中多数奴隶来自西非，而非大西洋沿岸。与新大陆相比，非洲的奴隶拥有更多权利， “奴隶可以结婚，有财产；拥有一个奴隶；宣誓；成为合格的证人；并最终成为其主人的继承人”（Milton Meltzer, Slavery: A World History）。

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导国家先后从葡萄牙、西班牙转到英国。截至1600年，约有367000名非洲奴隶跨越大西洋来到美洲。与种植园经济形式相契合的蔗糖在17世纪初成为利润最大的大宗农作物，这激发了奴隶制在大西洋世界的快速扩展。烟草、可可、玉米、棉花和靛蓝等作物的种植也主要在奴隶制种植园中进行。杜华老师提示，在大西洋奴隶制兴起过程中，宗教信仰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天主教会要求所有非洲奴隶在抵达美洲后的一年内接受洗礼。18世纪末期，随着1791年海地革命的爆发，大西洋奴隶制的废除拉开了序幕。1804到1818年，丹麦、英国、美国、瑞典、法国相继废除奴隶贸易。拉丁美洲独立革命的接连爆发，1820年代，智利、墨西哥等新独立的国家陆续废除了奴隶制。此后30年，英国、法国、美国相继废除奴隶制。1888年，巴西废除了奴隶制。

接下来，杜华老师勾勒了近年来西方奴隶制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和由此产生的新概念“第二奴隶制”（The Second Slavery），及其在对近代世界形成的理解方面的推进。这一概念暗示，在19世纪存在一种全新形态的奴隶制，与18世纪末期之前的奴隶制相比，它不仅没有衰落，可能更加兴盛了。“第二奴隶制”致力于构建一种异于传统的叙事。

1835年，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时，曾有一段细致的的观察：

“一个人乘船顺俄亥俄河而下，一直旅行到该河注入密西西比河的河口，简直就像在自由和奴役之间航行……在河的左岸，人烟稀少，偶尔可见一群奴隶无精打采地在半垦半荒的土地上游荡，被砍伐的原始森林又长出新树。可以说社会已经入睡，人们懒散，唯独大自然还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色。相反，从这条河的右岸，可以听到机器的轰鸣，表明远方有工厂。田里长着茂盛的庄稼，雅致的房舍显示着农场主的爱好的兴趣，到处是一片富庶的景象。”

这一描述可谓切中了大西洋奴隶制经典叙事的核心：奴隶制作为“传统”的表征，与“现代”隔岸相对。

《纽约时报》记者费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根据1852-1857年间在南部的游历所绘制的美国南部“棉花王国”的地图，遵循了同样的叙事模式。这个地图表明，奴隶制的生产效率其实不高，对奴隶制依赖程度越高的地区，棉花出口量却不一定越高。它其实在暗示，奴隶制衰亡之后，一个更有创造力和活力的机制将被建立起来。

在历史学界的传统叙事中，奴隶制是复古的（retrograde）、过去历史的遗留物（holdover），缺乏创新精神和动力，效率低下。18世纪中期以来，大西洋世界的革命、启蒙思想的发展、工业革命的爆发，都在根本上摧毁着奴隶制。废奴主义是新时代的象征，是自由劳动的胜利、资产阶级文化的上升、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崛起、民主政治的发展、人道主义改革的进行。奴隶制只是历史的偶然，大西洋废奴运动势不可挡。奴隶主尽管富有，却将在日益工业化的世界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极端保守（reactionary）、内在化（inward-looking），对未来充满焦虑和恐惧，紧紧抓住人力财产不放，试图规避可能遇到的危险。

近年来兴起的“第二奴隶制”研究从诸多层面挑战了传统叙事。学者们首先对一些“常识”提出质疑。18世纪中期以来，奴隶制真的在不断解体和衰落吗？如果奴隶制是在衰落和解体的，如何解释19世纪上半期它创造的巨大财富？为什么在19世纪中期，美洲所奴役的黑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学者们进而思考两个更为重大的问题。一是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奴隶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边缘和附庸吗？奴隶制违反资本主义精神吗？自由劳动的胜利是不是一个神话？二是奴隶制与现代性的关系。现代化是一个“解放”过程吗？当代是否存在奴隶制？过度剥削、过度商品化、阶级分化和制度不稳定性等问题引发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思考，对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转向的“不满”，以及西方史学的跨国和国际转向等一系列现实和学术动力推动了“第二奴隶制”的研究。

接着，杜华老师介绍了在“第二奴隶制”学术潮流中的几本重要著作及其核心观点。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所著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是关于奴隶制新研究的奠基性作品。他指出，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兴衰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力量。英国废奴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规模集中强制劳动的高投入、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和垄断经营，使得奴隶制利润快速下滑，相比自由贸易效率较低——也就是说，原因不在人道主义革命。他强调，原始积累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学说不被当时的主流学者接受，在此后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学者。这是学术界第一本系统探究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著作，其核心表述被称为“威廉姆斯命题”。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与恩格曼（Stanley L. Engerman）合著的《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则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讨论奴隶制。和传统观点认为奴隶制无利可图、“垂死挣扎”不同，作者论证道，奴隶制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托米奇（Dale W. Tomich）在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制研究中则指出，过去的奴隶制研究基本上基于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两派理论，但两者之间存在割裂。他试图统合二者。在他看来，尽管自19世纪初以来，奴隶制面临废奴主义的威胁、其他经济形态的竞争等因素，但它只是改变了形态。

最近十年，学术界涌现了一批讨论“第二奴隶制”的新作：詹森（Walter Johnson）在跨国视野下对密西西比河流域进行了区域研究；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构建了暴力与创新共存的颠覆性叙事；贝克特（Seven Beekert）考察了“奴隶制、资本主义和强制劳工以及蕴含其中的暴力”，认为它们不仅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而且“处于资本主义的核心”。鲁德（Daniel B. Rood）在对“泛加勒比海地域”技术革命重塑奴隶制的研究中指出， 在19世纪初，奴隶制是一种全新的“野兽”。它自觉地现代化，无情地高效，并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几乎没有处于衰退状态。奴隶制只是在大西洋的边缘进行了重组，对于一个正在上升的世界经济体系来说，它变得更加强大而重要。

杜华老师总结道，有关“第二奴隶制”研究的新作超越了“威廉姆斯命题”，它们力图论证，奴隶制不仅自身极具资本主义性质，且为迅速发展的工业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奴隶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的边缘，而是其中心——它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新史学观点认为，自由劳动与奴隶劳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奴隶制的效率和生机并不弱于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并没有取代奴隶制，相反，后者被注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角落。奴隶制有可能与国家权力耦合，拥抱现代技术和创新精神。这派观点也面临一些批评，如对“资本主义”缺乏清晰的定义、对政治经济理论了解不足等等，但确实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有助于打破时代分期和视野局限，重新思考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充分揭示了自由的脆弱性，让人们意识到废奴主义与奴隶制可能是现代化的“一体两面”，二者的斗争并未终结。

牛可老师对杜华老师的发言作结，并提出了自己关于大西洋奴隶制问题的主要关注方向。他总结道，十年来对大西洋奴隶制的新研究远远超出了既往在马克思主义视角和世界体系理论下建立的奴隶制叙事，而奴隶制议题的复杂性也说明了美国这个国家的复杂性。牛可老师表示，目前美国学术界的研究倾向是强调奴隶自身的能动性（agency），突出他们自身在解放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一个目前为止似乎没有得到有效应对的问题是，在奴隶制兴起的过程中，白人群体中一直有反奴隶制的思想和声音，它们到底在奴隶解放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贵格派长期反对奴隶制，到后来彻底要求教徒放弃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以“波士顿婆罗门”为代表的新英格兰地区的精英们，很多也反对奴隶制，并给予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这位著名的黑人废奴主义者提供了帮助。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为代表的反奴隶制政治家，同样也对奴隶制的废除产生了影响。牛可老师提示，在美国这样一个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愿景而设计的社会中，奴隶制的沉疴痼疾竟然能够成长到那样庞大的程度，本身说明了美国社会的复杂性；而对这一“道德毒瘤”进行坚决割弃的信条激情在美国社会是怎样上升的，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接着，崇明老师梳理了以洛克和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对奴隶制的看法。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有学者在批评现代性与自由主义的意义上倾向于认为奴隶制是现代性内在的一部分，直指奴隶制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也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为政治自由主义所袒护；部分研究即从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入手来证明这一点。崇明老师反对这种观点。他表示，近代政治自由主义者是明确反对奴隶制的，他们大体会将近代奴隶制的政治渊源追溯到一种欧洲传统的专制和绝对主义思想上。崇明老师认为，奴隶制在19世纪上半叶在经济方面欣欣向荣并在19世纪中叶被废除，这一看似悖谬的现象可能就缘于政治因素。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持续批判可能是奴隶制走向废除的主因。

批评洛克支持奴隶制的论者认为，其财产权理论构成了对殖民制的辩护。但崇明老师指出，洛克非常熟悉同时代的自然法思想家，却从未支持过他们对奴隶制的辩护，这说明洛克并不支持奴隶制。例如，洛克反对格劳修斯提出的“自主奴隶”概念，在他看来，只有在战败情况下以奴隶身份免于处死的不正义侵略者这一种奴隶是正当的。另一种常见的批评指向洛克在《政府论》等作品中关于美洲无主荒地的提法。崇明老师指出，洛克固然认为，无人施加劳动的物品就是无人占有的，没有被施加劳动的土地就是荒地且是可以被占有，但他实际上认为印第安人对土地施加过劳动。印第安土著的农业形态尽管比较原始，但也是一种耕种；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及的无主荒地，指的是完全没有任何人劳动触碰过的土地。在他看来，印第安人是有智慧、有理性的种族。此外，将洛克起草卡罗琳娜殖民地章程的行为视为他支持奴隶制的证据也不妥当，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代理行为，可以类比于律师代理起草遗嘱，因此并不代表洛克本人认同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洛克在光荣革命后参与废除了向拥有奴隶的殖民者奖励土地的政策。崇明老师指出，洛克把奴隶制追溯到绝对主义君主制，认为它从根本上起源于原始主义，而非自由主义。

从殖民主义和奴隶制问题批评启蒙运动这一潮流的代表萨拉·穆兰认为，伏尔泰、狄德罗在内的启蒙思想家都卷入了奴隶贸易当中，甚至染指过奴隶买卖。他主张孟德斯鸠也为奴隶制进行过辩护。崇明老师指出，这种观点也难以自立，因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15到第17卷中曾经详细讨论过关于奴隶制的问题，并从各个方面批评了奴隶制。但崇明老师也提示孟德斯鸠思想的复杂性，比如孟德斯鸠认为，在气候炎热的地区，民众往往会因为懦弱变成奴隶；在专制国家中，一些人会为了自保而卖身，这些情况都是合理的。但在根本上，孟德斯鸠还是将奴隶制溯源到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这点与洛克一致——两位思想家对专制制度的批判，指向的就是奴隶制。

张勇安老师简单梳理了前两位发言人的观点。他指出，杜华老师所介绍的研究新动向确实挑战了传统上对现代世界形成的动力机制（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三大运动）的理解，展示出奴隶贸易在现代世界中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张老师强调，这种新的研究动向启发研究者进一步从下而上地观照历史，突破以精英视角审视近代世界兴起的研究角度。比如，该以何种方式从道义角度乃至学理角度驳斥福格尔的颠覆性叙事？此外，张老师强调，国内研究需要进一步澄清奴隶贸易、奴隶制等关键概念之间的区别，不仅关注奴隶制或奴隶本身，更需关注流动的、过程性的奴隶贸易以及经济行为所带来的人口流动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后续效应。张老师指出，东南亚地区的种植园制度和奴隶贸易也是目前关注不多但值得挖掘的问题。亚洲的奴隶贸易与欧洲、非洲之间的奴隶贸易呈现出哪些不同？之后，张老师指出，黄热病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中的作用问题，值得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和考察。1648年，黄热病在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开始出现，此后的两个世纪里，黄热病在美洲、非洲及少数欧洲国家流行。当时的殖民者发现，许多非洲黑人对黄热病具有极强的免疫力，但众多欧洲白人以及当地的印第安人却毫无抵抗能力。因而，黄热病造成的奴隶人口缺口成为奴隶贸易的重要因素。随着贸易传播的疫病还影响到海地革命等重要的历史事件。新史学提示研究者们，需要深入生态、疾病等超出人类文化所创造的力量当中，来考察现代世界的形成。

随后发言的侯深老师从环境史的角度分析了奴隶制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之间的关系。侯老师首先将奴隶制放在人类文明史的时间轴中来考察。人类文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形态的奴隶制，在19世纪的百年间，奴隶制从道德角度彻底分崩离析，这实际上是一个反常而有趣的问题。奥德赛处死不贞的女奴在当时被认为是合法的，《红楼梦》中宝玉也没有怀疑过役使奴仆在道德上的不合理性，那么，反对奴隶制的道德观念，、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侯深老师指出，这需要从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所提出的“第二地球”的发现来考察。新大陆的发现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充分的矿产、水源等资源，仅仅依靠白人劳工，这片土地无法“充分被奴役”，无法产出最大的财富。此时，奴隶制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现代奴隶制重要的两个特性是驯化和资本化。驯化意味着现代奴隶制采用种族意识形态等手段驯化奴隶，而不是通过传统的战俘、贡品手段。资本化则意味着，现代奴隶区别于传统家奴，种植园奴隶指向的是资本世界的不断兴旺且是为了创造更大的财富——这是与征服自然、奴役自然并行的。美国在1850年前对奴隶州与自由州的界定，实际上也和大平原地区不适宜发展种植园经济的自然条件有关。而在1850年左右，对于不断扩张的土地的掠夺基本告一段落，由此，内战在酝酿十年后宣告爆发。而在19世纪，奴隶制之所以无法在道德上被接受，原因在于它已经无法获得更高的利润，加之生态的彻底崩溃，植园经济难以为继。最后，侯深老师总结，在道德角度思考自由与奴役并非我们的发明，正如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所说，每个人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奴隶，自由可能永远只是一种幻想。

自由交流环节，杜华老师就南部地区的棉花生产与北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对土壤状况的要求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扩张需求差异向侯深老师提问。侯深老师指出，棉花和烟草确实是对土壤肥力消耗更大的植物。同时，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化石能源开发的重要作用。这使得中部大平原的开垦不再需要密集劳力，而可以选择种植依靠机器开垦的小麦。杜华老师接续张勇安老师的问题，对东南亚地区奴隶制规模不大的原因提出了疑问。侯深老师认为，在密度和强度上，东南亚种植园经济与美洲种植园经济差别不大，但从地理尺度而言，“第二地球”的发现所产生的效应比偏居一隅的东南亚更加明显。所谓“scale does matter”，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地理尺度造成的。张勇安老师补充道，黄热病没有在亚洲传播，因而没有造成人口的缺口，可能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之后，杜华老师就托克维尔关于美国与美俄之间关系的判断对崇明老师进行了提问。崇明老师表示，托克维尔对奴隶制的理解确实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在托克维尔看来，奴隶制固然是美国走向内战的核心原因，但即便被废除了，也无法在民情中塑造一种种族平等的观念，所以它一定会在这个问题上面临挑战。托克维尔还认为，美国最终将解决印第安人、黑人、白人三个种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点也令人深思。而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扩张与俄国所代表的国家主义的扩张，确实可以在逻辑上推演出二者之间必然的冲突。最后，几位老师就牛可老师所提及的福音派在反奴隶制中发挥的作用问题进行了简要交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奴隶制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学术议题，对于理解人类文明的演进和我们当前的处境均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更多的学者加入相关研究中。